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舌 | 白公馆

白公馆

文/石舌

我家的前面是闻名的歌乐山，歌乐山上有白公馆、渣滓洞；我家的后面是个飞机场，即白市驿机场，当年毛泽东在重庆出席“双十协定”后就是从这里飞回延安的（现已改为军用机场），飞机成天“嗡嗡嗡”地飞进飞出。从白公馆下山至飞机场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也许是我所住的环境特殊，时常会让我想起那段悲惨的岁月，和悲惨岁月里的人和事。

今天是国庆节，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华诞。我想，国人除了庆祝还更应该有缅怀，对来之不易的祖国先烈们的缅怀，追思过去方能展示未来。于是，我一大早便取道歌乐山这座人间地狱——白公馆、渣滓洞。

白公馆原名“香山别墅”，座落在歌乐山簏，面东而建，由5幢相连的二层楼及若干间小平房组成，有围栏、通道及庭院，路道由青石板铺设成步道与山下相连接，与周围的山涧岩石林木飞鸟相映成趣，是“重庆歌乐山革命烈士纪念馆”之一。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私人郊外别墅，因他自诩是白居易的后人，故借白居易别号“香山居士”为自己的别墅取名“香山别墅”，供其家人居住。1939年“香山别墅”被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花重金购买，改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时称“白公馆”。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改为美军人第三招待所（又称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撒销，又改名特别看守所（即集中营），成为迫害我革命志士的监狱和屠宰场，它与不远处的渣滓洞一起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白公馆被改为特别看守所后，将原来的住房改为监舍，贮放物品的半地下室改为地牢，防空洞改为刑讯室，大门封闭，仅在左侧开一小门进出。在监舍通道墙上悬挂有蒋介石像，下方书写国民党员十二条守则，在底楼的左右墙上写有“正其宜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标语，侧面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以三民主义训练我们的思想”“以三民主义统一我们的言行”等口号，廊柱底座向大门面还写有“自觉、自治、自动、自律”的警示语录，一座人间魔窟应时而生。

特别看守所接受军统保密局领导，由保密局西南特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督导，整个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系统几乎操纵在他一人之手。看守所内大致关押三类人员：一是军统内部的“违纪人员”和蒋介石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如陈昌熙、余乐醒、白银山、陈为诚等，大特务周佛海也曾在此软禁（后押往南京审判）；二是“特嫌人员”，这类人虽非共产党人，但却有着重大倾共特别嫌疑的人，如黄显声、“误入禁区”的冯鸿珊等四名学生以及托派人物王振华、黎洁霜夫妻，这些人均在后来的“11—27”大屠杀中被害；三是高级“政治犯”（即共党分子），如许晓轩、罗世文、车耀先、罗广斌、韩子栋、尚承文、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宋振中（“小萝卜头”）等二十余人，再多时“政治犯”竟达二百多人。白公馆还关押过外籍人员：如日本的河北胜男、黑木正清、苏联工兵上尉辛可夫和瑞士籍人米乐斯。在“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河北胜男也难逃被杀的厄运。

特别看守所还另有三处秘密囚室：一是杨家山秘密囚室，曾关押过杨虎诚将军，二是蒋家院子秘密囚室，曾关押过叶挺将军，三是黄家院子秘密囚室，曾关押过廖承志同志。这三处囚室一般只关押一人，对外称“将官休养所”，以掩人耳目。

群山苍翠，怪石磷峋，白公馆犹似人间魔窟死死地嵌在歌乐山上。先烈们为了人民的幸福，祖国的解放，以钢铁般的坚强，在这座人间地狱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他们大都是才二十出头的青春年少，花样年华，但他们都无怨无悔“革命何须问生死，将身许国亦光荣”。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白公馆监狱在罗世文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罗世文任书记，车耀先、韩子栋任支委委员。

宋绮云、徐林侠夫妇被捕时，出生八个月的儿子宋振中也随母亲一起被关入贵州息峰监狱，1946年7月宋振中与父母转入白公馆监狱。在狱中宋振中因严重缺乏营养，面色苍白，头大身小，被狱中难友们称为“小萝卜头”。孩子慢慢长大，但却无法去外面读书，经特务许可，“小萝卜头”拜关在二楼的“政治犯”黄显声将军为师，父亲宋绮云将树枝磨尖当笔，母亲徐林侠把破布棉絮烧焦放在小碗里，然后兑上水当墨水，监狱里的叔叔阿姨每天省出一张草纸为“小萝卜头”做成练习本，每天早上，在特务的监视下，宋振中开始了“读书”。

