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夏朝如何断代和确定，它已经显然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源头
西方朔
16小时前
敲黑板，说重点：
1.可以说，何新、黄河清、程碧波等是以“西方伪史论”表现的“新文化阿Q”代表人物。
2.无论对夏朝如何断代和确定，它已经显然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源头。根据目前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夏朝断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个距今只有4千年历史，而良渚文明证实中华文明至少有5300年以上的历史。因此，把夏朝看作是中华文明源头的观点显然是大错特错的。尽管对夏朝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但以上关于夏朝的这些基本结论已经非常清晰。
3.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普遍认可上山文化在万年前。
11400年前，这已经是新仙女木事件刚刚结束，农业文化刚刚开始的阶段。因此，对“中国是农业文化最早起源地之一”这一判断是有一定信心的。
4.随着农业文明持续3000年的小波浪相互传播，从更多科技积累中抽象出科学，于公元0年前后在古希腊出现最初完善的科学基础逻辑与几何学。（结论：现代科学基础源于古希腊）
原创 纯科学 纯科学 3天前
单起源论的两种对立观点
一、两种对立观点辨析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黄河清（笔名“河清”）教授于2021年春节前出版了《 以图证史：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一书，在网上引发了争论。可以说，何新、黄河清、程碧波等是以“西方伪史论”表现的“新文化阿Q”代表人物。
春节期间拜访了另一个观点“埃夏一体论”的作者刘光保先生，并且拜读完了他送给我近期出版的两本专著《发现夏朝》（2018年1月出版），《文明起源》（2021年2月出版）。刘老师和我谈到他的观点与“西方伪史论”者的尖锐对立，终于基本弄清了这场争论的微观前因后果，以及我过去感到非常奇怪的为什么会出现“西方伪史论”这种观点的微观原因。他们两位都下了一定工夫，并且都不同范围地去相应研究对象的埃及和古希腊当地进行过实地考察。我们主要关注和讨论的并不是其最终的结论（虽然我也会坦陈我自己的观点），而是其研究方法。
相对来说，黄河清老师的整个研究科学性非常弱。我观看过呈现他主要观点的视频，也看过他书中核心观点的文章。他本人主要是美术和艺术史专业出身。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当实在没有其他研究资料可用时，才会把神话和艺术作品当作研究相应历史的参考资料。例如，对于研究中国三国时期的历史，肯定是以考古发掘的文物，以及《三国志》等文献为依据，而不会以《三国演义》为依据。但是，黄河清老师的“以图证史”，却主要是大量引用多个历史时期的绘画艺术作品为依据，来证明古埃及金字塔是假的。这如同以《三国演义》中很多情节不是事实，就以此证明三国历史是假的是一个道理。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描绘同一个客观对象，一百个艺术家会有一百种不同的表现，而对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一万个人欣赏的时候会有一万八个不同的想法，这对艺术都是很正常的。但对于科学来说，所追求的是对同一对象有相一致的测量结果，并且任何人看这个结果都应当有一致性。
对于科学的测量来说，从客观的测量对象到最终的测量结果要经历很多环节，这些环节很可能存在误差因素。因此，并不能直接去把最终测量结果直接当成是原始被测对象，而必须要做误差处理。例如，有些人以博物馆的文物实在是太新了，因此认为这些文物是假的。但是，所有博物馆的文物都是从出土开始经过很多考古研究人员，文物恢复人员，文物保护等人员之手。尤其文物修复和保护人员就是要把文物修复得如同新的一样。故宫有大量专业的文物修复人员，有一个电视节目专门介绍他们的工作内容，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要尽最大努力把文物处理得和新的一样。有很多文物出于保护的需要，外面会加混凝土保护层。例如，在1962年，时任总理周恩来特批100万元巨额对敦煌石窟进行保护，外面加了一层混凝土保护层。这个工程于1966年完工。能说因为这层混凝土是20世纪的产品，就说整个敦煌石窟是伪造的，绝不可能在苻坚的时代开始建造吗？所以，真正要想研究历史，你需要尽可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至少得具备考古学的最基本的常识。黄河清老师大量引用的不仅是第三、第四手资料，而且太多是艺术家的作品，以及被大量文物保护处理后的文物资料图片外观，就说它是伪造的。这基本属于太外行的普通老百姓直觉想法，远远谈不上是学术研究。
