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算日月，辨析春秋：《春秋长历二种》出版
《春秋长历二种》，包括晋代杜预所撰《春秋长历》和清代陈厚耀所撰《春秋长历》。杜预参照《乾度历》等古历，推算、编订春秋二百四十馀年甲子、朔闰和日月食，编成《春秋长历》一书，对后世春秋学、历法研究乃至中国天文史研究均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清代学者陈厚耀精研历学，对杜预《长历》加以续补，主要从历证、古历、历编、历存四个方面加以推阐，补杜历之阙佚，正杜历之讹误，是清代春秋历法研究的重要成果。现将二书整理合刊，以明春秋历法研究的渊源流变。二书配合使用，对研读《春秋》极有裨益。以下系《春秋长历二种》整理前言（节选）。
《史记·孔子世家》云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纬书《春秋说》云：“孔子作《春秋》，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夫子作《春秋》，当时已有写定之本。惟今日所见三《传》之《经》，实非夫子定本，乃汉以后人所记，口耳相传，书写不一。以月日为例，庄公三十二年《左氏经》“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榖》二家《经》作“乙未”。闵公二年《经》“八月辛丑，公薨”，辛丑，今各本皆同，然据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知陆氏所见《公羊经》作辛酉。僖公九年《经》“甲子，晋侯佹诸卒”，甲子，《公羊经》作甲戌。昭公二十五年《经》“九月己亥，公孙于齐”，己亥，《榖梁经》作“乙亥”。哀公四年《经》“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二月，《公羊经》作三月。此类异文，不暇屡举。欲辨其间异同，则不得不求诸春秋历表；欲求春秋历表，则须精研《经》《传》以及历术。然自来兼精经学与历学者寡，或但求合天，而疏于考古；或但据《经》《传》，而乖于历理。是以今日读者于三家《经》之历日异同，多不能定其去取。斯篇所收《春秋长历》二种，一为晋杜预所撰，一为清陈厚耀所撰。杜氏《长历》，主据《经》《传》，时有不合历理者。陈氏《长历》，则为补正杜《历》而作，读者借此既可知杜《历》之得失，又可知陈氏编排之法。两书合观，不但二氏编排历表之异同略可窥见，且于三《传》历日之异同，或有所裁择焉。
壹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事迹见《晋书》本传。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本传谓其灭吴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似谓《集解》与《长历》为二书，然据《四库提要》所论，《长历》乃《释例》中之一篇，非别为一书也。
杜预像
杜预自言其编排《长历》之法：“时之违谬，则《经》《传》有验。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日食以考晦朔也。”可知杜氏设置闰月与连大月，乃以《经》《传》月日为准，不从古历术推算。若据《四分》术，闰月之年有定，连大月之设亦有一定，但《四分》术所推朔闰，时与《春秋经传》不合。如依《周历》推算，隐公十年有闰，《长历》却于隐九年置闰，缘隐九年有十一月甲寅之文，且隐十年月日记载也与闰九年者相合，是以杜氏置闰在九年，不在十年。又如隐公十一年十月、十一月为连大月，去前连大月凡十七月；桓公二年二月、三月连大月，去前亦十七月。依《四分历》法，桓公三年连大月当去前十五月，即桓公三年五月、六月为连大月，但因此年七月壬辰朔日食，故《长历》于七月、八月设为连大月。诸如此类，是杜预曲循《经》《传》推排历表之证。由于《经》《传》历日有非历理可解者，如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频月而食，襄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月而食，故《长历》编排也不全依历理。后来者讥弹杜《历》违于历理，实非杜氏之本意。
《长历》虽然曲循《经》《传》月日，而与历理相违，但杜氏考证之功却不可没。襄公九年《传》云“闰月戊寅”，《长历》虽于年末书“《传》闰月”三字，意谓据《传》置闰，但不书朔日甲乙，实以为《传》文有误。杜氏论云：
参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闰月，戊寅乃是十二月二十日也。思惟古《传》文必言“癸亥，门其三门，门五日”，戊寅，相去十六日，癸亥，门其三门，门各五日，为十五日，明日戊寅，济于阴阪，于敘事及历皆合。然则，“五”字上与“门”合为“闰”，后学者自然转“日”为“月”也。《传》曰：“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门则向所伐鄟门、师之梁及北门也。晋人三番四军，以三番为待楚之备，一番进攻，欲以苦郑而来楚也。五日一移，楚不来，故侵掠而还。殆必如此，不然，则二字误。
此段考证文字可谓精见卓识，“闰月”为“门五日”之误，足为定谳。杜氏既云“参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闰月”，今试为补释如下。
