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鹏草书的自由境界与文化蕴涵

历代的草书经典总会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或如狂风呼啸，或似龙蛇飞舞，或满纸云烟，或江河奔泻。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除了丰富的表现力之外，还有其鲜明的个性，如张旭的颠狂，怀素的空灵，黄山谷的奇诡，傅山的连绵，莫不给人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当代草书阵营中，林鹏先生独特的草书风格也为世所公认，他的草书不仅显誉当代书坛，且必将于书法史中有一席之地。林鹏草书的个性与高度与其说由于他对草书技法的精熟和草书形式的敏锐捕捉，不如说源自于他对书法本质的觉悟以及文化观念的深刻反思。甚至可以说，林鹏草书之美是在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感受之后，进而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探寻与研究中得到的一种审美取向，因而他的草书格调并非简单的形质之美，而是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因素决定了他既与当代流行的风格悬隔天壤，也与传统的草书经典貌合而神离，从而彰显了高度的艺术个性与文化自觉。

一

像一条奔腾咆哮、磅礴澎湃的江河倾泻而来，充溢着激情与张扬，又暗含着沉郁与愤懑，奔涌而至的冲击感霎时间会使人将历代书论中以自然物象比拟书法时的辞藻都激活了。作品中娴熟的技法与博大的气象构成了一幅幅跳荡的画面，跌宕起伏，纵横捭阖，大气磅礴，豪放不羁。笔法的精炼与布白的跌宕所呈现出的是草书的自由境界，而其中蕴涵着的倔强、突兀、抗争、狂放的审美取向背后又无意间彰显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蕴涵，这就是林鹏草书的印象。

林鹏先生以狂草闻名当世，他取法二王、张旭、怀素、傅山、王铎诸草书大家经典，尤其于傅山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师其心而遗其迹，得其意而忘其形，取得了袭故而弥新，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先生草书狂放不羁，变化万端，随意所适，不计工拙，笔法简练而精神完足，布白错综而意蕴悠长。其性情之高迈溢于缣素，雄姿之英发见诸毫端。先生尝有 《论书》诗云：“天下无难事，书道亦平常。浅深随人定，雅俗就眼量。笔墨有不测，清浊无其方。孔子美不试，庄周丑计长。三杯尊阮籍，九石笑齐王。老来时光贱，搦管任张狂。工拙且不顾，云鹤一方羊。”所谓“不测”即出乎意料之外的神来之笔。《易传》云：“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傅山也云：“写字不到变化处不见妙。”林鹏草书即多神来之笔，其秘诀在于师法造化而意趣天然。他所追求的是大美、大雅，是箫韶之乐，而非世俗之好，肤浅之美，靡靡之音。“浅深随人定，雅俗就眼量”，款款心曲表露已然无遗，而在谦和之音中又似乎透着傲岸之情性。“工拙且不顾”、“搦管任张狂”，一幅老夫聊发少年狂之豪迈洒脱、挥毫泼墨之狂态跃然纸上，此情此景，毛颖挥舞，倾泻而下，点画狼藉，满纸云烟，又何尝顾及笔墨的工拙呢？张怀瓘云：“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在林鹏先生缠绕的、盘曲的、点画狼藉的、甚至散乱的点画中品读到的是孤傲与自负，是豪迈与豁达，是充溢着艺术情感的生动的个性。

作为研究傅山的重要学者，林鹏先生无论书学观念还是草书技法均从傅山获益良多，因而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林鹏先生借鉴了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的晚明书家的大格局的写意手法，以篆籀之法作草而中气连贯，以气象取胜而不拘小节，用墨如泼，一泻千里，气势豪迈，波澜壮阔。作品虽然为大草体势，却并不纯用草法，而是在草法中参杂以行书的草写，在较为繁复的笔画中增强了线条的连绵缠绕，气息的盘郁萦回，空谷清音，荡气回肠，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整幅作品的表现力。如果说傅山以“狂”与“奇”构成了书法的主要格调，作品奇诡错杂，狂怪跌出，在气势磅礴、豪迈不羁的野性中又时时流露出怪诞的、支离破碎的趣味，以至刻意与世俗拉开距离，并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的话，林鹏狂草则更专注、精进，一往无前，他在左冲右突、纵横争折、盘回迂曲的布白中让所有的点画与线条生动、鲜活了起来。尽管林鹏的狂草与傅山一样以狂放、豪迈为主要基调，但林鹏草书不像傅山那样矫枉过正，他也从未用极力夸张的笔墨去追求丑拙与支离，而是一如既往地以豪迈与真率来表现书法之壮阔之美、自然之美，而绝无分毫的姿媚、软姝去迎合庸俗之喜好。这使得他的笔墨相较傅山显得更自然，而这也恰恰是其内心的强大与从容的明证。