没有课本，没有黑板，一个“老师”，一个“学生”。

没有讲台，没有课桌，学生听“老师”讲的每一句话，特务看“学生”写的每一个字。

“小萝卜头”每天天刚蒙蒙亮就站在铁窗下呀呀学俄语，他要用努力学习来换取老师那支“不蘸棉花水就可以画出颜色来”的红蓝铅笔头，爸爸妈妈常含泪在一旁看着。没过多久，“小萝卜头”一家又被转到杨家山关押。1949年9月6日，“小萝卜头”一家三口被特务用利刃杀害在戴公祠会客室，年仅8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要释放全国所谓的“政治犯”，被指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四人。

然而，屠杀是屠杀者的通行证。

罗世文，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原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1946年8月18日下午2时，二人被从白公馆带到戴公祠停车场枪杀。

1948年7月22日，原重庆市工委委员、重庆工人运动书记许建业及另一名共产党员李大荣，被公开枪杀于重庆肖家湾。

1949年7月29日夜，韦德福在白公馆地牢挖墙越狱未成，被抓回后枪杀。

1949年9月13日，尚承文、张长鳌、朱念群等三人被特务捆绑在掎子上，堵上嘴，通上电源电刑，因不是高压电，三人未立即死去，特务用铁镐将三人活活敲死。

罗广斌，小说《红岩》作者之一，在狱中制作五星红旗……

1949年11月25日，刘国誌、熊世政、丁地平、谭馍（身中三枪未死）等四人杀害。

韩子栋（小说《红岩》中的“疯老头”华子良原型），被关押14年后装“疯老头”逃脱。

1949年11月27日，王振华、黎洁霜一家四口殉难，大孩子王小华两岁，小的王幼华不满周岁。

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重庆，毛人凤亲自按排特务机关对白公馆关押人员进行血腥的大屠杀，许晓轩、黄显声、周从化、周均时、李仲达等27人遇难于白公馆大屠杀，另19人逃脱。这当中，郭德贤背着6岁儿子小波，周居正背着5岁的女儿小可，他们在慌乱中逃出，女儿小可从背上滑落，解放后才找回。

来白公馆参观的人络绎不断，男女老少。从他们登上步道开始，就都心怀肃穆、神情凝重，脚下，每一级台阶都曾留有先烈们的足印和鲜血，今天，他们踩着先烈的足印去叩问历史，叩问大地，就连一向顽耍好动的小孩，此刻也跟在大人身边显得格外地安静，我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逐级前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

这是大家熟知的革命史诗《囚歌》里的诗句，由“江南一叶”、我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在被关押在歌乐山蒋家院子的囚牢里所作。

蒋家院子位于白公馆东南角，云遮雾障，隐秘幽深，院旁有一参天银杏。院里除一孀居老太太和几个孩子外，别无闲人，极为隐秘，为了保密，对外称“将军休养所。”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诱捕，先是软禁、劝降，后转为关押。1942年1月3日，叶挺将军被从桂林七星岩山洞秘密囚室移囚于重庆望龙门22号，后又转到蒋家院子关押。1942年10月，夫人李秀文通过李济深的关系，打听到将军被囚重庆后，于是偕女儿杨眉拿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找到戴笠，要求探视，经半个多月的奔波，戴笠才让她母女俩在歌乐山下的五灵观招待所与将军相见。李秀文带来了周恩来、叶剑英及各界人士的问候，将军热泪盈眶，想起从上饶的软禁，到恩施、桂林的关押，再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时对他的热情洋溢，是党给了他力量和勇气，因而更坚定了他要把牢底坐穿的决心。将军热血沸腾，回到狱中写下了这首不朽的史诗。《囚歌》写成后由李秀文带出交给了郭沫若，郭沫若看后大赞，被誉之“用生命和血写成的真正的诗！”渣滓洞“囚犯”胡作霖将该诗谱成曲，成为渣滓洞难友们的“洞歌”。后又经多次异地关押，于1946年3月4日，在我党的努力下，叶挺将军终于获得了自由。

