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青 || 以物为证：藏家眼中的古丰城
以物为证：藏家眼中的古丰城
洪州窑-孙吴屯田-古丰城建县及县址的迁移
作者：张华青
摘要：洪州窑器是较早用于远程贸易的类工业产品，有较高的利润空间和生命力。丰城洪州窑大致出现于西汉，三国孙权时期，洪州窑是孙权政府的官窑，是孙权政府的财源之一。孙吴屯田制在三国时代不仅有效解决了军粮的供应，也解决了兵员的训练与供应。丰城属于孙权的管辖范围，也是孙吴实施屯田制的地方之一。孙权称帝前，丰城屯田带有为孙权隐避地、培植势力的性质。因此，丰城建县是孙权实施屯田制的产物，丰城县址的变迁既与丰城地形有关，又与当时政权的变化、国家的统一相关，也与洪州窑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在丰城大地上，至少五千年前就有人类聚居。考古发现，分布于赣江东南岸的五条水系上，每条水系旁至少存在着一个新石器晚期时代的人类聚居遗址。在这些遗址上发现了大量的类似于良渚文化的石器和古陶。在荣塘发现过一个大型的类似于良渚文化的玉琮（现藏于丰城市博物馆）。2014年修建东昌高速时，在桥东更新村发现一个带有护城河（沟）的新石器晚期的人类聚居地遗址，让报道它的记者惊呼：“江西最早的城里人在丰城”。这些均表明丰城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历史。
依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丰城洪州窑的烧造历史可以上朔到西汉。笔者收藏有一个西汉带铭文陶灶，铭文为“主人属作工细灶直之一斛”，其中的“属”通“嘱”，“直”通“值”。这组铭文透露了洪州窑器的四个信息：一、有定制品（主人嘱作）；二、产品有精、粗之分（工细灶）；三、有价格体现（值一斛）；四、西汉产品（造型及上面的纹饰和隶书字体，晋代的青瓷灶造型与它一脉相承）。“斛”是计量单位，换算成现在的重量大概一斛是58斤，一个用于陪葬的陶灶模型就价值58斤谷子，可见烧制陶瓷利润还是比较大的。仔细分析洪州窑的发展史，我们发现，洪州窑的发展，真正体现了“敢想敢做重情重义”的丰城精神。
汉代的衰落与消亡起于灵帝终于献帝。184年黄巾军起义，各路诸侯以剿灭黄巾军为幌子，招兵买马称雄一方。通过数十年混战，最终形成曹魏、孙吴、蜀汉三国鼎立的局面，古丰城（富城县）就是建于这个混乱时期（公元210年）。
从孙坚借剿黄巾军名招兵买马投袁术成为将军，到孙坚于岘山之中被黄祖部将暗箭射杀时，身边只带了三十人，死亡时所有部将也仅有千人。父丧，十七岁的孙策将母亲和弟弟托附给在丹阳郡任太守的舅舅吴景，在父亲的葬地曲阿招募了几百精壮，于兴平元年（公元193年）投奔了父亲的故主袁术。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被袁术赏识，将孙坚旧班底千余人马交给了年仅18岁的孙策并封之为校尉。
后来，孙策带着这千人渡江并借此脱离了袁术的控制。“孙策先摧刘繇，后破会稽，遂自领会稽太守，出兵驱逐江东军阀严白虎，义收勇将太史慈，如同摧枯拉朽一般降伏了江东诸州郡，从此江东姓孙。”（百度）
当时的江南并非蛮荒之地，江北江东多豪族大家。孙氏在江东建国，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东豪族的支持。但江东豪族对孙氏政府又多有掣肘，他们对孙氏政府的支持都是基于自己的利益，属于有限度的有条件的支持，这种支持形式严重束缚了孙氏的手脚。孙氏政权另外的依靠力量是北方等地迁移过来的寓客，而寓客则属于墙头草的性质。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之掌事，成为一方诸侯。如果说孙坚、孙策打下了江东的基业的话，更加雄才大略的孙权通过明里暗里改良过的屯田制度，隐避的培植着自己的势力，为后来的称王称帝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为了对支持自己的豪族及寓客进行战略报答，壮大培植自已的力量，在孙权早期就出现了给客制度。“建安十九年（214），孙权取皖城，以吕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浔阳屯田六百人。”通过屯田制，孙权在江东逐渐培植起自己的军事势力（其政治势力另有培植法）。从此也可以看出孙吴的屯田制实际上是与食邑制相结合的。
有人说富城县（古丰城）是因为屯田而建县，这话有一定道理。汉末三国时期，军阀混战，人口急剧下降，人们流离失所，耕地荒废生产力低下，军需跟不上军队供应。屯田制就是为解决军需及军队兵源而采取的一种制度。