林鹏先生草书不拘格套，因字立形，随机应变，奇趣跌出。他的“胸无成竹”论便是其书法特色的最佳注脚：“古人论画竹子说画画之前要胸有成竹。我对书法的理解是胸无成竹。书写之前不做刻意的安排，其实即使有事先的安排也未必能够按照预先想好的章法而进行。草书的创作随机应变，因字立形，不能刻意，刻意了便死板了，教条了，没有生意了。没有法度是不得其门而入，死守法度则永远不能创新。所谓无法，也就是胸无成竹，没有成见，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什么一定的意图，信笔挥洒，一任感情的自然流露。”显然，林鹏先生的“胸无成竹”论无疑是针砭草书的刻意安排、死板教条的一剂良药。这也如傅山所云：“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则奇生，归于大巧若拙也。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字为如何一势，及成字后与其意之结构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傅山的“天倪造作不得”与林鹏的“胸无成竹”说辞异而理同，他们对草书自然属性的强调正道出了草书之真谛。草书与其他书法艺术相比，最要功夫，最见性情，最适于表现性格，最容易流露人的思想情绪，最能反映出作者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造诣。而草书却又造作不得，刻意不得，唯有真才情、大气魄方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尽管林鹏草书的强烈个性使他与历代经典草书以及当代流行的草书都有着鲜明的差异，但先生对于传统却饱含着崇高的敬意和尊重，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于汉字与书法的理解，一方面则是由于对本民族文化的敬仰。他说：“汉字里面荡漾着的，自古就有的那种韵致，那种风采，那种天然的美德，一点一点地丢掉了。在字形（或说字体、体势）上下过功夫的书家，他绝不修改字形。他总是极力尊重这个字原有的风致，极力追求它固有的美德，所以反而看不出他在字形上下过什么功夫。反之，在字形上舍不得下功夫的书家，为了追求脱离汉字的所谓形式美，他总是想方设法修改汉字固有的字形，使之符合自己的完全是主观想象的美的形式。这种字形中没有汉字原有的美，所以观者只觉得新奇，不觉得美。因为没有传统，不尊重传统，即不尊重本民族的历史以及文化的本源。久而久之，都会走向浅薄。”“无论真草隶篆，字形原有的韵致，虽然也是人创造的，却是历史形成的，它是书法的根本，它维系着一切，一切的一切。它就像母亲的面容，我们没有权力改变它，也没有能力改变它，根本也用不着改变它。任何小聪明、小伎俩，在艺术面前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林先生看来，尊重本民族之历史、尊重本民族之文化，发掘出汉字之本来的韵致与美感就是对书法的尊重，而盲目炫奇立异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林鹏先生在书法技法理论问题上也同样表现出高度的清醒与自觉，他屡次指出书法最根本的问题并非技法，而是文化，是觉悟。他说：“书法作为艺术，功夫不在手上，它里面包含的技术、技法、技巧等等是很有限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傅山和一般匠人不一样，他写字靠情绪，所以经常写不好。他的书法作品，有的水平极高，有的很不像样。傅山不给为人不正的人，或者说他不喜欢的人写字，是他生性耿介的一例。不过，最大的可能是写不好。在书法上，尤其是狂草，在笔墨之间，挥洒之际，完全是靠兴致、心情、性灵等等。这里没有可供采摘的东西，也可以说，书法太暴露了，简直是直裸裸的，没有遮挡，装不了假，瞒不了人。