从白公馆出来沿着另一步道继续上山便是“戴公祠”。戴公祠原是戴笠为蒋介石建造的躲避日本人空袭时的别墅，四周苍松环绕，环境幽静，平时少有人到此。戴笠死后（1946年3月，戴笠从北平（今北京）乘机飞南京途中因大雾飞机撞入岱山而摔死），特务将其灵位供奉于此，故名“戴公祠”。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西安事变”后，中国人民全面投入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一边高喊抗日，一边背弃“不予报复”的诺言，以“首谋伙党，对上官暴行威胁”的罪行，将“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张学良将军交军法处判刑10年，继而他又假惺惺地“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即软禁），期间，张学良将军就曾被关押在戴公祠后山十多天，后又被转押台湾。

对“西安事变” 另一“主谋”杨虎城将军，蒋介石先是解除其所有的兵权，继而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名义将杨将军流放国外。当得知杨将军誓死要回国抗战时，便命戴笠先是对其欺骗、软禁，而后将杨将军关押在南昌梅岭村，后又转至贵州息峰监狱，再转至贵阳玄天洞。夫人谢葆真得知将军被关押后，于1938年1月，偕幼子杨拯中及副官阎继明、张醒明一行四人前往狱中照料将军，由于敌特刁难，直至同年7月，夫妻才在益阳相见。从此，夫人及孩子随将军一起被关入玄天洞（副官阎继明、张醒明被另行关押，1949年11月24日被秘密枪杀于“中美所”梅园下公路旁）。1941年，夫人谢葆真在玄天洞旁自建的牢房（将军自己出资400美金，由特务建造的四面透风的房屋）内产下小女杨拯贵，因无奶水，孩子整天啼哭，无奈又只得自己出钱延请奶妈。儿子杨拯中入狱3年，已变得又黑又瘦，后经12年的牢狱折磨，虽年方20，却已满头银丝似“老头”。1946年初夏，杨将军一家被押至重庆歌乐山杨家山秘密囚室，1947年2月7日，特务以治病为由，在杨家山“四.一”医院用毒针从脚底打入谢葆真体内，将其活活杀害。1949年1月，蒋介石认为杨将军关在重庆的目标太大，又命毛人凤将杨将军秘密转往贵阳……

一个叱咤风云的抗日大将竟连自己的一个弱女子都保护不了，将军五内俱焚，终日抱着夫人的骨灰盒不语不眠，唯将爱女搂抱于膝，相对垂泪，此时将军的身体急骤间被压跨。1949年9月6日，一场惊天谋杀案在毛人凤的魑魅魍魉中策划并实施。特务将杨虎城将军及儿子杨拯中从贵阳带往戴公祠，特务一左一右扶着杨将军，儿子拯中手捧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一前一后，沿着步道登向戴公祠，凄惨之状无以言表。刚进会客室，凶狠的特务就将利刃剌向拯中，可怜的拯中只喊得一声“爸……”就倒地，将军刚一抬头，特务的利刃也已刺入将军胸膛，这一年将军56岁。“大好河山今安在？恨不杀敌奏凯歌（杨将军诗）。”满腔热血的一代民族英雄，在蒋介石屠刀下终没能如愿走上抗日战场而殒落。

当时与杨将军一起押来的还有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宋振中和杨拯贵，他们也一同被特务用利刃杀害在另一间会客室。杨虎城一家三口、宋绮云一家三口共6人被蒋介石特务杀害在戴公祠两间会客室。之后，特务们将杨军父子的遗体掩埋在会客室旁的花坛，并种上花草以掩盖其罪行，将宋绮云等人的遗体掩埋在警卫室内，并打上三合土，以为这样就可瞒天过海，但纸总包不住火，由于对将军的遗物分赃不均，起了内哄，绝杀事件终于被传开……

