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沧桑600年：原稿毁于大火 正本失踪

《永乐大典》沧桑600年

《永乐大典》 是明代永乐皇帝命内阁首辅、有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等人编纂的大型类书，成书11095册，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典籍七八千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2018年2月8日至3月2日，国家图书馆精选《永乐大典》部分珍品向读者开放展示，还邀请读者一起抄写《永乐大典》中的经典篇章。其中一个展柜展出的单独一册《永乐大典》，是这部皇皇巨著的散落残本最近也是最后一次现身——今年59岁的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程有庆，每次回忆起11年前在上海偶遇那一册《永乐大典》，都觉得是一个幸运的意外。

2007年5月，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随后派遣专家组到各地调研古籍的相关情况。11月，程有庆和杨成凯一组，前往江浙沪，同一时间，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也在这三地调研金石碑帖。

“那天下午，施安昌跟我们说，有一个上海的老邻居有《永乐大典》，想请我们看看。当时觉得遇到的可能性很低，但还是答应了。”程有庆记得，那天晚上8点，这位已经移民加拿大的袁女士，在招待所一楼等他们，进到房间，拿出两册《永乐大典》。

“第一册，是影印本，大家心里有一点凉；第二册，从古籍真伪的鉴定来看是真的，书还保存着明代的包背旧装，可几位先生都不敢相信。”程有庆读过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书中收录有《永乐大典》目录和已知现存的册目，“只要查那个表，就能知道这一册的内容对不对得上。我当即打电话给我父亲，请他帮我查，确认了这一册不在现存册目中”。

物和内容都确定了，程有庆和杨成凯才敢跟国家图书馆汇报此事。后来，袁女士又带着此书专程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文物局组织傅熹年、张忱石等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确认无误。最终，这一册《永乐大典》回归故土，入藏国家图书馆。

《永乐大典》历经600年风雨沧桑，从成书之初的万册巨帙到今仅剩400余册，她的聚散离合也是中华古籍的悲欢缩影。

从《文献大成》到《永乐大典》，史上最大百科全书

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以“靖难”之名，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改元“永乐”。也许是因为皇位来得不那么名正言顺，永乐皇帝就想用别的方式证明自己。他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

从永乐元年到次年十一月，编书任务完成，永乐皇帝赐名《文献大成》。然而，翻了翻书，永乐皇帝很不满意，觉得远远没有达到辑“百家之書”的要求，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又命令重修。

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第二稿完成了，这一次，皇帝很满意，正式将其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序言。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装成11095册。

《永乐大典》开本高50厘米，宽约30厘米，用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洁白柔韧。作为大型类书，《永乐大典》除将各个门类事物的首字用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均为端正大方的楷书台阁体。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文字为红色，断句和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全书朱墨灿然，温润古雅，是写本中的精品。

《永乐大典》搜集了当时能看到的所有图书资料，将相关内容的一句、一段或者整篇、整部书摘引抄录。永乐皇帝在此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即便是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说法，也都一并摘抄，这一点似乎比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要大度得多。

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学科的资料，并依据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它把描述同一事物的不同文献汇编在一起，很像西方的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就将《永乐大典》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原稿毁于大火，正本神秘失踪

《永乐大典》编纂不易，书成之后更是命途多舛。

万册的巨大体量难以实现雕版印刷，《永乐大典》的所有内容均为手抄而成，永乐六年（1408）冬才完成抄写，是为正本，藏于南京文渊阁。至于原稿，则一直没有离开南京，弘治皇帝曾想把原稿带到北京，但未能如愿。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宫内大火，《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

永乐十九年（1421），《永乐大典》正本随文渊阁图书一起被运到北京，暂存于奉天门东庑，但不巧宫中发生火灾，于是书在奉天门一放就15年，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被送到宫中文楼，那已经是永乐帝曾孙朝的事了。

“《永乐大典》体量太大，其实历代皇帝都看得不多，书被束之高阁。直到嘉靖皇帝，他喜欢，经常在案头放几本，时时翻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也正是嘉靖皇帝的珍视，为《永乐大典》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

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和三大殿都被烧毁，嘉靖皇帝怕殃及附近的文楼，赶紧命人把《永乐大典》正本抢运了出来。他对这部书是真爱，害怕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于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任命高拱、瞿景淳两位大臣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

抄副本也是一项大工程，当时招选了誊录、绘画生员109人，按照严格的规章制度，完全按照《永乐大典》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每人每天只能誊抄3叶，不得涂改，每册结尾处还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的名字。所以，正本和副本在内容和外观上没有区别。

可惜，嘉靖皇帝没有看到抄完的那一天，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他驾崩时也尚未完成，直到次年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大功告成，共耗时5年。

然而，自从副本完成后，《永乐大典》正本就下落不明了，至今仍是一桩悬案，引发诸多猜测。陈红彦告诉记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永乐大典》，全都是副本。一整部正本，人间蒸发，没有任何毁损和去向的记录。”