杨雄说书为心画，正是如此。”“津津有味不厌其烦地谈论那些琐碎技法，最终都要迷失在技法中，以至连技法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就像一个老年工匠迷失在他毕生摸索的诀窍中一样，所以他最终也仅仅是一个工匠而已。技法是具体的细微末节的东西，不值得过于用心。任何小聪明、小伎俩，在艺术面前都是无济于事的。技法只是个人的探索，理论只是个人的体会，它们是千差万别的，是百花齐放的。而传统只有一个，它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它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这个文明。书法当然需要悟性，需要真正的觉悟，然而归根结底，都是这个文明的觉悟，是这个文明所必须引导出来的一种高度自觉，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根本的。” “书法艺术所包含的技巧、技法、技术性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书法作品中有清气，有浊气，清浊之间，分别极大，一见之下便可感知。清气令人喜悦和振奋，浊气令人沮丧和压抑。这是人的气质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变人的气质。（《书法的本源》）”林鹏先生从书法技巧的有限性发论，进一步指出艺术并无秘密可言，正如《庄子》中的轮扁所谓“臣不能传之臣之子”一样，不是不传，而是无法言传。“真正的艺术，它非常超脱，简直就是超然物外，变化莫测，不可捉摸，不可不求，不可强求。求而不得，无须懊丧。求而得之，似得非得。名满天下，未必真得。”艺术的根本问题在于觉悟，觉悟需要艰难的历程，这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书法最根本的觉悟，是文明的觉悟，文化的觉悟，而非纠缠不已的琐碎的技法问题。先生此论如醍醐灌顶，它不仅破除了书法技法之迷雾，而且必然会将书学引向文化本质的深层次思考，其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近年来，林鹏先生对“衰年变法”问题的强调与阐释也是他对书学思考的结果。近代中国画坛中，齐白石先生曾因“衰年变法”而为后学称道。白石老人称：“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齐白石在陈师曾的启示下，在六十岁左右画法一变，故谓之“衰年变法”，实则有敢于否定旧我而生新我之意。林鹏先生七十岁时重提“衰年变法”问题实为对书法的新觉悟。先生指出：所谓的衰年变法的意义在于放开，甚至是放弃，不管不顾，不需要再以技术的、技巧的因素限制自由的表达。艺术的自由，线条点画的自由，精神与心灵的自由。不要再囿于理性的局限，冲破心中的挂碍，甚至可以说把以前的条条框框抛开去，自由书写，自由驰骋。孔子云“七十从心所欲而不愈矩”，先生晚年草书显然臻于自由境界。从2005年创作的《秋兴八首》（丈二条十二屏）到近作《阮籍咏怀诗》（八尺条十二屏），在精神气质上直追傅山，有一些作品甚至超越了傅山，如其在七十九岁时（2006年）的《录鲍照拟古诗二首》的四条屏，豪情万丈，气冲霄汉，可与傅山七十八岁时书写的《晋公千古一快》相互媲美。八十五岁时书写的《世纪风云吊诡多》条幅变化万端，而又率性自然，可谓经典之作。而先生近九十岁时所作的《阮籍咏怀诗》更是随意所适，无不合乎规矩，足为草书自由境界的经典之作。先生书法以气胜，气者，气象，气势，气韵，气节也。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石涛谓“蒙养”与“生活”，以文化涵养书法艺术，林鹏先生可谓深谙此道也。