黄河清老师提到西方的很多文物可能是假的，对此我们并不去判断。但是，就算我们认可西方某些文物是假的，那黄河清老师的书也只是在做一个“西方假文物漫谈”，而远远谈不上相关整个历史真假的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假文物的存在都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王刚在主持的电视节目《天下收藏》时砸了很多的假文物。有人甚至估计，连故宫里的文物都有5%左右可能是赝品。河南洛阳市伊川县烟涧村是一个专业的文物仿造村，专造青铜器文物，曾经年产值上亿。20世纪90年代初，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做的北魏彩陶俑。几乎骗倒了当时全国所有的专家，连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也不例外。专家虽然从肉眼判断这批文物是真的，但还是不放心，就使用考古中常用的高科技断代手段C14进行检测，发现这批陶俑在年代上与北魏完全吻合。即便如此，为确保万无一失，馆里又邀请苏秉琦、王仲殊、安志敏、史树青……几乎所有顶级考古学家、鉴定专家“过眼”。结果他们一致认可，确为真品。
在文物造假这方面，请西方伪史论者们别把西方人吹得太过了，在这方面咱中国人绝对不比西方人差。但无论中国还是欧洲，能仅仅因为很多文物是假的，就说相应的历史都是伪造的吗？
二、要用真正专业的证据和方法来证明
选择什么样的证据，以及如何对此进行误差处理，以此进行真正科学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2021年春节前我去浙江金华市浦江县的上山遗址考察，巧遇领导上山遗址和杭州跨湖桥遗址发掘者，著名考古学家、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蒋乐平研究员。
我（右）与蒋乐平（左）研究员
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我请教了他一个问题：上山文化根据碳14测量结果，被认为时间跨度为11400年前至8400年前。但当时有些专家对此有些疑问，原因何在？蒋乐平说这些专家认为陶器中的碳样有可能是当时土壤中存在的老碳，而不一定是当时人工掺杂的水稻壳的碳样。因此，现在的确在做的一个工作是把夹碳红衣陶中的水稻壳或稻秸专门取出来再进行碳14测量。我又问为什么不用热释光测年法进行验证性测量呢？（碳14是测量陶器中夹带的碳样，而热释光测量是直接测陶器本身烧制的年代）。他说热释光测年法精度比碳14要低，所以一般优先采用碳14测量。在河姆渡遗址的文物中的确采用了热释光测年法，所测的结果与碳14的结果吻合度非常好。后续的确会采用热释光测量法对上山遗址的文物进行难验证性测量。但不管怎样，在20年前“最少8000年前”的数据是所有专家们一致认可的，所以蒋老师他们写论文时都采用比较谨慎的“8000年以上”的说法。
另外还可以采用植硅体测量法进行验证。稻属植物特有的植硅体有水稻扇形、双峰形和并排哑铃形三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团队长期以来开展了大量现代植物硅酸体的分类学研究，他们对现代样品的分析结果显示，水稻扇形体边缘鱼鳞状纹饰的数量可以用于区分野生稻与驯化稻。野生稻中水稻扇形体鱼鳞状纹饰大于等于9的比例大致在17%左右，而驯化稻中的比例则在63%左右。对其中水稻扇形体的鉴定分析显示，在上山遗址的最早阶段，鱼鳞纹数量大于等于9的水稻扇形体所占比例高达36%，已经远高于现代野生稻17%这一比例。所以，尽管对碳14测量的数据有争议，但在电视等媒体上的介绍还是有信心说上山文化是11400年前到8400年前。另外，随着对上山遗址文物研究的深入，以及同属上山文化的荷花山遗址、桥头遗址等发掘和研究，其年代都在9000年之遥，这也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上山文化在万年之前提供了更多证据支持。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普遍认可上山文化在万年前。
11400年前，这已经是新仙女木事件刚刚结束，农业文化刚刚开始的阶段。因此，对“中国是农业文化最早起源地之一”这一判断是有一定信心的。也正因如此重大结论，对于相应的测年结果需要更谨慎。科学的证据需要多方面相互印证，而不仅仅一方面的证据就可以确认。
蒋老师在交流中说，搞考古的人有个笑话：远看像乞丐，走近点看像个农民工，再走点看原来是搞考古的。他们整天与泥巴打交道。