其一，上《经》书十二月癸亥，此书“闰月戊寅”，若此年闰十二月，则闰月之朔日当在甲子至戊寅之间。如此，明年襄十年二月朔日当在癸亥至丁丑间，四月朔日当在壬戌至丙子间，即使中有连大月，仅一日之差（案两月凡五十九日，或六十日），然十年《传》文有四月戊午，以朔日壬戌至丙子间衡之，皆不合。
其二，四月朔日既在壬戌至丙子间，则五月朔日当在壬辰至丙午间，《传》有五月庚寅之文，也与之不合。
其三，据闰月之朔在甲子至戊寅间，可上推襄九年十一月朔日在乙丑至己卯间，九月朔则在丙寅至庚辰间，七月朔日在丁卯至辛巳间，五月朔在戊辰至壬午间。经有五月辛酉、八月癸未，皆不合。
有此三证，知杜氏云此年无闰者，正参校《经》《传》前后历日而得。孔颖达《正义》尝引卫冀隆难杜云：“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闰月戊辰，杀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闰月，取前城’，并不应有闰，而《传》称闰，是史之错失，不必皆在应闰之限，杜岂得云此年不得有闰，而改为门五日也？若然，闰月杀宣姜，闰月取前城，皆为门五日乎？”卫氏之意，若“闰月”可改为“门五日”，则昭公二十年《传》“闰月，杀宣姜”，昭二十二年《传》“闰月，取前城”，皆可改闰月为“门五日”欤？卫氏所难，乃专据杜氏形讹之说而发，未及杜氏参校历日之法，故不得杜氏本旨。举此一隅，明杜氏推排历表，固主据《经》《传》历日，亦未尝不知章蔀之大例也，虽然闰法、连大月之设有所迁就。然其用心精细，实足为学者洽闻殚见之助。
贰
陈厚耀，字泗源，号曙峰，江苏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进士，尝从学于梅文鼎，精通历算，事迹略见于《清史列传》等。陈氏有《礼记分类》、《左传分类》、《春秋战国异辞》等书。据江藩《汉学师承记》所言，陈氏《春秋长历》乃《左传分类》之一门。今考《长历》一书，分为四类，一曰历证，引证史籍论历之文以备参考。二曰古历，据僖公五年《传》云“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上推七十六年，即以惠公三十八年（前七三一）为近历元。先列算法，后附历表，而鲁十二公之年入第几章第几年，遂一目了然。三曰历编，先出杜预《长历》，后附《经》《传》历日以证杜《历》之得失。四曰历存，定隐正建丑，较杜《历》退二月，并重新修订历表，止于僖公五年。
《皇清经解续编》本《春秋长历》
以上四类，以《古历》、《历编》二类最能彰显陈氏之历学，兹分别述之。
其一、关于古历法。陈氏先列古历法，后附历表。古历法：古法十九年为一章，至、朔分齐。四章为一蔀，复得朔旦冬至。二十蔀为一纪，则日之干支复其初。三纪为一元，则年月日之干支皆复其初，是为历元。解曰：古历十九年为一章，自章首算起，历十九年，朔日与冬至日之馀分齐同。历七十六年一蔀，不但至朔分齐，且无馀分，故云朔旦冬至。历二十蔀一纪，不但复得朔旦冬至，且日名相同。历三纪为一元，则不但日名相同，年名亦同。
其二，关于历编。杜氏《长历》为《春秋释例》之一篇，然明代以来，《释例》已无完书，陈氏所言杜氏《长历》者，盖自《左传注疏》及《春秋属辞》等书中辑出。今观其所辑，与杜氏原本多有出入。乾隆间《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杜氏《长历》，与陈氏所辑相较，异同可见。
总结陈氏辑本与文渊阁本异同之例，一则可见陈氏立说与杜《历》不合，二则可见陈氏于历学深造自得。如陈氏论庄公二十年历表云：
按杜氏历自庄十七年闰六月，至庄二十四年始闰七月，凡相去八十五月，不应闰法疎阔如此。今推勘上下日月，其十九年六月内有庚申，是已。而下年之五月则无辛酉，七月则无戊辰，至二十二年月日皆不合，以是知年前失一闰也。意杜《历》传本失之，今于此年补一闰，则皆合矣。
杜《历》庄二十年本有闰十二月，今陈氏所辑本无闰，而补闰于二十年末，正与杜《历》原本暗合。又论文公八年《长历》云：“杜氏《历》是年闰七月，以推下八月之戊申、十月之壬午、乙酉、丙戌及明年正月之己酉、乙丑、二月之辛丑、三月之甲戌、九月之癸酉，皆不合。若移置明年七月闰，则上下皆合矣。”今验以杜《历》原本，文公九年正闰九月。于此二证，足可窥探陈氏历学之造诣。昔顾栋高撰《春秋大事表》，尝言“闻泰兴曙峰陈先生有书六卷，屡邮书求其令嗣而不获”，虽不知顾氏“不获”之故，但陈氏辑本非为定本，其中舛谬，自家知之最深，其子不愿示人，或为亲者讳隐欤？
杜预《春秋长历》，乃乾隆间《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间附考证。嘉庆七年，孙星衍刻入《岱南阁丛书》中。据孙《序》云：“《春秋释例》三十篇，并刘蕡《序》存《永乐大典》中，国朝《四库书》据孔氏《左传正义》增订为十五卷，以符《隋》《经籍志》旧数。内府秘书，学者或未窥见，因与庄大令述祖商付梨版，以广流传。”则孙刻本实祖文渊阁本，可知也。故此番点校，以孙氏《岱南阁丛书》本为底本，校以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文渊阁本），并参钟谦钧《古经解汇函》本（钟本乃据孙本重刊）。陈厚耀《春秋长历》，则据《皇清经解续编》本，校以文渊阁本。今于此粗解陈氏算法，或可为读是书者之一助。然学识浅陋，错谬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教正。
霞浦郜积意谨识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