二

林鹏草书卓尔不群的成就固然有其草书的天赋异禀以及与生俱来的旷达不羁的性情等因素，然而他的草书风格的独特性表明他对草书必然有着非同寻常的见地，这或许是林鹏草书独辟蹊径，卓然大家的深层次原因。林先生在与傅山超越时空的对话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学思想，从而对书法真谛有了一番彻底的觉悟。先生指出：当傅山觉悟之后，他的字“也不同以往了，完全变成了一种新面目，变成了刚强雄健的藐视一切的旁若无人的样子。”“正是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以及他们无可逃避的生活过程，造就了书法艺术家，给了他们无可言喻的丰富的内涵。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新的书法艺术风格是苦难促成的，是血泪铸成的，或者说是愤怒造成的。”傅山的觉悟导致了其书法风格的骤变，由巧媚而丑拙，从轻滑而支离。从此他的书法是为自己的，而非讨好他人的，是为宣泄心中的义愤的，而非粉饰太平的。傅山艺术观念的变化实则是对当时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觉悟，也是艺术自身的觉悟。林鹏如是深刻地解读傅山，谁又能说这不是先生本人最真切的内心感受呢？

或许林鹏是傅山最好的异代知音，他对傅山的认识和理解远不止书法的范畴之内。林鹏先生尝言：“傅山晚年的草书更狂了，他的技法娴熟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地步，这是一个全新的境界，一个极高的境界。不是谁想狂就可以狂的，这需要对草书的理解和创作草书的激情。我喜欢傅山，也喜欢草书。写草书需要张扬个性，不能太斤斤于琐碎的技法，否则心中有滞碍，反而会影响书法的表达。傅山是一座山，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他，我研究傅山，但其实很少临摹傅山，因为傅山的书法不好临摹，照猫画虎容易，把握精神气韵不易。傅山之后，狂草几乎绝迹了，写草书的人少了，这是由于像明清之际的那种斗争的年代不复存在了，那种抗争的英雄时代不复存在了。”林鹏由傅山的草书联想到的是那个血与火的英雄时代，他深深意识到傅山的草书是一种抗争，一种精神，一种有着深刻文化蕴涵的、有生命力的艺术，而不仅仅是舞文弄墨的闲情逸致。

艺术的真谛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个从事艺术工作者都试图回答的问题，而对此问题的答案却因艺术家或艺术学者对艺术与人生的感悟而各有不同。林鹏先生论明清之际的狂草时，对艺术真谛问题曾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说：“艺术的真理，也就是艺术的真谛，乃是抗争，即从死亡之中求得生存，在高压之下求得自由，于黑暗之中求得光明。书法是所有艺术中最抽象的艺术，也就是最没有内容的艺术。越是没有内容的地方，其内容越是丰富异常。这内容就是所谓性情、性灵、性格，说的确切些，就是个性。书法比古文、古诗、小说和戏曲等更明显更突出地反映着，表现着乱世的心情、乱世的个性、乱世的英雄。人们在苦恼、沮丧、悲愤、疯狂的时候，高歌当泣，远望当归，读书就是探索，怒吼权当厮杀……这一切情绪凝聚笔端，于是就出现了明清之际的连绵大草这种独特的无与伦比的书法艺术（《傅山的时代及其风格》）。”这是林先生对傅山的诠释，也是对艺术真谛的诠释，也许只有林鹏才会对傅山有如此解读。傅山连绵大草的书风正是他抗争、怒吼，对乱世不满的情绪的发泄，而对于艺术的真谛也在如此的生活感悟中得到启示与升华。“读书就是探索，怒吼权当厮杀”，傅山如此，林鹏亦如此。他们都经历了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愤怒与抗争的时代，他们都曾经以笔墨为刀枪进行过抗争，因而当林鹏面对傅山书法与文字之时便极其自然地在情感深处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早已超越书法本身，这是艺术与人生的共鸣，是精神与思想的共鸣，是时空悬隔的历史回响。

以“艺术就是抗争”的观念为主导，林鹏先生对狂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理论与历代书论大相径庭，甚至是对传统草书理论的完全颠覆。他指出草书，尤其狂草正是表达、消解心中愤懑的最好的表达方式。他宣称：“狂草完全靠情绪，什么情绪是狂草所要求的最佳情绪呢？这就是愤怒。当然愤怒也是多种多样的。恩格斯说‘激愤创造了诗人’，没有愤怒是不行的，而能开花结果的愤怒，只是正人君子的愤怒，忠臣孝子英雄烈士的愤怒，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愤怒，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的觉醒，民族的觉醒，大众的觉醒，是庄子所谓‘有大梦方有大觉’的伟大的觉醒。换一个说法，从有名利的有所为的艺术，到无名利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境界。然后，连为艺术而艺术也忘了，都抛弃了，只剩了自我的个性的自然流露。狂草绝不是为名利的东西，它甚至也不是为欣赏而创造的。它只是为了一种表现，为了自己，为了痛快，为了发泄，为了让人讨厌，为了不知何谓而为之。比如王铎与傅山，王铎是明朝南京的礼部尚书，后来是清初北京的礼部尚书，他不敢让人讨厌……。傅山则不然，他只是明朝的廪生，清初的道士，自称方外，自称侨民，自称野人，他放浪不羁，豪迈自适，东逛西逛，不管不顾，说话不顾圣贤，做事不近人性，他怕什么？他怕没人讨厌他！王铎的草书非常美，可以说非常典雅，无人可及，非常值得学习。傅山的狂草非常难看，非常独特，那种狂放似乎大大超过了王铎。不过，不能学，不可学，也不敢学，那不是学来的，那是生就的。（《傅山与狂草》）”“谁都受过苦，有的人受了苦，增长了志气，提高了品质，变成了坚强的斗士，有的人受了苦，却变成了鼠目寸光的追逐名利的市侩。……这就是觉悟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个性就是觉悟。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就是说的觉悟。”林鹏先生对傅山草书艺术论述得如此透彻入骨，他从傅山的愤怒与抗争中发现了傅山的觉悟，这也正是他本人在读书思考与社会现实的磨砺中获得的觉悟。林鹏先生言论像一个思考者的内心独白，这里有他最真实的、最清醒的、也是最理性的真情流露。而先生的狂草也正是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甚至是忘却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然抒发。