上山遗址博物馆内的考古原址现场人物模型展示，前排中间带着眼镜、手拿放大镜的就是蒋乐平研究员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尽管上山遗址发掘出的文物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进行稻作，但要完全证明其进入稻作文化阶段需要三个直接证据。一是发现的是水稻壳而不是水稻，水稻壳是剥离出大米食用了的证据。还有烹饪大米的陶器工具等。二是种植和收割水稻的石器工具等。虽然当时人类在吃大米，但也可能是采集野生的水稻。三是水稻田遗址。植硅体测量分析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指标，但毕竟是一个间接证据。目前上山遗址已经有前两个充分的证据，但还没找到水稻田的遗址。像河姆渡遗址就发现有水稻田的遗址，三个要素都具备了。
三、目前学术界对夏朝的主流观点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距离二里头仅6公里地方，是偃师商城遗址（为史书中所记的西毫，距今约3600年至3400年）。根据目前中国考古的结果，夏朝很显然远远不是中华文明的最初源头。远比夏朝早1200多年建城的良渚文明（距今5300至4300年左右）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农业文明遗址。其他比二里头更早或同时期的还有，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至3000年），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约5900年至3800年），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遗址（距今4400年至3900年），山西省襄汾县陶寺（距今约4400年至3800年）。与二里头同时期，三星堆远远比二里头宏大得多，持续时间也远比二里头长得多。另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是，从安阳殷墟商朝遗址发现了大量甲骨文，但直到现在从这些甲骨文中没发现任何有关夏朝的信息。当然这个也并不奇怪，因为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只是用于对即将要做的事情或未来的占卜，所以不会去记载历史。现在发现的古城一般是平地起高楼，建成后就几百年上千年不变。衰落后要么消失，要么是在附近建另一个城市，原址从此废弃荒芜。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却非常有特色，因为它从5900年前开始形成聚落，到5300年前经历多年的稳定发展，形成了城壕内总面积为26万平方的谭家岭古城。在约5000年前原地扩建形成了城壕内总面积达18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到3800年前该古城被废弃。但在西周时期却又在原地建成了一个新城。
至少从现在的考古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中华大地上的远古文明历史，显然不像后来的历史记载那样是“夏、商、周”这样的单一文明中心发展过程，而是有多个文明中心。并且在4000年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中心，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明中心，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中心远远比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中心发达得多。因为从商朝开始，直到清代，中华文明中心主要表现在中原，因此使现在的人们忽视了在4000年到5000多年前的1000多年时间里，中华文明的中心是在南方长江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而不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当时的中原连夏朝都还没开始，而南方的文明水平就已经不亚于1500多年之后的中原商朝时期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在时间上落后南方上千年。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带当属中华文明外围的蛮荒之地。并且，无论对夏朝如何断代和确定，它已经显然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源头。根据目前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夏朝断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个距今只有4千年历史，而良渚文明证实中华文明至少有5300年以上的历史。因此，把夏朝看作是中华文明源头的观点显然是大错特错的。尽管对夏朝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但以上关于夏朝的这些基本结论已经非常清晰。