目前，关于《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一是随嘉靖皇帝陪葬，二是毁于明万历年间的火灾，三是毁于明末清初的南京，四是毁于明末的北京宫中，五是毁于清乾隆年间的大火，六是仍秘藏于皇史宬（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位于今北京天安门东的南池子大街）的夹墙内。

很多人愿意相信，书还在，也有很多人等待着书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副本已知存世仅400余册，谁“拿”走了《永乐大典》

谁“拿”走了《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副本最初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放置于翰林院。

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编纂完《四库全书》，曾对《永乐大典》副本做过清查统计，还剩9881册，已经有千余册不知所终。当时的官员认为，康熙时期的3位大臣徐乾学、高士奇和王鸿绪在书局最久，嫌疑最大。但搜寻后也没有发现什么，只能不了了之。

副本最大规模的遗失是在咸丰十年（1860）以后，英法联军入侵，清廷议和，自此北京外国使馆林立，“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有的翰林院官员尤其“擅长此道”。时人记载，“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在当时，洋人花10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册《永乐大典》，堪称价廉物美。

光绪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朝廷很生气，严肃追究监守自盗的官员，“交刑部毙于狱”。然而后浪推前浪，严刑并不能阻止贪婪的人，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仅存900余册，说明11年间，以平均一天一册的速度，又有4000余册不知去向。

《永乐大典》的另一大劫难就是1900年的庚子国变。1900年6月23日，义和团围攻英国驻华使馆，把位于使馆北面的翰林院也烧了，《永乐大典》落入英人手中。后来，英国使馆交回了330册，但已经有很多被焚毁或窃取。

据记载，当时日本东洋文库听说翰林院被烧，立刻带着几个人赶到翰林院，每人带走了几本。后来，英国人翟理斯（Lancelot Giles，英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托马斯·比格（Thomas Biggin）也盗走了一些。

英国使馆交还的330册《永乐大典》被重新放回翰林院，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朝廷已经无力或也无心保护这部书，书放回之后又遭盗窃。在当时北京琉璃厂的书肆，用心找找就能有《永乐大典》的踪迹。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将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残本交由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保管，仅存64册。

从成书11095册到仅存64册，《永乐大典》历经500年沧桑，等待重生。

归集国家图书馆，山东老太太也送来了一册

1949年之后，《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进入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3册；1951年7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11册，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同月，商务印书馆捐献21册。

北京图书馆在1951年8月特地举办了《永乐大典》的展览，表彰捐赠者的无私奉献，这更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热情。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叔弢将家藏的1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金梁、徐伯郊、赵元方、张季芗等先生也纷纷捐赠。

《永乐大典》之珍贵稀有，发现一册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近期发现的两册，堪称传奇。

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竟然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陈红彦回忆，据说当时中华书局做了《永乐大典》的挂历，孙洪林看见后，说“这东西我家也有”，大家最初都觉得是个笑话。北京图书馆得到消息后，抱着试一试的希望，派专家来到孙洪林家中，一看，居然是真的！

這一册是《永乐大典》（卷3618、3519“门”字韵），最早存放在孙洪林的姑奶奶家。老太太不识字，把书的“天头地脚”裁了下来，书用来夹鞋样。幸运的是，农家妇女因袭祖上“敬惜字纸”的传统，没有损坏有字的部分，使这册《永乐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保存。后来，孙家将此书通过掖县文化馆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如今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大门，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根据这册《永乐大典》中的“凌花双龟背”图设计的。

而《永乐大典》的最近一次出现，就是本文开头所讲的故事。至此，经过几代人的多方搜求，国家图书馆现收藏有《永乐大典》224册，另有200余册流落海外，散布在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越南、爱尔兰等国。

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二十四史”

对后世而言，《永乐大典》最大的功能就是辑佚，它保存了明以前大量已经亡佚的重要文献，很多消失的典籍借此才得以传世至今，因此，《永乐大典》也被称为“辑佚的渊薮”。而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的辑佚工作，当属《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提出用《永乐大典》辑佚，当时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有不少书都被编入了《四库全书》。

陈红彦告诉记者：“从永乐到乾隆，虽然相隔只有300多年，但已经有几百部书不存在了。最著名的就是北宋薛居正主编的《旧五代史》，元代时传本已经湮没，是被清代著名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里辑出的。这标志着我国的‘二十四史官修史书得以完整保全，可以说，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二十四史。”

即便现在只剩400余册，也还能从中辑出文献。程有庆介绍，自己小时候最爱看的《薛仁贵征辽事略》，就是文献学家赵万里从《永乐大典》“话”字韵中辑出的整部话本，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也从中辑出了元代的《禅林类聚》……

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郑振铎曾感慨，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

书的命运往往与国之命运相依，《永乐大典》数千册的灰飞烟灭不过百余年时间，今日之存不过百之三四：她留给后人的是财富，也是警钟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