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散文推荐」张俊良|求学苦旅

作者简介

张俊良,山西垣曲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小学高级教师。历任垣曲县长直乡初中校长,教育局人事股长,七一小学和新建小学校长、书记等职,现为垣曲县教科局督学。曾多次荣获省市县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国家级名优校长。有多篇文章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曾于2016年12月12日受北师大邀请,到河南省做学校管理专题报告。

求学苦旅

我给自己取的网名叫无憾今生,其实年仅花甲,一生无憾是不可能的,首先我最遗憾的是教了一辈子书,没能正儿八经进大学门念一天书。回想曾经的求学经历,仿佛一场漫长的艰苦的旅行。

老辈人把进学堂上学叫念书。我出生的地方是没书念的,因为我出生在南山的大山深处,只有三户人家十几口人,方圆十几里再无人家,也就无法建校办学。父辈们很少有人念过书,父亲弟兄几个中,爷爷唯独排除万难把父亲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山路送到亲戚家里去念书了。父亲念了个初中,尽管学习很好,家里的条件再无能力供他继续念下去,他只好无奈地回到家乡的深山沟里。那时十里八乡念书的人极少,就因为父亲念过几天书,在我们山里自然算个文化人,也因此年纪轻轻便当了大队主任。

我是六四年出生的,大妹六六年出生,二妹六九年出生,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很是着急,不能让孩子们再因为没书念成了睁眼瞎呀!再加上当时正是“文革”时期,他这个大队主任几乎天天不分白天黑夜地走十几里山路出去开会,也不是办法。因此,父亲想方设法在我七岁时把我家迁到了大队部所在地——离老家十几里地外的另一个庄子上。

搬过去的那个庄子上也没有学校,上学要翻一个很深的山沟到相邻的另一个山庄。每天在这陡峭的山崖上走着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学的时间没有走路的时间多,晴天还好说,一到下雨下雪可更是苦了我们。父亲看孩子们这样下去实在不是办法,决定在我们庄上成立小学。

父亲找了一眼窑洞,用“胡结”垒砌,垫两块木板算是课桌,用几块木块钉一个木板刷上墨汁就是黑板,老师由生产队会计兼任,会计是我二舅,完小毕业,在队里也算少有的文化人。学校实行复式教学,一到五年级总共十来个学生在同一眼窑洞上课。老师给这个年级的孩子上课,其他几个年级的孩子写字、做作业,这个年级讲完了,再给另一个年级的孩子讲。那时没有一节课几十分钟的概念,老师讲累了就让我们出去玩一会,休息的时间也不一定,老师高兴了一吹哨,我们就得回教室继续上课。课程也简单,就语文、算术两门课。那时念书还真是念书,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念书非得拖着长长的声调唱着念,现在想起来真是滑稽。别看条件这么差,我一直在老师同学眼里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材生”,因为和我一个年级的只有三个学生。

复式教学固然弊端很多,也有好处,有时候高年级学的东西个别学生还没学会,低年级聪明的孩子就听懂了。我还是在一年级的时候,见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写日记,也就学着写日记了,老师一表扬我更来劲了。记得我的姑姑当时在一个叫“三线”的地方“上班”,我给姑姑写了一封信,问姑姑好,让姑姑回来时给我买杆“水笔”(一年级还是用铅笔的时候,我特别羡慕大哥哥姐姐用水笔写字)。父亲看了我的信高兴地给我寄了出去。姑姑收到信非常高兴,见人就说我的侄子才一年级就会写信,过年回来真给我买了一杆“水笔”。我算高兴憨了,一来我才一年级也有做梦都想要的水笔了,二来我骄傲,我会写信了。

现在我们还有人提倡“赏识教育”,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还真有点道理。二舅教了我们一年多,又去干别的工作了,接替二舅老师工作的是刚从高中毕业回来的一个远房表哥。那时我已经上三年级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次写日记,我写了几句顺口溜:“北风呼啸刺骨寒,大雨下得地下软,星期五中午是劳动课,同学们顶风冒雨到田间。”那个年代学生既不但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学校有试验田,劳动是经常的事。晚上我们点着煤油灯在教室上自习,队上一个干部去学校和老师聊天,老师把我的日记念给那个人听,少不了夸我写得好。你不知道我听了有多高兴,记了一辈子,死活忘不了,从此以后越来越爱写了。