四、单起源与多起源、文化与文明
以上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认识问题的方法是否科学。刘光保老师的研究工作相对科学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他是通过古埃及文字与中国甲骨文和金文的外形对比，寻找到了夏朝在帝王的名字、帝王年表、重大事件，甚至帝王的妃子名字以及一些发音等众多方面的高度相似性。相似从原理上是一种统计学的相关分析，相关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但如果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都找到一致性非常高的相关关系，这个是有一定科学价值的。另外，字形的相似性证据程度要高于发音的相似性。
他在所有书中没有展现任何情绪化，而只是在探求一种发现的科学可能性。
对所有证据的来历给明出处和进行证据性的检验。
在《发现夏朝》一书序言中就坦言其论点还存在的六个不足之处。相对来说“西方伪史论”者大量使用极端肯定、情绪化的词汇在表达。
我并不能说接受了刘老师的观点，但他的专著至少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原来我认为，人类进化有三个大的阶段，并且呈现三种完全不同的模型，三种模型全都符合我提出的文明进化模型的数学判定式。它们是：
基因进化阶段的“喷泉模型”——现代人类非洲单一起源，多次走出非洲并且灭绝了之前走出非洲的更古人类。刘老师坦言他的农业文明单一起源的方法论假设就是受到人类基因的非洲单一起源说影响而产生的；
农业文明的并发模型——多个农业文明中心大致是同时并发产生的；
工业文明的波浪模型——从东部地中海起源持续地从东向西一浪接一浪地传递，目前波峰处于东亚位置，尤其以中国为波峰的中心。
过去学术界都是把农业文明作为一个单一阶段来谈的，所以受此影响我原来也没有仔细去考虑这个问题。但在拜读刘光保老师的专著时，我突然意识到农业有两个显著不同的发展阶段：农业“文化”阶段和农业“文明”阶段。农业文化阶段依然是以并发模型为主，而农业文明阶段是处于农业文化和工业文明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它是一个“小波浪模型”，而工业文明是“大波浪模型”。
可以说，人类基因与文化、文明的创造过程必然是单起源与多起源的融合，只是两者权重的大小不同而已。即使是公认单一起源的人类基因非洲起源说，显然也不是绝对的单一起源，而是在人类迁徙扩散过程中在不同阶段存在大量不同的基因突变，从而使各地的人类基因存在细小的差异。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程度的细微差异，才使基因测序方法可以用来进行现代智人迁徙过程研究的基础。只是这种基因差异小到远远不能形成不同生物种类的程度，使得今天的人类还是单一的物种。之所以必然是单起源与多起源的融合，原因在于单起源是由于扩散传播导致，但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变异或突变，只是变异的多少而已。就算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都会有基因的变异。变异是进化初始的源头。变异有两个原因，一是自身在基因复制过程中出现突变，二是杂交、不同基因通过杂交进行交叉融合，从而相对原来的基因复制呈现出变异性质。进化成功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变异扩散传播的程度和范围。当一个变异不断扩散很广，甚至达到全球范围时，就体现为单起源。在这个过程中，当扩散传播到不同地方必然出现新的变异，就体现为多起源。如果单起源的变异占据优势，整体上就体现为单起源。如果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异占优势，整体上就体现为多起源。单起源传播的距离越远，时间越久，中间出现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次数也越多，与最初源头的差异就可能越大。目前学术界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古代的很多技术文化是外源的，中国也向外输出过大量技术和文化。因此，中国受到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影响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刘老师的研究对考察远古中东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发。但即使我们承认埃夏一体论，中国夏朝就是古埃及文明早期，例如，可设想当年的古埃及文明是一个类似后来英国日不落帝国般的存在，中国可能只是古埃及帝国东方边缘的一个殖民地。但因中国与埃及距离过远，自身存在大量变异与自己的创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如果是这样，古埃及的文献中应当有相应记载。但目前未发现有任何这种记载的迹象。
