陈独秀和鲁迅 || 张维舟（河南孟州）
陈独秀和鲁迅
文/张维舟
编辑/落英小桥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并肩战斗，锋芒所向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和帝国主义经济、文化、军事侵略，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在历史舞台上又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推动了历史进步。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队伍出现了分化，出现了不同的政治走向。陈独秀同鲁迅有过密切的合作，也有过隔阂、误解和龃龉，但他们终究是大写的人，是“中国的脊梁”，尤其是陈独秀和鲁迅。中国不能没有陈独秀和鲁迅，世界也不能没有陈独秀和鲁迅。
鲁迅参与编辑陈独秀办《新青年》，与陈独秀共过事。他们相识是钱玄同起中介作用的。这在鲁迅《<呐喊>自序》中有详细的记载：
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寂寞苦楚，度日如年，靠钞古碑打发光阴。一日《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文中叫“金心异”）来访，见状，便启发道：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显然是陈独秀和他的同仁们一起拟就的题目，对鲁迅启发开导。鲁迅回答很爽快：
“然而几个人既起来；你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真是一拍即合。鲁迅是这样讲述自己当时的认识和在此以后的活动的：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从现在来看，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狭隘片面的观点，然而，历史地看则有其合理性。中外古今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或者在历史转折紧要关头，都有进步的社会思潮开路，而文艺往往是打头阵的。鲁迅为《新青年》撰稿接着应邀到《新青年》做编辑，体现了一种革命自觉。用鲁迅的话来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这“将”是谁？无疑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这同后来鲁迅追忆自己的创作道路，写《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认识和纪实是一致的。鲁迅文中说自己写小说“不过想利用他（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就是这样，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在《新青年》上发表52篇文章。鲁迅的作品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
鲁迅对陈独秀的印象是极好的。鲁迅在1934年8月1日写的《忆刘半农君》道：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A1] ----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对陈独秀表里一致、心口一致、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精神品质由衷敬意。
五四之后，中国社会出现大的社会变革，陈独秀和鲁迅个人生活都发生大的变故，二人就再也无法直接接触了。
先说陈独秀。大约1919年前后，陈独秀就和李大钊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先驱。1920年4月陈独秀到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他本人虽因故未出席，依然被选举为中央局总书记，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连续五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操控下的中共中央以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为由，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的职务，1929年11月又因陈独秀是托派，被开除出党。1931年5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判有期徒刑十三年，1938年“七七”事变后予以释放。1942年5月27日客死四川江津县，终年64岁。
再说鲁迅。五四以后，鲁迅继续在北京教书和著述，1926年8月，因支持爱国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通缉，于是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次年1月又到广州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到上海，此后，他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专事写作，同各种反动势力和社会思潮进行斗争。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病逝世，终年50岁。
1927年，对陈独秀和鲁迅都是关键的一年。陈独秀1927年被他亲手创建的的党所抛弃，此后，厄运接踵而至，直到1942年凄然离开人世。鲁迅则在1927年，由于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原先的进化论轰毁，认识到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三十年代初参加“左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光辉旗帜。1936年“左联”解散，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逝世的时候上海进步文化界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他的遗体上覆盖着红绒布，上面有“民族魂”三个大字。
从1927年到1936年这九年期间，陈独秀被冷落，进而蹲国民党的大狱，失去自由。但陈独秀并未停止思考，相反他依然以共产党人的姿态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当局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屈从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表明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矢志不渝的立场。他还在狱中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可能，同外部联系，写文章传话，抨击时弊，对有些事情表明态度。在许多问题上同鲁迅不谋而合，如：
一，为了使工农大众及其子女受教教育，陈独秀在狱中研究语言文字，探究语言大众化，写了许多专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同样鲁迅也同瞿秋白等花很大的精力研究汉字拉丁化、提倡大众语，鲁迅还写了《门外谈文》《汉字和拉丁化》《中国语文的新生》等文章专门探讨这些问题。
二，对刘半农去世态度惊人一致。刘半农曾经是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战友，在五四时期朝气蓬勃、虎虎有生，为新文化运动做过贡献。后来钻进故纸堆里，一味求“深”，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刘半农1934年7月14日逝世。鲁迅写了纪念文章《忆刘半农君》。鲁迅在文章结尾处深情地说：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是“浅”罢，却于中国更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爱憎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扼腕。
陈独秀针对胡适送来的挽联：“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弱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由感叹说：
说他（刘半农）对音韵一道并没有什么研究，但在法国人面前，大谈音韵，以为法国人不懂音韵，讵料法国的音韵学家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使他面红耳赤，息鼓而逃。一个人应该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去做学问，不知并不羞耻，强不知以为知，必然大丢其脸，弄到无地自容。刘半农就是“猪八戒的妈妈漂海 --- 丑死外国人”（ 摘自《纵横》杂志2010年第五期 作者朱洪）
陈独秀和鲁迅都从为人为学为文方面提出忠告，入情入理。