三国时的屯田制是由枣祗首倡（196年开始民屯，军屯始于建安末年），为后世开创了一种大规模的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先例。东吴最早的屯田记录则是陆逊屯田。《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年二十一……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时吴、会稽、丹阳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这些记录，说明吴的屯田与魏一样，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也表现出屯田制的一个作用是接纳流民。
陆逊生于183年，二十一岁应该是公元204年。实际上东吴的屯田制早于这个时候。《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的话：“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可知孙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时耕田种地，有战争就参加战斗，这与曹魏的军屯大体也是一样的。
“和邑”汉晋洪州窑港塘遗址出土
在丰城洪州窑石滩镇港塘东汉三国时期窑址群、同时期的曲江缺口城遗址中都发现了带字窑具残片，缺口城遗址仅发现了数片（为江西省考古所保存）；港塘窑址则发现了很多，有的上面就刻有“和邑”、“范邑”、“范二邑”、“剑邑”（刻剑邑的存于省考古所）等文字,同时还有“聂参军”、“许都水”丶“余都尉”等官职文字，这些实物填补了史料上吴国屯田记载的不足。“参军”与”“都尉”官职大家耳闻能详，而“都水”官职在东吴除了收取水利渔业税收外，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为水军筹集军费。
有传说，曹操起兵初期有一半的军费来自于有组织的盗墓，组织了专门的盗墓部队，设置了盗墓部队首领“摸金校尉”。孙权在江东无大墓可盗，在属地丰城却发现了利润可观的洪州窑，于是派出官员参与到洪州窑的烧制与销售中，其它的邑主们也纷纷加入。这就是港塘窑址群窑具残片上所刻文字的源由。
孙权政府通过屯田获得军粮和士兵，通过控制洪州窑的烧制与销售获取财源，这也是其财政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客观上使得洪州窑带有一定的官窑性质，也加快了洪州窑的发展。技术的积累还使洪州窑在两晋南北朝时呈爆炸式发展，烧制水平与产品质量远高于同时期的其它青瓷窑口，产品行销全国十几个省市。洪州窑也因此奠定中国青瓷发源地的地位。
“聂参军”汉晋洪州窑港塘遗址出土
港塘窑址带字的窑具残片的发现，证明官方以及“食邑主”通过烧窑来取得经济效益，也说明丰城在建县之前屯田制就广泛存在，而且是与食邑制相结合，是孙权扩充军事实力的重要途径。思明居士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孙吴政权屯田的目的在于开发江南地区，传统的经济区域不能满足孙吴的扩张需要，因此将其占领的南越土地变为自身农业生产用地的需要便极为迫切……孙吴的屯田促进了国力的增强，有效的维护了其世袭领兵制,保证了孙吴军政机制的有效运转……东吴的屯田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对于各民族间的融合,经济重心的南移有着巨大的作用。”
尽管孙权很早就在丰城范围内实行了屯田制，但并没有置县，这是因为当时孙权的官职只是个将军。直到孙刘结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孙权才派出军队放手开疆拓土，施展宏图抱负。公元210年，孙权派出部队在乐安县一带山区，剿灭山越族人，由于乐安与丰城东南部山区紧紧相邻，这次剿灭的范围实际上就包括了古丰城的这些地方。孙权也借机将古丰城从南昌县拆分出来，建立了富城县。
根据考古发现推测，富城县址应该是在荷湖、洛市、丽村、桥东、荣塘包围之中的平原地带。在这个区域内，既有“金盆架”、“凤形山”两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有洪州窑古窑址。在荷湖乡现在仍有称为“留屯”、“车草”（车槽）的村落名称，遗留着屯田制的痕迹，荣塘的江下村也有屯田屯军的传说；“尚山遗址”也是一个可能之处。该遗址周边乡镇均有汉代古墓群，旁有丰水、富水，乘船可以直达赣江，通过鄱阳湖进入长江，直达孙权政府的中心区域。
“许都水”汉晋洪州窑港塘遗址出土
由于富城县是为了屯田而设立，所以数十年间都处于“城廓未峻，人员未聚”的状态。直到280年三国结束，吴国灭亡，全国统一，富城县的屯田制失去了建立时的意义。晋大康元年（公元280年），丰城县址搬迁到交通更加便利、距赣江更近的荣塘县址处，县名也更名为“丰城县”。