从戴公祠下面的松林坡停车场转过一道小山弯，便可看到一座别墅，这就是“梅园”。“梅园”是戴笠专门为梅乐斯（美国）所建造的供其休息和工作的别墅，“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气象台”亦建于此，别号“梅园”，梅园里无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为了获取更多日本人的情报，秘密与中国国民党军统局合作建立情报机构，经过近二年的冾谈，于1943年5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

主任：戴笠（中方）。

付主任：梅乐斯（美方）。

参谋长：李崇诗（中方。

参谋长：贝乐利（美方）。

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下设军事、情报、心理、气象、行动、交通、经理、医务、总务等9个小组和1个总办公室、1个总工程处，在福建、定海等地设有多个办事处及情报站。主要内容：军统局向美方提供日本陆、海、空在华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解决美方人员在华期间的食宿交通等问题，美方人员享有外交人员待遇；美方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的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及交通医药器材，并帮助军统局训练特务。“中美所”在安徽等地开辟有10多处训练基地，培训特工，从1943年——1945年间，在全国有训练班22个，培养作战部队近5万人，在抗战中这些人确也发挥过不少的作用。经“中美所”电讯侦测与密码破译，使得美空军成功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座机。在敌战区，军统局秘密建立了大量的气象工作站（300多个），为美军登陆日本有过积极的贡献，“中美所”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中国沿海美潜艇攻击敌海军唯一的情报来源”（美海军军部报告）。双方约定：抗战结束，“中美所”即行解散。

“中美所”没有明显的“反共”或“亲共”立场，与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也完全无关。深夜，从白公馆、渣滓洞特务刑讯时传出来的惨叫声，还被“梅园”的美方人员大骂特务没有人道。

长期以来，“中美所”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和白公馆、渣滓洞连在一起的国民党的“法西斯集中营”，其实不然。造成误解的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位置相连。“中美所”总部的杨家山及“梅园”，这两个地方均处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的中心，白公馆又曾作过美方军人招待所。其实，“中美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且只有一个特训班。二是文艺作品。小说《红岩》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当年，这三部作品曾轰动一时，影响极广，为创作和艺术形象的塑造需要，作品中大量引入了“中美所”及有关的语言，以致世人都认为“中美所”即美蒋集中营。“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中也曾一度挂有“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深入人心。三是梅乐斯的个人反共倾向。四是革命者的遇害地点。如杨虎城将军夫人谢葆真被用毒针杀害于杨家山，副官阎继明、张醒明被秘杀于“梅园”下方公路等等，造成了人们视觉上的误解。五是物资。“中美所”解散后，部分物品用于白公馆、渣滓洞，留有“中美所”痕迹，而大量的美援武器则被用到对付共产党的战场上，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当年以美国雇员的身份与梅乐斯共事）所评论：“中美所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这一边，这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为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

离“梅园”不到一华里，便是臭名昭著的被人们称之为“两口活棺材”之一的渣滓洞。

渣滓洞原是一小煤窑，1920年由程尔昌先生个人出资创办，煤窑事务由工头周文华负责打理，因堪探有误，所采之煤均渣多煤少，故而得名渣滓洞。渣滓洞三面环山，一面深沟，位置极为隐蔽。1939年，经戴笠察看许可后，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开始建立监狱。四周架设电网，高墙外制高点设岗亭6座，并设有机枪阵地一处，常年由国民党兵一个连把守。白公馆、渣滓洞等集中营的出现，加之军统敌特的残暴和一些革命党人的背叛，对我党地下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渣滓洞集中营分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刑讯室，刑讯室里有刑讯台、铁锁链、竹签、辣椒水、老虎凳等各种刑具。墙上写有：“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等标语。内院一楼一底为男牢，16间，另二间为女牢，为防窜通，相互隔绝。墙上写有：“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政府痛惜你们背道而去，极望你们转头归来。”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并配有“回头是岸”的壁画。

在渣滓洞关押的有“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重庆上下川东三次武装爆动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如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许建业、何雪松等，“小萝卜头”一家也曾在此关押（后押贵阳）。1946年，息峰监狱、望龙门监狱撤销后转押过来的人也一并关入此处。期间，监狱曾一度关闭一年多，人犯全部押往白公馆关押。至1947年12月，渣滓洞集中营又重新关押“犯人”，被称作“重庆行辕二处第二看守所”。渣滓洞后期，大批的“政治犯”被陆续关进来，最多时达三百多人。