三，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祖国大好河山拱手相让。另一方面却在北京、杭州等地祭孔、扶乩、做道场，大搞封建迷信，鬼怪翩跹，乌烟瘴气，生灵涂炭，饿莩遍野。对此荒唐举措，陈独秀在监狱中写诗讽刺道：“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四方烽火如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鲁迅也写了诗《秋夜有感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杂文《法会与歌剧》等，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陈独秀对鲁迅的作品是非常推崇的，对鲁迅为人更是敬重有加。陈独秀在1937年《宇宙风》旬刊第52期上发表的《我对鲁迅的认识》中说：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是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年，他还没有接近（共产党——张维舟注）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打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前夕党的高层某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英明领袖”评说“是人不是神”，振聋发聩，殊不知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陈独秀评说鲁迅的时候就说过这类似的话。）
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仍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鲁迅对陈独秀亦是如此，对此前面已有说明，这里不在赘述。
但是，这并不意味陈独秀与鲁迅之间没有隔阂。不是这样。在三十年代，由于复杂的原因，他们之间的关系上蒙着一层阴影。举例说明之：
一，1933年4月17日，鲁迅写杂文《言论自由的界限》，无情地揭露和辛辣地讽刺胡适和他所代表的“新月派”，指出胡适等人对国民党当局“小骂大帮忙”。锋芒所指就是胡适，就是“新月派”，对此，一般不会有什么歧义。但不知怎的，狱中的陈独秀却认为这是挖苦讽刺他陈独秀的，立即做出反应，他说：
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鲁迅为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这句话。
这是怎么回事？陈独秀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我查阅了陈独秀传记，发现1933年4月15、16、17三日，陈独秀在国民党法庭上，痛斥国民党黑暗专制，卖国求荣，宣传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理。当时国内的报纸都用显著的版面刊载了这个消息，整个倾向是肯定的，大得人心，认为这是不惧黑暗，伸张正义。是鲁迅另又洞见，把陈独秀同胡适视同一律？还是陈独秀读鲁迅的《言论自由的界限》，误认为这是矛头对准自己的？但不论是哪一种，陈独秀表现出来的的态度是很温和的，对鲁迅依然敬重有加，出自肺腑。
二，鲁迅临终前夕收到托派骨干陈仲山的信和托派刊物若干，陈仲山希望得到鲁迅的支持。鲁迅则以公开信《答托洛斯基的信》作答，信中暗示中国托派拿了日本人的津贴。文中有言：“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以表明对托派的唾弃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此公开信一度被视为鲁迅临终的“政治宣言”。“文革”中出版的《鲁迅杂文书信选》，把该篇列为首篇，注释中竟然认为“鲁迅在这封公开信中，愤怒地揭露了这伙托派的卖国嘴脸，公开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表达了他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感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瞧，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用上了！）陈仲山没料到这样一个结果，痛苦难当，抱头流泪，连声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陈独秀批评他莽撞，不该抱此幻想，自讨苦吃。
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鲁迅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同共产党人有过接触，但接触范围很小，主要就是周扬那么几个。周扬几个对鲁迅不了解，不尊重，常常颐指气使，胡乱发号施令，鲁迅十分反感。鲁迅同党的上层接触，早期有李大钊，接着是瞿秋白，后期主要是通过冯雪峰间接了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党要领导全民抗战，党的政策也要作相应的调整。鲁迅对此只了解大概，不可能了解更多。“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更何况鲁迅是党外人士，是团结的对象。对当时党内高层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散布托陈取消派“拿日本人的津贴”的谣言，社会上都信以为真。（在当时条件下痛斥陈独秀等托派“拿日本人的津贴”，岂独鲁迅然？）陈独秀和他的同志却有口难辩，恼怒异常，却都无可奈何。
写到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事情绝非那么简单，胡风在平反以后回忆录《鲁迅先生》中作为事件的目击者和当事人有详尽地描述，他说：
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有机可乘，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赃。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之争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到病情好转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新文学史料》 1993年第一期 胡风 《鲁迅先生》）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不是鲁迅亲笔所写，而是冯雪峰拟就的，得到鲁迅的认可，第一次“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第二次“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鲁迅病情好转以后，胡风说“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回答：“我看一点也不像。”鲁迅两次点头，当然表示首肯，但“只简单地”就没有那么爽快，“一点不耐烦的神色”，就更进一步，“我看一点也不像”，则明确表明鲁迅对此有保留意见。但这保留意见是什么呢？斯人已去，我们不能妄加揣测。
但我想，如果鲁迅活到现在，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516页的一条新注释，知道所谓“托派汉奸”“拿日本人的津贴”是出于共产国际的一个“错误判断”，他该怎么想？
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知道给他写信并寄来托派杂志的陈仲山后来在抗战中英勇牺牲，他该怎么想？（注）
如果鲁迅活到现在，读到陈独秀晚年对苏联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的谴责，进而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新思考的一系列论述，他又该怎么想？
……
我非常赞同当代著名学者孙郁的话：
看两人（陈独秀和鲁迅）的文章，我有时想，若说什么是中国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文本，惟此二人。
是的，“惟此二人”！
透过历史的苍茫，在风云变幻中，在霹雳闪电中，两只雄鹰搏击长空，朝一个方向奋飞----带着累累伤痕，带着痛苦呻吟，但更多时候是舔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引吭高歌。他们渐行渐远，不甚分明。
历史的迷雾一定会驱散，朗朗乾坤一定会出现，那时候再回顾这段历史，定是天高云淡，碧空如洗，明白如画。
注解：关于给鲁迅写信和寄送杂志的的陈仲山，最近从有关方面了解到：
陈仲山，原名陈其昌，河南洛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加入陈独秀的托派，并成为骨干。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陈其昌因替重庆搜集情报被日本宪兵逮捕，搜查中发现有托派刊物而被定为“共产党大案”。陈其昌被关在监狱中，受尽拷打，始终不吐，最中被日本宪兵塞进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菊野文化传媒编委会：
诗词： 大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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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钟金洲
槐花飘香 湘子 新新 五月雪
组稿：罗学贵 湘子 剧明水 伤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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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伤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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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菊野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