可惜那个年代,整天轰轰烈烈搞运动,文没学好,净紧跟潮流去批判资产阶级了。大人们天天开群众批判大会,到处是“批林批孔”的批判专栏,到处是“墨味飘逸”的大字报,批判“克己复礼”,批判“中庸之道”批判“今不如昔”“让我们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自然也不答应,我还不够格写大字报贴到大人们的“专栏”里,就奋笔疾书,也用“大字笔”写批判文章,批“学而优则仕”,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批“孔孟之道”……贴满了自家的院墙还不行,还贴到大队部旁边外婆家的院墙上,于是乎大人们都夸我能干,夸我是批林批孔“小闯将”。

小小年纪其实什么是“克己复礼”,什么是“孔孟之道”,根本就不明白,我还很是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好家伙,既然批判读书做官论,读书那么多坏处,谁还读书?随着我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上“战场”的机会越来越多,大队书记点名让我作为“革命小将”在大人们参加的各种批斗会上发言。

那个年代,“地富反坏右”是每次大会的批斗对象。我的一个外公原来是国民党的大官,自然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大队让他劳动改造在生产队里放羊,羊吃了队里的麦苗,大队就开群众大会批判他,我这个“革命小将”自然六亲不认,自告奋勇,带头发言,我至今还记得我发言的内容,直呼外公大名:“xxx,你听明白,为啥放羊不负责(zai)?让羊吃了队里麦,分明是破坏农业学大寨”,三句话就能上纲上线。

一九七六年春节后,我们上了初中(那时叫七制校,六七两个年级)。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所初中,说是一所初中,其实只有一位公办教师,校长兼六七两个年级的语文,然后大队自己找一位队办老师,带两个年级的数理化,再没有其他课程。队里找的老师三天两头换,一年就换三四个,都是那个年代刚毕业的高中生,在学校整天热火朝天搞“运动”,自然也没有好好念书,肚里不可能有多少墨水。所以刚上初中我们仍然以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为主,“批林批孔”还没过劲,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难忘的七六年的九月九日,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以他的接班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我们又开始深揭猛批“四人帮”。那时崇尚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不管什么运动,我自然仍是闯将,各种大小批判会,我肯定冲锋陷阵,模范带头,踊跃发言,各种专栏我都是主编。现在想想都可笑,事实上我那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律诗、什么是绝句,什么是词牌,竟然模仿毛主席诗词,写了好多七律、七绝、沁园春、如梦令、卜算子……不仅贴在学校,还被选出来贴在公社的专栏里,好在那个年代懂得人少,还赞不绝口。

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发现我们的那个年轻的数理化老师在学校看《水浒传》,好像那个年代四大名著都算“四旧”,而且当时全国曾轰轰烈烈评《水浒》,毛主席好像说过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我就以为既然是反面教材,就应该是禁书。中午放学的时候就模仿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我这个老师,贴到学校最醒目的位置,自以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反潮流壮举。没想到下午到校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好教育了一顿,原来我根本不懂得主席的讲话意图,纯粹断章取义。

一九七七年,由于文革冲击而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各级学校轰轰烈烈开始抓质量,这下我们可抓瞎了。全公社第一次组织各学校的尖子生考试,我们学校派我在内的五个人去应战,一共考语文数学两门课,我的语文分数六十几分竟然得了第一名,而我们五个人的数学加在一起不够七十分,记得清清楚楚有道题就是书上原原本本的例题,我却没见过,真正成了白卷英雄。也许就是通过这次考试,上面领导感觉这样下去适应不了中考,决定大力撤点并校,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优化师资资源配置,将全公社的十所初中并成了四所初中,我们邻村三所初中合在了一起,后来又将全公社尖子生成立一个班集中在一个学校突击教学。也就是那年冬天本该初中毕业的我们这届学生,延长到第二年夏天毕业。

突然间智育回潮,上面领导也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提高教学质量。三天两头摸底考试、尖子生竞赛,只可惜欠账太多,考来考去,肚子里并没有灌进去多少东西,什么“勾股定理”什么“韦达定理”我们压根听都没听说过,甚至物理串联并联都弄不明白。尽管如此,我仍在这各种竞赛中声名崛起。那是因为我在考场上写的两篇作文,一篇题目是“火热的麦假”,一篇是“故事一则 ”,被评卷老师视为满分作文传阅,并拿回各自学校刻到蜡板上油印出来让自己的学生背诵,因此我也成了“明星”,全公社几所初中的学生即使不认识我,也知道我的“大名”。还有一篇作文题目叫《在华主席像前》,我也不知道啰里啰嗦写了些什么,写了十几页,被老师表扬并到处宣传,竟让当时公社高中一位很有名的语文老师慕名而来,专门来看我这篇文章。