艺术从来就反对平庸，张扬个性，而艺术平庸的本质是人的平庸。一切庸俗源于对世俗的妥协与谄媚，因而所谓的艺术也成为讨好趋利、哗众取宠的装饰物。如林鹏先生所言：“平庸是更大的敌人，无论如何不敢对它让步。这里最需要的是个性。张扬个性，是驱逐平庸的唯一办法。我感觉，所谓的个性其实就是精神，就是生动，就是别致，不是胡来，只是恰到好处。我们需要的是鲜明的个性，独特的个性，豪迈不羁的个性。”“书法既然是一种艺术，它所追求的就是美。不过艺术的美远非现实生活中世俗的所谓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提出完全脱离实际的要求，而在艺术中，在艺术创作中，人们所追求的从来都是高于现实的，比较合乎理想的东西。现实生活中庸俗无聊的东西越多，艺术越是执拗地追求高雅。所以有些真正的艺术家不仅是独特的、孤傲的，而且甚至是疯疯癫癫的人。（《傅山论赵杂谈》）”林鹏先生一如既往地张扬着自己的个性，他要用狂草驱逐艺术的平庸，驱逐生命的平庸，去寻求超越现实生活的艺术之美，探求高远的、理想的艺术精神。从这点而言，林鹏狂草更注重思想、精神层面的表达，而不拘泥于艺术的形式，这也是他与其他草书家在艺术本质上迥然有别的原因所在，也是其驱逐平庸，获得艺术之个性与生命的根源所在。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问与艺术一样，最终的目的都在于提升自身的品格与境界。林鹏先生对此感悟颇深，他说：“任何技艺都服务于人生，因此任何技艺的极致，都通向哲学和政治。对于这种（指傅山一类人）艺术家来说，钻研学问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为了教育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搞清问题，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格调，提高自己的觉悟，使自己从孤陋寡闻、庸俗无聊以及各种低级趣味中解放出来。他们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一切为了自己，一切为了使自己更加完善，一切为了使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真正的人。艺术的终极根源是生活。决定艺术家思想气质的是他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过程，而决定他的艺术风格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正是他对生活的态度，是他全部的生活经历的升华。（《傅山草书漫谈》）”林鹏先生之论旗帜鲜明，直白坦诚，鞭辟入里，入木三分，酣畅淋漓，痛快之极。先生之言如是，其草书实践亦如是。他的草书似乎不是为了让人观赏的，不是为了艺术的表现，而只是一种自我发泄，一种愤懑、焦虑、抗争的情绪的发泄，因此他的狂草所表现出的犀利、痛快，往往给人出乎意料的感受。他的书法不媚上，不同俗，既非取悦缙绅，亦非媚好公众，而是我行我素，自行其是。他的不委曲求全，不随波逐流的独立人格最终成就了其超凡脱俗的艺术品格。

