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百家】

“明分”之道

道家人性论的内在逻辑

儒道对话 （一）

儒道对话 （二）

儒道对话（三）

儒道对话（四）

“明分”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曾描述过“和谐”的社会蓝图。而在他们的具体施政策略中,先秦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儒学大师荀子所提出的“明分”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

在荀子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以“隆礼重法”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以乐来陶冶人们的情操,并按照社会层级、职业、能力等等的差异来分配财物,适度地满足社会中每个成员的物质需求,来保证社会各阶层上下的协调一致。他把这种社会状态称之为“群居和一”。但要使这番美好的设想真正落实,则必须要突出“明分”之道。何谓“明分”?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下各成员在工作上都要各尽其职,在财物的分配上,要按职位、才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荀子如此看重“明分”之道,将其作为一个理想社会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原则,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明分”可以使人贪欲的本性得到合理的控制。他在《性恶》篇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这是说,喜欢财利、忌妒、憎恨、贪图享乐是人天生就有的本性。如果对之不加节制,不但社会会陷入争抢掠夺、残杀陷害的困境,而且人们之间那些推辞谦让、诚信友爱等维持社会和谐的美德也会丧失。因而,必须要以“分”的精神对人的本性进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以便给予贪欲适度的需求与合理的满足。第二,“明分”可以最佳地处理贪欲与财物增长之间的关系。社会财物、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虽然适度的欲望会进一步刺激社会的发展,当欲望无限扩张时,社会财物、自然资源无法满足人的需求,社会就会出现“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富国》)的混乱局面。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分”的精神来引导欲望,使欲望与财物“两者相持而长”,既能使贪欲得到合理的满足,又能使社会得到发展。第三,“明分”可以使权势、财物得到合理的分配。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王制》)在这里,荀子明确地指出,如果不对人的层级、权势、好恶进行“明分”,非但人们之间不能互相役使,而且“势不能容,物不能澹”(《荣辱》),当权势和财物不能满足两人的同时需要时,社会也就陷入了争斗和混乱之中。由此可见,一个没有“明分”的社会不仅不会达到和平安定,而且还会产生种种的争斗和混乱。

那么,“明分”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在荀子看来,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人伦关系看,荀子说:“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君子》)荀子在这里指出确定贵贱、亲疏以及长幼之别,对于防止社会混乱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次,从官员的职位任用看,荀子认为应该“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君道》),即政府一定要根据官员的德行和能力的不同来安排岗位,使每个人都能得到与其才能相适合的职务。有意思的是,荀子还说:“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王霸》)这是指对官员还要进行年终考察以示赏罚。再次,从人们的职务与责任看,荀子认为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职务与责任是很明确的。他说:“掩地表亩,剌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富国》)这是指社会上下每个成员必须分工明确,责权清晰。只有充分体现这种“分”的精神,才会出现“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的合理社会现象,否则,社会就会陷入在位不谋其事,懒散推脱的混乱局面。

由此可见,荀子所谓的“明分”,主要是对人的社会名分进行确定,然后按其所处位置、职业、能力、辈分的差异来决定相应的待遇和财物的分配。应该说,在承认社会层级差异的存在和人的贪欲本性上,荀子比起先秦其他诸子的看法要现实、积极。事实上,只有充分体现“分”的精神,明确分工,落实职责,按部就班,各尽其能,才会出现社会上下各成员和睦相处,欲望与财物“两者相持而长”的理想效果。相反，如果无“分”，人们就会随着“恶”的欲望为所欲为，最终导致内部争夺，彼此孤立，走向灭亡。所以，荀子反复地指出：“将以明分达治而保万世也”（《君道》）、“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富国》）、“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

荀子生当全国统一前夕，他强调“明分”的重要作用的想法，是基于对人性和社会动乱根源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先贤们“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的深入思考。另外，社会已经历了550年的大调整，各种问题已充分凸现，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应该说，荀子的“明分”观实质上就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开出的一剂良药。

道家人性论的内在逻辑

在道家人性论研究中，如何把握好道家人性论本身的内在逻辑，对于理顺道家人性论中诸概念及思想主题之间的关系，进而恰当地运用材料、论证观点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家人性论的内在逻辑呢？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道支配着万物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这一运动轨迹体现为：“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人作为万物之一，也有一个“逝、远、反”的过程。就生命本身而言，即人的成长、衰老、死亡；就人性而言，即人性的异化、复归。在讨论“逝、远、反”之前，必先弄清楚人性之“始”、人之“始”，即人性的来源、人的来源。

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在老子乃至道家哲学中，道的基本意涵体现为天地万物的总规律及由此引申出的原则、道理、方法等，其根本性质是清静无欲。道作为一种规律或原则并不能直接“生”万物，它还需要与某种物质相互配合产生万物，即“物形之”。后来大部分道家学者把“物”解释为“气”，主张道支配气循环运动生成万物。道是清静无欲的，未生成人之前的气也是纯粹精微的，因此，在道与气配合生成人的过程中，道、气赋人以先天之善。并且，道在赋人以善性之后，还将继续对人性起着蓄养作用，这一蓄养作用是通过“德”来实现的，即老子所谓“道生之，德蓄之”。