晋代实现了全国的短暂统一，洪州窑在丰城大地蓬勃发展起来，因为原料的关系，沿着赣江西岸，相继又出现了曲江罗湖和同田龙雾州二个中心窑址群。这二个窑址群从水路走，距港塘中心窑址群并不远，承继了港塘窑址群的成果与技术和人员（港塘窑址群延烧到了隋代）。由于此时吴国已经灭亡，孙吴政权对洪州窑的控制力消失，因此罗湖、龙雾州二个中心窑址群里，再也没有发现过带字的窑具残片，这反过来也印证了港塘窑址群带字窑具上的字与孙吴政府及屯田主（食邑主及寓客）有关。
现在的考古发现，洪州窑址实际上分布在丰城全境（包括东南部山区）。因为洪州窑的烧制和屯田产生的邑市在晋代统一时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在丰城引起了更多的人口聚居区域。洪州窑器在南北朝时又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时代。这时位于丰城西南境的丰城县衙（位置在现在的荣塘中学旁）对全县的管理就显得吃力。以县大难治，因割县之东境，分立广丰（县治石滩故县）、新安二县（新安县址不明，疑在秀市境）。
丰城淘沙出土的新石器晚期石斧和箭簇
其时的石滩故县，几乎是处于古丰城的中心地带，东南部的五条水系在此处交汇，经清丰山溪在小港一带进赣江（也可通过渠道连通杜家湖进赣江），交通十分便利。由于洪州窑的烧制和屯田的原因，石滩故县港塘一带已经形成了较大的集市，作为广丰县址条件得天独厚。
前几年，笔者在秀市的同造附近发现了洪州窑唐代窑址，据说在水库中还有洪州窑早期的窑址，因为水大没有进一步探究。但丰城孙姓很多出于同造，这里也有很多与三国孙氏相关联的传说。在南朝也应该是有较多的人口聚集，也一直有传说富城县址在秀市。根据当时丰城的状况，笔者认为应该是新安县址在秀市比较可靠。
隋初，国家经过南北朝的混乱（丰城相对的安定）又一次得到了统一，废新安入广丰县；隋开皇九年（589），并丰城（县治荣塘）入广丰县（此时新安、广丰、丰城三县合一），荣塘县治遂废。
这次的县址变更，也是在国家大一统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央政府一方面为了经济，主要表现是南粮北运，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江南门阀世族的统治力度。积极的开通南北运输通道，调整南方的政治体系也就理所当然。
仁寿二年（602），避炀帝杨广讳，复名丰城。
大业十二年（616），林士宏（弘）陷豫章，县治废。唐武德五年（622），复置丰城县，属洪州。并以原治（今故县）毁于战火，于永徽二年（651），移县治于章水东岸（今老城区）。
天佑二年（905），梁王朱全忠因其父名诚，遂改丰城为吴皋。五代唐同光元年（923），复改吴皋为丰城。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以丰城户满五万，升丰城为富州；洪武九年（1376），改富州为丰城县，至此，丰城县址及名称（1980年升级为县级市）再未更改。
丰城建县以来为何县址一直在赣江东岸变迁，并不迁涉西岸，应该是和丰城大地的地貌和周边的治所相关联。丰城的东南部，山峦起伏连绵不绝，成为天然屏障，东南部田地多而肥沃，沟河密布，有一定的战略纵深。且有五条内河由南向北与赣江沟通，物产丰富，运输十分便利。河西则是丘陵地带为主，赣江自泉港始，由西向东，依次环绕经过尚庄、曲江、同田出境，在同田境又通过锦江、药湖连通隍城、湖塘、梅林，没有战略纵深。连片肥沃土地少，沿江军事要塞多。在以屯田为目的的建县动机下，县址一直选择在赣江东岸也在情理之中。
洪州窑港塘窑遗址出土的南朝瓦当勾头
沿赣江自西向东，杨梓洲、黄金城、苦竹州、龙雾州、缺口城都做过军事要塞。其中的缺口城出土的青铜兵器，形制与春秋战国一样，缺口城出土的古陶器也符合春秋战国的特征，说明缺口城在春秋时期就是军事要塞。缺口城考古出土的东汉三国时期的洪州窑址，其窑具残片上带有与港塘窑址一样的文字，而此处是以屯军为主要目的，说明当时的孙权军政府确实参与了洪州窑的烧制与产品销售，洪州窑也的确属于官窑。
唐末黄巢之乱，分布于赣江沿途的洪州窑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逃入东南部山区的工匠在秀市、铁路、石江等地继续烧制洪州窑器。因为这些地方的瓷土中氧化铝含量相对的偏高，烧制温度得以提升。在石江钳石窑址于唐晚五代时烧出了真正的瓷器——青白瓷和黑釉瓷，也隐有秘色瓷片的发现。至此，洪州窑完成了由古陶至青瓷、由青瓷至真正的瓷器的发展历程，丰城作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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