三

林鹏先生的愤怒与抗争的艺术哲学是在他对现实的思索与学术研究中获得的，而其艺术观念则植根于他的以士君子文化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中国古代文化中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道统是指以儒家为主体的士人对于“道”的阐释和定位，并以此为中心形成的精神价值与道德标准。政统则是以帝王为核心建立的权威、权利体系，并以各种政令的形式来确立其合法性的系统。道统与政统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帝王、官僚与士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士人所遵奉的道统与帝王的政统之间有合有分，二者相合的政治模式就是王道，而二者相离则为霸道，王道是仁德政治，而霸道是强权政治，士人们推崇王道，反对霸道。士君子文化中的仁爱、民主、自由的思想与帝王文化之专制、独裁、暴力的政治的冲突与抗衡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主线。对于士人们而言，政统与道统的合一是最为理想的政治文化模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倡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门弟子羞言齐桓晋文之事，孟子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吕氏春秋》则云“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己之天下也。”先秦诸子时代奠定的文化基调为后世士人们的道德价值标准提供了基本的原则，而其中的士君子文化现象成为林鹏先生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林鹏先生多年来在先秦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的研究中对士君子文化问题有诸多深入思考和发覆之作。先生指出，仁学是士君子群体的旗帜，是士君子文化的核心，是古代中国礼乐文明的主干。他在对《孟子·尽心章句下》之“仁者无敌于天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之句的诠释中进一步申明“仁者无敌”是颠簸不破的真理，是中国古典学术中最根本的思想主线，是儒学的思想主线。“仁者无敌”的真正意义是仁者根本就没有敌人，而不是能战胜一切敌人。相反，不仁之人是有敌人的，有敌人就不可能是永远的胜者。先生认为，儒家强调天下不乏正人君子，不乏特立独行之民，有不臣之士，有不使之民，这是国家强盛的标志，这是天下稳定的因素。《礼记·表记》中引述孔子的话：“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所谓“不臣之士”、“不使之民”是臣民不必臣服天子，而应当从仁义道德，这才是无往而不胜的道理。林鹏先生又进而在经济制度的研究中指出，所谓的士人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的自耕农文化，他们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隐士。这些士人“高尚其事，不事王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他们反对霸道，向往王道，他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士君子全体赖以存活的物质基础是天经地义的五亩之宅，他们可以耕余而读。他们是自古就有的自耕农，正是他们传承着东方的礼乐文明。

在林鹏先生看来，先秦时代的鲁仲连、吕不韦、式夷等人正是中国古代士君子的典型代表，而这些士君子正是先生所津津乐道的文化精神与人格气节的楷模。《战国策·赵策三》之《鲁仲连义不帝秦》篇称鲁仲连是天下之士，鲁仲连也以“天下之士”自居。天下之士者，为天下苍生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域考虑者也。而与孔子同时代的式夷也是“国士”一流人物，他自己冻死了，却让自己的学生活了下来，《吕氏春秋》称其为“天下之士”。这种有觉悟的士，已经变成了全新的士，全新的人。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为别人的利益去死，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前所未有的，是伟大的。同样《吕氏春秋》中也流露出很光辉、伟大的思想，其中很多言论正是反对专制、反对独裁的自由、民主意志的宣言。以鲁仲连、式夷、吕不韦为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本质就是抗争文化，这种文化薪火相传，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着，士君子的情怀与风范正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脊梁与精神支柱。

这正是林鹏先生草书艺术之文化蕴涵的精神本源。林鹏草书的独特品格在这个流长源远，底蕴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孕育、生发、成长，尽管从表象看来它只是以书法形式的艺术表达，然而其中却蕴涵着家国与民族、政治与社会的浓郁的人文精神与士人情怀，因而其草书的格调一开始便朝着弘毅、高迈、卓荦、倔强的方向前行，而最终臻于合乎中国传统文化之大美、大雅的崇高境界。从这点而言，林鹏先生不仅是一个以草书名世的艺术家，更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传统“士君子”情节的现代学者。

林鹏先生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都洋溢着他的人生智慧与理性尊严。他强调学术就是心术。心术正，则学术正，心术不正，则学术便会背离道德的轴线。这是林鹏先生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之后的觉悟。傅山尝云：“读书洒脱一番，长进一番。”“不惟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林鹏先生多年的读书中滋养出的正是这种极其可贵的士君子品格，而经历了现实生活的磨练与觉悟之后，这种品格愈发淳厚、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