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无数西方学者质疑中国的“上下5000年文明史”，甚至不少国内学者赞同西方观点，认为中国只有自商朝开始的3000多年文明史。

20世纪初，西方世界无比强势，中国学者没什么话语权，而仅靠史书文献记载，的确无法证明中国5000年文明史，甚至商朝存不存在，都被广泛质疑。一时之间，中国人陷入了极度自卑，极度不自信，由此“中华文明西来说”大行其道。

然而，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考古不断挖出的史前遗址，却或慢慢揭开了真相，中华文明史不仅有5000年，而且可能超出了想象。

1934年，在山东日照市，考古专家发现了两城镇遗址，总面积高达112万平方米。英国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中记载：公元前2800年—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在这座遗址中，除了石器、骨器之外，更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器具造型多种多种，令人惊叹。

1936年，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考古专家发现良渚遗址，距今大约5300-4300年。今年，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之后，官方报道中有这么一句话：良渚古城遗址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1987年，在山东济南焦家村附近，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座上古遗址，这就是“焦家遗址”，距今5000余年。山东大学路国权教授指出，这是“一座王者之城......有十分严格的礼仪制度，以及大量的精美玉器”。

诸如此类的或大或小史前遗址，中国还发现不少。从考古发现来看，完全可以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然而为何西方学界普遍不承认呢？即便著名的良渚遗址，从发现到今年，经历了80多年，西方学界才勉强承认这是文明遗址。

其实，这与西方学术界对文明标准的定义有关。

西方文明的四项标准：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中国文明史的确不算长，应该很难达到5000年。原因很简单，在距今5000余年的马家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中，考古专家挖出了一把青铜刀，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

换言之，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才5000余年，如果再严格衡量城市、文字、神庙和祭坛这三者，那么符合标准的遗址，只能是殷商遗址了。

然而，商朝时期的中国，已经是高度成熟的文明社会了，总不能中国从原始社会一步跳到商朝这个成熟文明社会吧，这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因此，按照常理推测，在商朝之前，中国肯定有比较发达的文明，但按照西方文明标准，商朝之前中国却又是原始野蛮社会。

显然，西方学术界定义的文明标准，肯定存在问题。

原因很简单，这一标准是按照西方文明定义的，而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未必一样，用这一标准衡量中国文明史，自然很容易出现偏差，比如文字与青铜。

一，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史前遗址中的刻符，尤其是连字成句的刻符（比如浙江庄桥坟遗址），完全可以说明汉字的起源，但却得不到西方学者的认可。

二，东方文明重视精神，而玉器是精神表达的最关键一种，犹如西方文明标准中的青铜。因此，尽管中国挖出很多史前精美玉器，西方学者却不认为玉器是文明的象征。

因此，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不同地区的文明有所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应该调整为：国家政府（帝王）、文书记录（图文徽章）、礼仪规范（礼制玉器）、历法或法规。

或许，正因用西方文明标准衡量中华文明，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所以西方学界才勉强认可良渚遗址是一座文明遗址。因为良渚遗址出土文物实在太辉煌了，即便缺少青铜与成熟系统性的文字，也不能掩盖其进入文明社会的事实。

如果按照东方文明的特性，来重新定义文明标准，那么中华文明史不仅有5000年，而且可能远远超过5000年，甚至可能高达8000年。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依然有不少中国学者，对西方学界的文明标准坚信不疑，死硬照搬西方标准，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3300余年（殷墟考古为证，商朝迁都于殷开始），而忽视了东西方文明的巨大不同，以及诸多考古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