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资本主义为何无法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
新中国诞生之时，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此言非虚，环顾当前各种思想流派，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我们洞察当今错综复杂的各类问题，并找到应对的武器。而日暮穷途的资本主义，不仅对勘定乱局毫无裨益，更会给全球经济颓势雪上加霜。
一，资本主义能够得以苟延残喘的四大原因
或许有人会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可是，为什么时间过去近一个半世纪了，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并且主宰着当今世界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在一定范围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只有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欧洲大陆和北美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或正在进行之中，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即使像英国这样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本国产品的“实现”问题，虽然受到本国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限制，但可以通过“炮舰政策”向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倾销。一个多世纪来列强对亚非拉国家的“征服”和列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层次的动因均源于此。
2.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运动的开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改良。资产阶级认识到，如果还像早期那样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势必会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工人阶级购买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措施。而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也使他们能从中拿出一杯羹来进行社会改良。加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使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一度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3.面对国内市场的萎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分期付款等所谓信用消费方式，寅吃卯粮，让人民群众成为金融资本家的终生债务人。这一招，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本国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转嫁危机。它们利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低价购买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高价向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销售本国的工业产品、文化产品和“服务”，把经济矛盾向国外转移，消减了本国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美国，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开动印钞机，滥发美元，操纵利率汇率，屡屡对其他国家“剪羊毛”，不劳而获，使自己的强势经济地位得以维持。
由于上述原因，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延续，并主导着当今世界。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1】
二，全面审视资本主义的缺陷与弊病
近几年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在国际上不断蔓延，长期收入处在停滞状态的西方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占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势下，已经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反思此次依旧看不到尽头的金融危机——它似乎不再是历史上常常发生的一般经济衰退，而是反映了西方文明范式的整体危机。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与德国政府首脑安格拉·默克尔再三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并非无的放矢。
首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利己主义”与“纵欲思想”使得自身难以为继。纵观中国古代，我们的先贤一直推行“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财政思想和“安高在乎同利”的价值观，以求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维系社会有机体的动态平衡。而资本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流毒甚广，更加自戕己身。
2011年8月11日，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警告说，全球经济正处在由美国、欧元区及日本的带领下出现“集体衰退”的边缘，应予以预防的各国政府的做法却是完全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会变成现实。他坦然承认：“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到某一阶段会自我毁灭。”
事实上，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就有商界精英意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2009年，有日本“经营之圣”之称的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合写了《拯救人类的哲学》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稻盛先生指出，大约250年前，欧洲兴起了产业革命，使近代文明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这种发展以无止境的欲望作为动力，持续不断地追求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已经带来了环境和能源等严重的问题；如果这种建筑在人类本能与利己之心基础上的近代文明不改弦易辙，恐怕同人类历史上诸多古老文明一样，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稻盛和夫这样写道：
“危机的直接原因似乎是金融衍生产品使用过了头，但事情的本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暴走狂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金融危机，正是上天为我们人类敲响的警钟。
人类现在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和这个地球共生共存，这就必须从爱、慈悲、同情以及利他之心出发，而不是无止境地追求基于欲望和利己心之上的所谓经济增长。”【2】
如果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去看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反映了整个西方文明范式的危机，同时也会坚定我们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其二，资本主义不择手段的追逐“复利”，令国际经济秩序长期紊乱。大卫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曾列举了一个经典案例：