小时候虽然学校不以学习为主,我却很喜欢看书,特别是喜欢从书里摘抄些我认为好的优美句子和段落,积累得多了,写文章时就觉得有话可说。为尽快弥补欠账,我也是发奋学习,偷下贼功。前不久遇到一个初中同学,他还说到我当时晚上加班学习,模仿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瞌睡的不行了就喝辣椒水,清醒一点再继续学习,天蒙蒙亮就到河边背书,真是用功了。

经过不到一年的顽强拼搏,那年中考成绩还算差不多,开始老师说我和另一个同学考上康中了,让我们去县城参加复试。从未去过县城的我们跑了几十里路到古城搭车,到了县城了不知什么原因考试取消,就这样我们上了县中学——古城高中,全公社四所初中考了二十几个人,我们学校几十个学生就考了我在内的三个人。

上高中后,随着课程越来越深,我越来越感觉学习吃力,由于数理化基础太差,渐渐地感觉就跟不上了。仗着能写两篇作文常常被老师在班里念念,班里出个板报,学校团委出个板报我还能混个“编辑”(其实就是个撰稿人)。高二文理分科,我顺理成章地被分到文科班,不到半年就要高考,当时我对上大学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还想着家里姊妹五个我是老大,父母供我们念书压力也大,我既然升学无望不如回家替父母分担一点,至少减少父母一点压力。所以,四月份毕业考试后我就选择了放弃高考回乡务农。

那时高考还要预选,预选不上的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了。正当我回家跟着大人们干了一段农活,因为身单力薄后悔莫及时,班主任捎来信,说你上了一回高中,好歹参加一下预选,真不行就心尽了。想睡觉老师给了个枕头,何不趁此歇俩天?就这样我又回学校参加了预选,考完就回家继续劳动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学校捎信说我预选上了,班里五六十个学生,就选上二十来个,我这个已经回乡务农的“农民”竟然被选上了,这次考试重燃了我上大学的希望,我信心百倍地重返校园,披挂上阵,决心再战一场。可惜好景不长,不过一个月就高考了,那时能金榜题名的寥寥无几,我们初中同去的三个人和全公社同去的二十多个同学一样都名落孙山了。

高考落榜后,我凭着预选时燃起的希望也曾想继续复习,以利再战。可学校不设文科复习班,只让我们重读,学校成立两个重读班,让我们从高一重上,文理科都学,我上了几天,感觉不行,升学无望,正好村里缺个民办教师,大队书记想让我回去教书,就这样我十六岁走上了讲台,一干就是四十年。而我们那个重读班两年后高考好像全军覆没,我们公社的二十几个同学有几个去学校复习了几年也只有一人上了大学。

虽然教学了,继续上学念书的梦想一直不断,教了四年学之后,正好我县教师进修校招收第一批民师班,我报名应考,以全县第六名的成绩入学。经过两年拼搏,我们五十一个学员,只有二十四名毕业转为正式公办教师的名额,我以总分前十(毕业考试四门课,两门文科分别是第一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转正。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极一时的古城初中教书,后来又被母校古城高中“挖走”教语文,为适应工作需要,也是为了圆我的大学梦,我自考了汉语言文学专科文凭,十门课程两年四次考试,我没补考过一次顺利毕业。接着又函授了山西师大的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拿到了本科文凭。

前几天一个几十年没见面的初中同学在抖音里见我学唱戏,私信我说:“只知道你原来是'学霸’,不知道戏还唱这么好。”羞煞老夫,连大学都没考上,岂敢称“霸”!有人说十年浩劫害了一代人,岂止一代?害了我的老师,害了我,肯定也殃及我的学生。

一辈子没能正儿八经地进大学念书,使我遗憾终生。但我还是将自己艰苦的求学经历认认真真地回想总结出来,希望我的学生们朋友们能看到它,教育引导他们的孩子们,好好珍惜今天的读书机会,奋发图强,增长本领,给自己搏一个光明的未来,也为社会进步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让自己的求学苦旅有助于他人成长进步,这是我最大的慰藉。

责任编辑: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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