农业文化的并发模型看起来较难理解，事实上它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单起源——源于全球气候同时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对全球多地同时产生了相同的影响。
在考古学专业上，文化简单地说是对应于人类学会使用工具。因此，自从200万年前直立人学会使用火开始，之后留下的考古遗迹就被称为文化。因此，文化是分为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两个大的阶段。而文明原来是有三个标志：出现城市、文字和青铜器。但是，其中最关键的是出现城市。因为城市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出现了较大的生产剩余和社会分工，这才是最核心的。而文字和青铜器只是具体实现的工具，并且相应时代新出现的文明创造和工具显然远不止这些。另外良渚有城市却已经证明没有青铜器，其精美的玉器已经证明不是金属工具的线切割和片切割方法。这也证明了城市的出现并不必然对应青铜器的使用。
五、本地与外源
任何文明创造都是本地与外来相结合，只是权重比例不同的问题。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地方的历史，越是最近时间发生，就越可能是较多体现为本地原生。越是往前追溯足够长的时间，就越是容易体现为外源的。2021年春节刚上映的一个很火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是根据贾玲与她母亲真实案例拍摄的。贾玲是我老家襄阳人（当年叫襄樊）。但只要往上追溯一代，她母亲李焕英和父亲都是从东北迁徙到襄阳，是外源的。今天的深圳人，往前追溯40年基本都是外地人。现在的北京人往前追溯100年90%可能都不是北京人，再往前追溯400年到明朝，其祖上就已经在北京的，比例就更小了。我这一辈是襄阳出生，父亲一辈老家是襄阳郊县谷城，这是当年楚国的发源地。但如果追溯到商末周初的远古时期，楚国又是发源于河南新郑的一个部落。但据老一辈人说，我自己家的汪姓却又是发源于安徽。中国大规模城市化也就是近百年的事情，有几个城里人一个世纪前不是农民的？1949年中国刚建国时城市化率只有10.64%，到2019年中国常驻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尤其最近40年，几乎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社会人口的大规模迁徙。
要是都追溯到7万年前，所有人的老家都是非洲的了。
但凡任何地方发掘的文化遗迹，如果是属于5000年甚至7000年前的，一般来说和现在的当地人有关系的可能性都很小。所以，讨论4000多年前的夏朝文明历史，说它是外源的或至少有外源的成分，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外源肯定存在，只是外源的比例多少的问题以及相应的科学证据是什么的问题。
六、传播的模式
文明的传播可分为多种模式：基因传播，学习传播，混合传播，商业活动传播。
基因传播。就是一个地方的人类（有可能处于较高文明型态），由于战争、生活需要或作为难民迁徙到新地方后将当地人灭绝或赶走了，完全替代了当地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优势文明直接复制过去。
学习传播。就是一个地区的人类（可能文明处于劣势地位）通过学习掌握了先进文明的成就，从而将相应的文明成就传播过来。所以，表面看某地的文明呈现出外源性，但其基因却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混合传播。优势文明的人类通过战争征服等作为统治者占据其他地区，但他们只是数量占一定比例的统治者，甚至只是作为普通人的移民。虽与本地人员有通婚，但只是一定的比例。当本地文明逐步继承创新将劣势消除甚至反过来占据优势时，统治者被赶走、屠杀或自己走掉，这样在本地留下部分原统治者的基因与本地人混合。甚至几乎找不到统治者的任何基因。