一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位发明者要求的奖赏，是在棋盘的第一格放一粒米，以后每一格中的米粒数增加一倍，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以为这奖赏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到了第21格的时候，米粒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00万，到41格时，已经超过了1万亿粒，而整个世界都没有足够的米可以填充这一空格了。
这个故事以极其简洁形象的方式，解释了什么是“复利”，而“复利”就是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利润”的实质，这个极为简单生动的故事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是不能持续的！
接下来，大卫哈维更结合实际，以缜密的推理，论证为什么即使在最严谨和科学的意义上，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神话也是完全荒谬的：
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如果以1990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全球经济产出在1820年为6940亿美元，1913年时增至2.7万亿美元，1973年时为16万亿美元，2003年时接近41万亿美元。德隆（Bradfordu delong）提出不同的估值（同样以1990年的美元币值计算）：1850年为3 590万亿美元，1920年增至1.7万亿美元，1940年是3万亿美元，1970年是12万亿美元，2000年是41万亿美元，2012年为45万亿美元。德隆估计的最初经济规模较小，复合增长率则较高。虽然两组数字差异颇大（证明这种估算十分困难，往往相当随意），但复合增长效应均清楚可见（虽然有显著的时间和地域差异）。
那么，我们就以3%的复合增长率为基准。按照这个增长率，多数（甚至是全部）资本家可以从他们的资本上获得正收益率。眼下要维持令人满意的增长率，我们一年必须为额外的近2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在1970年，额外“仅有”60亿美元。到2030年时，全球经济产出估计将超过96万亿美元，届时我们将必须替近3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此后的金额更是天文数字。情况有如我们到了棋盘上的第21格，无法继续下去。这看来完全不像是可行的增长轨迹，至少在目前看来是这样。想象一下，如果资本积累的复合增长率持续不变，物质基础设施、城市化、劳动力、消费以及产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大扩张，相对于未来一个世代将显得微不足道。看看最接近你的城市1970年时的地图，再对照今天的情况，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未来20年间，它的规模和密集度增加3倍，情况会何其糟糕？！【3】
当“复利”如同镜花水月般难以触摸时，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办法，就是在国际上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剥削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在国内通过种种所谓“金融创新”刺激负债超前消费。从国际上来看，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列强还可以通过“炮舰政策”把“未开化”国家的大门轰开推销过剩产品的话，今天全球化已席卷世界，资本很难再找到未开垦的处女地了。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只能导致这些国家的购买力停滞增长甚至萎缩。从国内来看，负债超前消费终究会碰到“天花板”。皮凯蒂提醒人们注意：“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的10%人口。具体地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就独占了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层阶层的购买力出现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慷慨地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因为它们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的利息收入”。一旦金融链条的某一处发生断裂，就会引发世界性的灾难！【4】
其三，资本主义中恶性竞争、弱肉强食的原则导致了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的破坏。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是东方社会贤达一向推崇的“竞争底线”。资本主义国家则不然，他们把动物界的丛林法则奉为圭臬，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李江所说：“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有人想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比发展中国家好来否定这一点，是完全徒劳的。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生态灾难的结果，是在严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迫于生计救亡图存的结果。不改变利润至上的行事准则，不消除全球范围内的恶性竞争，不建立一种国际财富转移支付机制，自然生态环境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实际上，不仅是对自然环境，资本主义对政治环境的破坏同样恶劣。西方的有识之士如路易斯·卡普洛、罗尔斯、阿马蒂亚·森、达尔等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了“福利主义平等”、“机会平等”、“能力平等”、“政治平等”这一系列的概念，力图救弊补偏。问题是这些概念只是画饼一张，看着好看，却几乎从未被落实。美国所标榜的“政治平等”更是无稽之谈。
2014年11月3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美国亿万富翁政治影响力排名》。布鲁斯金学会政府治理项目负责人达雷尔威斯特尽其所能将公司披露报告信息与政治软实力结合起来定性分析判断，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做出了此排名。
他告诉财富杂志，这是一个充满批判意义的排行榜，这种批判并非针对富翁对竞选豪掷千金，而是他们在花钱的背后借机介入政治事件，直接左右政府选择，毫无透明度可言。
这份榜单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富豪：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Charles& David Koch）、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汤姆·斯泰尔（Tom Steyer）、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约翰·里克茨（John “Joe” Rickett）、罗伯特·默瑟（Robert “Bob” Mercer）、保罗·辛格（Paul Singer）、彼得·泰尔（Peter Thiel）、乔治·索罗斯夫妇（George and Jonathan Soros）、阿诺德夫妇（John and Laura Arnold）、比尔盖茨夫妇（Bill and Melinda Gates）、彼得·刘易斯一家（Family of the late Peter Lewis）、扎克·伯格夫妇（Mark and Priscilla Zuckerberg）、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杰夫贝佐斯夫妇——亚马逊创始人（Jeff and MacKenzie Bezos）、奥米迪亚夫妇—eBay创始人（Pierre and Pamela Omidyar）、詹姆斯·西蒙斯（James “Jim” Simons）、大卫·格芬（David Geffen） 、潘尼·普利茨克（Penny Pritzker）、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彼德·彼德森（Peter Peterson）、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爱丽丝·沃尔顿（Alice Walton）。【5】
《美国亿万富翁政治影响力排名》公诸于众不久之后，俾斯麦的华裔学者Posner便就此发表议论说：“当今资本社会所奉行的‘弱肉强食’法则，其‘强’、‘弱’的勘定标准，并非单指‘本领’、‘技艺’、‘才能’、‘智慧’方面的高与低，更多的是钱财方面的多寡。不论你多么浅薄无知，只要你的腰包够足，就能促使政府把你的建言转化为政策加以执行。否则，即令你是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的教授，你所提的建议都是金科玉律，也很难被当局纳入考量范畴。这便造成了政治精英的逆向淘汰！譬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弗兰克、巴尔的摩的知名学者Rachel E. Stern，都是社会治理方面的行家里手，见识也不在以上诸人（指美国亿万富翁政治影响力排名榜单）之下，但他们经常被排斥于当地公共政策的决策核心之外，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实现自己的创想！”