被关在渣滓洞的“政治犯”们，虽身陷囹圄，但一刻也没忘记对敌的斗争，他们相互团结，运用集体的力量，展开政治攻势，声援人民解放战争，杨虞裳在狱中组织“思想修理所”，专门研究如何与敌特作斗争，当他们发现特务克扣伙食，便集体绝食；龙光章同志在狱中被折磨至死后，就举行隆重的追悼会；1948年圣诞节前，还举办“春节大联欢”；他们成立“铁窗诗社”，抒发革命斗志，鼓舞大家与敌特斗争到底。女牢里更热情饱满，曾紫霞在《战斗在女牢》一文中详细记录了她与江竹筠、李青林等一大批巾国英烈的生活、战斗的日日夜夜，以及在牢中为新生命的到来而作的种种努力。她们乐观、从容，用笑声与歌声互相鼓舞，常常搞得特务们晕头转向……。面对酷刑，他们毫无惧色，极大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和博大的胸怀。杨虞裳受刑后失明月余，李青林被打断双腿；江竹筠受刑时昏死过三次，但她却说“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这句话在狱中起过极大的鼓舞作用；陈然痛斥敌人“我们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审问我们！” 被捕前曾著有《论气节》一文，就表明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狱中曾作诗以鼓励（小说《红岩》中的《我的自白书》的来源）；成善谋对劝降的敌人说“宁做文天祥，耻作洪承畴”。许建业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慷慨激昂“不要说48套刑罚，就是84套，又奈我何？怕了就不是共产党人！”

1942年5月，廖承志被捕，关入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成为廖承志革命生涯中第七次被捕。1945年1月，廖承志被转押至渣滓洞，在狱中，他每天站在牢房门口高唱《国际歌》，狱卒禁止不住，几天后被转到离白公馆一华里的黄家院子秘密囚室，院外由二个排的警察总队看守。在狱中，他白天靠作画打发时光，而漫漫长夜只得“枯坐待天明”。后军统总务处长沈醉想收藏，被戴笠臭骂一顿，画也毁了。1946年1月获释，成为抗战后“政治犯”中获得自由的第一人。

1947年冬，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悟，在夫人江竹筠的陪同下，领导了川东（奉节、大宁、巫溪）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敌人割下彭咏悟的头颅悬挂在城楼示众（后被群众偷下埋葬）。江竹筠悲痛万分，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带着对丈夫的无限思念和对敌人的憎恨，毅然抛下幼小的儿子彭云，再次投入川东起义中，去完成丈夫未尽事业，因叛徒出卖，于1948年6月14日在万县被捕，第二天，江竹筠、李青林一行12人被特务由万县押往重庆，关进渣滓洞。在狱中，江竹筠喊出“竹签是竹做的，共产党员是钢铁做的”的话，令特务束手无策，1949年11月14日被害时29岁。彭云由彭咏悟前妻谭正伦抚养成人，后考入哈军大，现定居美国。

1948年5月10日，“黑牢诗人”蔡梦慰被捕，当他被关进渣滓洞监狱后，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人间地狱，在狱外，他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和进步的事业，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而现在，“自由”二字竟是残酷的奢望。“11-27”大屠杀前，他匆匆写下《黑牢诗篇》五章。

1948年10月的一天，渣滓洞女牢房内，一个幼小的生命哇哇地哭叫着来到了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这是王璞和左绍英的女儿卓娅。玉璞在领导川东起义时牺牲，1948年9月，左绍英被捕，敌人对她用了夹竹筷子的酷刑，逼她交代出丈夫，无果后被关进渣滓洞。10月，左绍英早产，新生命的诞生给监狱里的难友们带来了新的希望，阿姨们给小生命取名卓娅，卓娅是苏联勇敢的女红军战士，预示着小卓娅将来能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清澈的眼晴，漂亮的脸蛋，深得狱中难友们的喜爱，更有一份对革命种子的期望，在“春节大联欢”时，阿姨们都争抢着抱起小卓娅跳秧歌舞，被亲切地称之为“监狱之花”，母女俩在狱中得了难友们极大的关心和帮助。然而，“监狱之花”没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当小卓娅和彭灿碧在狱中所生的苏菲娅从尸堆里爬出喊叫母亲时，俩人身上被补枪的特务贯了满满的子弹，两朵鲜花般的小生命从此殒落。