例如，印度曾被英国人殖民统治很长时间，但当印度独立后，英国人的基因在这里并没留下明显的比例。而欧洲人殖民统治美洲过程中，却几乎将本地土地著灭绝光。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将殖民者灭绝土著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传染病的作用，战争其次。但这个理论主要适用于美洲和更早期的人类历史，对欧亚大陆尤其近代的适用性相对较弱。因为欧亚大陆历史上相互接触较多，相应的传染病早就相互流行并使当地人带有抗体。而美洲人与欧亚大陆隔绝较久，长期生存于欧亚大陆的传染病直到欧洲殖民者大规模进入美洲时才传入。这使完全没有抗体的美洲人死亡率太高，从而导致灭绝性的后果。如果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的理论，人类相互隔绝的时间越长，在突然接触后传染病的杀伤力就越强。因此，从中国台湾迁徙到东南亚的南岛人之所以在基因上替代了当地的土著人，其原因也可能在于这些岛屿上的原始土著人当年是在冰期通过陆桥上的岛，而后到暖期陆桥隔断，这些原始人类就与欧亚大陆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当这种相对隔绝的状态持续几千年后，掌握了新的农业文明技术的南岛人上岛后，就很容易因为战争能力的压倒性优势和传染病等综合原因在基因上完全替代当地土著了。
商业活动传播。就是通过常规的商业交易活动将文明成就相互传播。
刘光保先生的埃夏一体论并未清楚说明当年的古埃及文明向中国的传播是属于哪种模式，但其的确暗示了基因传播，至少是混合传播的模式。我个人认为即使认可其基本论点，学习传播或类似英国殖民印度的混合传播可能性更大。如果假设当年的埃及人完全灭绝了当年中国的土著人（特别说明一下，刘老师本人在书中说他也并不认可这种假设），今天的中国人就是当年的古埃及人后裔，这个很容易从现代的分子人类学上得到判决性的检验。
七、文明传递的技术基础
今天人们可能会以为远古的人类要在中东与中国之间进行交流没有技术基础，但这是人们不了解技术的具体指标所致。远古时代的人类所掌握的某些关键技术，其性能或指标都比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要高得多。例如，原始人在200万年前学会使用火之后，使用木柴和草叶燃烧去进行烤肉的技术效果，与几十年前中国还普遍采用的柴火烧烤的技术性能差别并不太远。因为这主要并不是古代人类的自身能力，而是柴草燃烧本身就是这个结果，现在与200万年前并没有区别。5000多年前苏美尔和古埃及人学会建造帆船之后，在海上航行的速度与今天万吨远洋巨轮的经济航速几乎一样，时速都是十几到二十公里，只要几个月时间就足以从中东到达中国。这是因为水的阻力与速度是6次方的关系，随着速度增加阻力会急剧增加，因此船的速度提升极为困难。当人类在6000年甚至更早之前将马驯化，并作为骑乘的工具之后，人类在陆地上短时的移动速度就达到了40-50公里/小时（最快可达70公里/小时）。长期移动速度可达每天50公里以上，跨越上万公里的路程，有技术可能性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抗美援朝时志愿军很多时候用双腿跑过了美军的汽车轮子，这一方面是志愿军把人类的能力发挥到了生理的极限，另一方面是当年汽车速度在山区也真没多快，这也就是近到70年前人类文明的技术状态。你要是今天在山区高速公路上试试，人怎么可能跑得过汽车轮子？虽然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与中东和欧洲间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最初形成于西汉时期，但当时的交通工具与5000年前的人类就已经掌握的交通工具，在性能与航速上并无太大差异。单程一年左右的时间长度，虽然相对于今天来说确实有点长，但对当时的人类来说完成这个工作至少不算不可能。否则丝绸之路也不会成为远古时代稳定的贸易通道。
我之所以认为农业文化是并发的起源模式，而农业文明是一个小波浪型的起源模式，原因就在于农业文化时期人类文化传播速度不仅非常慢，而且并没有超远距离传播的动力。但在农业文明时期，不仅有了航海和陆上借助畜力来达成稳定的，几千至上万公里的超远程交通，而且也有相应的需要。这使其传播速度要远超过农业文化时期。
至此我们可以勾勒出人类进化的一个大致轮廓。
现代人类完成基因进化。5万年前组成现代智人的人类走出非洲。
农业文化时期。11500年前，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地球进入新的暖期，欧亚大陆的中东与中国等地并发开始农业文化时期。
农业文明时期。6000年前随着农业生产等技术的积累，人口不断增加出现聚落，大型水利工程需要更大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分工，促使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聚集到城市，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出现第一波农业文明的高峰，人类逐步进入农业文明时期。