一个正常、合理的政治格局，本应是“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成了“富者上，廉者让，贫者下”，不得不让人忧思与警惕！
三，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活力、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还有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危机等问题也日益困扰着我们。对此，该如何解决？
为此，应该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正确处理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关系。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市场仅仅是一个工具，它对于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以及调动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确有其效，但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它的失灵和负面效应需要由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和纠正。我们决不能本末倒置，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作为市场的“仆役”。《汉书·食货志下》有言：“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这句话搁到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市场本身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因此，“上挟铜积以御轻重”才是明智之举。
比如说，市场自身解决不了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比如说它不可能为了全局利益引导生产要素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流动，比如说它可能忽略投资大周期长而又事关长远的项目，等等。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再生产不仅有生产环节，还有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市场机制不能保证交换是完全公平的，不能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不能解决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如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重大分配和消费问题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决定”，肯定要出大问题。不处理好生产与分配、消费的关系，不解决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社会再生产也不可能顺利进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市场机制是只讲微观投入产出效应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以牺牲环境与生态为代价，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按新自由主义的说教，完全听任市场摆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2.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结构正进行重大转型、服务业正在加速发展的当下，更要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这对于增加就业、发展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有一股势力千方百计地诋毁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蔑称“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且不说此论以偏概全，即使是确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只要改革措施到位，认真总结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如“鞍钢宪法”，并借鉴西方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经验，定能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制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督和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在对待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切不可人云亦云。许多人只看到了国有企业似乎没给自己带来眼前的直接利益这一点，看不到庞大的国有资产最终属于全体人民这一本质。因此，我们一定要顶住妄图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干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发生改变。
3.规范分配关系，兼顾公平效率，缩小收入差距。从今天中国的实际出发，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首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为了使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更加合理，要堵住国有生产要素流失的漏洞。特别是要防止土地的贱价出让，尤其是对商业房地产的贱价出让。更要严控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加大信贷资金对容纳众多就业人员的实体经济的支持。还要逐步提高广大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确保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将应缴的社保资金足额到位。与此同时，严厉打击高连奎先生在《中国策》中所提到的“新五蠹”。
二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要照顾好绝大多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要参照国际水平合理确定流转税和所得税税负，对应缴纳的税收尤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足额征缴。更要适时出台调节财富收入过大的房产税和遗产税。还有财政资金的使用要进一步提高惠及民生的比重，尤其是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扶贫的投入。
4.为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有赖于全球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在此之前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不仅要做好自己国家的事情，还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为逐步改变美国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定的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游戏规则”共同努力，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作者 赵丹阳 九零后新锐时评人 微信公号：wuleihuaji
【1】李江：《资本论》是洞察当代经济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红旗文稿》，2016年第16期。
【2】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页。
【3】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4】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3月版，第303页。
【5】王君擎：《24个最具美国政坛影响力的亿万富翁》，界面新闻，2014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