涂天应，一个进步的热血青年，参加过贵州德江武装起义，牺牲时年仅19岁。

在蒋介石的“反共救国方案”下，特务将二百箱炸药埋入29兵工厂。为保29兵工厂，为保2台1500千亙发动机，简国治等18人在抱搬炸药中殉难。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挺进报》事件中，地下党员陈柏林（18岁）一个细小的失误，致使坚强的堡垒被敌人攻破。在鲜花与屠刀并存下，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巨大的损失，133人被捕，53人被杀害，除25人被释放和在“11-27”大屠杀中脱险外，8人叛变，其余下落不明。

有些革命党人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转变为屠杀我革命志士的刽子手，如赵国安、冉益智、李忠良等，这是血与泪的教训。然而，敌特也并非铁桶一块，面对共产党人的大义凛然和人民解放军的节节利，他们有些也受到了感染，在我方人员的耐心劝说下踏上了再生之路，对我方狱中人员进行了积极的帮助，如黄茂才、刘石人等，看守杨钦典则乘雷天元带兵去渣滓洞之际打开铁锁，让白公馆19人得以逃生。

在蒋介石“杀人不够多”和“留给共党一个烂摊子”的思想指导下，从1949年9月6日——11月29日，军统特务对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集体大屠杀。

1949年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7人（烈士）及蒲华辅、涂孝文等3人（3人均叛徒），共计10人，被公开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

1949年11月14日，齐亮、杨虞堂、蒋可然、李青林（女）、江竹筠（女）等30人遇难于歌乐山电台岚垭。

1949年11月23日，杨汉秀（女），被特务用绳索勒死于歌乐山金刚坡成渝公路旁一碉堡内。

1949年11月27日，章培毅、刁侠平、冯传庆、胡其思、易仲康、陈少白、马秀英（女）、张露萍（女）、彭灿碧（女）、胡其芬（女）等180人遇难于渣滓洞集体大屠杀。

1949年11月28日，胥良被枪杀于重庆第29兵工厂。

1949年11月28日，李宗煌、高力生等5人被枪杀于重庆西南长官公置二处防空洞内。

1949年11月29日，距重庆解放前10小时，彭立人、高  明、韦延鸿、单本善等27人遇害于松林坡。

1949年11月29日，距重庆解放前10小时，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艾仲伦等32名“政治犯”被押往白公馆后山的松林坡秘密枪决。

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以1949年11月27日最为惨烈，史称“11-27”大屠杀。经核实，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共杀害321人，死于“11-27”大屠杀中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儿童7人（其中二人在监狱出生），最大的13岁，最小的不满周岁。解放军进入歌乐山时，面对满山尸体，无不热泪横飞，怮悼大哭，记者心碎，竟无从下笔。

“独夫梦想成奏霸，壮士从容作楚囚；一片歌声存正气，乐观革命何须愁。”这是狱中志士的自白，也是革命者的表白。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内革命志士的英勇顽强和义无反顾再一次展现了整个重庆地下党的历史，一部重庆地下党史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史。在漫长的革命进程中，面对屠杀、立场、变节、情感等种种现象，革命者需要的是正确的诀择，罗广斌同志在越狱后的第二十八天，怀着对死难者的祟敬，带着血的教训、泪的嘱托，代表死难者生前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写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约二万余字。报告分七个部分（其中五、六部分遗失），包括“案情发展”“叛徒群象”“狱中情形”“脱险人物”和“狱中意见”，作者以冷静的笔调、翔实的内容，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许许多多有价值的史料，报告的最后，罗广斌同志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含泪向党组织提出了宝贵的“八条意见”。这“八条意见”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党的无私忠诚和坚定信念，至今在我党内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左跳到右。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整党整风。

八，严惩叛徒，特务。

章其仲，笔名，石舌。爱好文学，声乐，并有作品在省市报刋上发表。画眉聒舌总嫌烦，顽石无言却可人，这既是笔名之来源，亦是人生之格言。

□编辑：木子叶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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