工业文明负2浪。随着农业文明持续3000年的小波浪相互传播，从更多科技积累中抽象出科学，于公元0年前后在古希腊出现最初完善的科学基础逻辑与几何学。
工业文明负1浪。13世纪末14世纪初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是现代第一个工业文明大的波浪。
工业文明第0浪。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标志着工业文明第二个大波浪的现代科学正式诞生。
工业文明第1浪。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速度，纺纱顿时供不应求。此后，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织机”，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的投入使用使工业文明第1浪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工业文明第2浪。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电气化。
工业文明第3浪。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标志。
原来的三次工业革命的说法已经被普遍在采用了，我并不想去改变别人的说法。因此我就加入了负2浪、负1浪和第0浪。也就是在现在人们公认的三次工业革命（三个工业文明波浪）之前，有三次工业革命的小波浪作准备。
波浪模型所表达的是：在文明波浪的传播过程中和传播的各个阶段，一定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和新的创造，文明的波浪在传播过程中很可能会越来越高，而不可能是绝对不变地复制。在今天，科技研发和创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有组织、有管理、有政府和企业大量资金支持、有学校等持续人才供给、有计划的行为。同时，交通工具与通讯的速度已经实现理想的瞬间概念，并且成本极低。只有具备最强学习能力同时又有最强创新能力的民族，才能在这个时代立已于不败之地。纯粹的单起源模型越来越成为不可能。
八、相似的科学基础性有多大？
相似本质上是一种相关分析，而相关分析主要作为一种发现因果关系的工具。因此，进行单纯相关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猜想”。刘光保老师也在他的书中坦言了这一点。作为一个猜想，埃夏一体论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要想让猜想变成有坚实基础的科学结论，就需要有更多方面，尤其是直接的证据支持。
作为相关分析，就涉及到相关系数的大小问题。相关系数不同，其证据程度差异也是很大的。外形的相似有程度上的差异，并且比较难以进行大小的量化分析。
具体来说，采用古文字比较研究的方法得出的埃夏一体论值得进一步研究，而更多的相似性研究就很难说有相应基础了。例如，两个对象A和B相似甚至有因果关系有几种可能：
B来源于A
A来源于B
A、B共同来源于第三个对象C。
太阳、月亮、蛇、鹰、植物......以这些对象作为相似性的研究，很难证明一个文明是另一个文明的起源。因为这是地球上人类共同受影响的第三方因素。很多地方都有太阳崇拜，这很难说其中一个太阳崇拜是另一个的起源。更可能的结果是太阳的存在就是他们共同的原因。因此，一个文明是另一个文明起源的证据最好是尽可能特殊的，不受第三方因素重大影响的特征性标志。例如，刘老师在其《文明起源》一书中认为：细石器发源地，位于现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的马耳他— 阿丰托瓦文化，是北美洲克洛维斯文化、中国华北细石器文化、欧洲梭鲁特文化的共同源头，这是一个单起源的传播模式，这一结论相对是比较令人信服的。而鸟蛇文化、太阳崇拜等符号要作为埃及和苏美尔文明影响的单起源证据，就存在首先要排除第三方共同因素影响的困难。
虽然“西方伪史论”和“埃夏一体论”的观点表面上尖锐对立，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是有相同之处的——都是绝对的文明单起源模型的支持者。只不过“西方伪史论”者认为单起源的源头是中国，而“埃夏一体论”是认为单起源的源头在中东和北非。这种单起源论只是在人类基因进化阶段才成立，而此后的农业文化、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阶段都不可能完全成立，并且越是接近现代的历史越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