尽管道赋人以善性并对此善性加以蓄养，然而，道总是推动着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运动，于是，“反者，道之动”成为人性可能被异化的形上根源，而阴气的兴起也为人性可能被异化提供了形而上的说明。就形下层面而言，可以从社会与个体两个方面探讨人性异化的原因。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多欲多为的政治是人性异化的主要原因。在道家看来，统治者行仁施惠、尚贤等政策的推行，刺激了人们的好利之心，引起人们争名夺利，从而导致了人性的异化。而世俗圣人所大力提倡的功利性仁义，进一步扰乱了人们清静的本性。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好恶之情是人性异化的主要原因，而好恶之情根源于人的生存本能，它不仅异化了自身的本性，同时也败坏了他人的本性。社会政治与个体是互相关联的，政治影响每一个个人的人性，在君主专制国家里，作为国家的核心——君主又是一个个体，此一个体的好恶又将影响整个社会的人性。

面对人性的异化，道家主张“复归”。“反者，道之动”及“物化”理论是人性可能复归的形上根源。从个体角度来说，只有“无情”才能复性。“无情”并非指不要任何情感，而是指去除好名利、好生恶死等世俗情感。“无情”以复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齐物”以去世俗之情；“坐忘”以忘世俗之情；“心斋”以顺应万物之情。这三个层次呈现出逐步提升的人性境界：“齐物”以去世俗之情，心中仍然有物；而“坐忘”却是物我皆忘；最高的境界在于“心斋”：内心完全清静，不仅顺应了自身的清静本性，还顺应了万物的本性。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推行无为政治是促使整个人类社会本性复归的主要方法。无为即清静无欲，遵循规律办事，顺物而为。无为政治包括现实手段与理想措施两个层面。从现实层面来说，道家认为，尽管提倡仁义、尚贤等政策对于促使人性的复归存在诸多弊端，但面对现实，还是不得不使用这些治国之具。因此，道家对治国之具进行了改造，提出“至仁”“至礼”等观点。并且指出，只有掌握了治国之道，才能更好地使用治国之具。然而，道家的政治追求远不止于此，道家认为无为政治的理想措施是：统治者清静无欲、不去干涉人们的生活，让人们自由发展，从而社会中人们的本性也就自然纯朴了。

综上所述，“反者，道之动”是道家人性论的内在逻辑。就个体而言，人性经历了一个“逝、远、反”的过程：道赋予人以清静的本性并对本性起着蓄养作用，人性可能被异化以及被异化了的人性可能走向复归，人性复归的可能取决于个体的修养。而在列子看来，此一“可能”过程是人性必然经历的过程。《列子·天瑞》篇说：“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婴孩，气专志一，和之至也；物不伤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壮，则血气飘溢，欲虑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则欲虑柔焉；体将休焉，物莫先焉。虽未及婴孩之全，方于少壮，间矣。其在死亡也，则之于息焉，反其极矣。”列子认为，人在儿童时期、即人性之“始”时，精神专一，身心和谐；随着年龄的增长，欲望逐渐膨胀，人性也逐渐异化，即人性之“逝、远”；随着生命的衰老，人的欲望思虑慢慢减弱，人性逐渐复归，即人性之“反”。

从整个社会来看，道家认为，从远古以来，人性逐渐败坏，呈现出一个“逝”“远”的过程。《庄子·缮性》说，“古之人”心性“至一”，“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那么，整个社会的本性能够复归吗？对此，道家并没有给予直接的回答。但是，根据“反者，道之动”这一规律，可以进一步猜测，整个社会的人性将有可能走向复归，当人类欲望日益膨胀、以致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时，人们有可能开始反省自身，减损自身的欲望，从而整个人类社会复归于美好的天性。

美国哲学家斯蒂文森曾对中西人性论的共通形式做过如下归纳：（1）作为思想基础、对于宇宙和人类在其中的地位的形而上的认识，也即世界本质的一般理论；（2）人性的基本理论，世界观的不同，从而对人性的看法也各有不同；（3）人类弊病的症结分析；（4）纠正弊病的理论指南。（《世界十大人性哲学》）以上关于道家人性论内在逻辑的讨论正好印证了斯蒂文森的归纳。依据“反者，道之动”这一道家人性论的内在逻辑，道家人性论可以归结为人性的来源、异化、复归三大问题。而人性的来源即（1）（2），人性的异化即（3），人性的复归即（4）。斯蒂文森认为：“只有由这几个部分构成的理论，才能给予我们解决人类问题的希望。”（同上）放眼当今世界，人类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破坏、人欲横流等诸多问题，如何从人性的角度解释这个善恶并存的世界？如何安顿人的内心？如何从人性的角度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我们深信，对道家人性论内在逻辑的探讨将为我们如何更好地反思现实、促进现实中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儒道对话 （一）

儒道关系有很长的历史。春秋末战国初，显学是儒墨，道家不是显学。原因不是道家思想没有提出来，而是道家不游学诸侯，不讲学。而孔子注重讲学。但并不是说道家思想在当时没有影响。到了汉初，道家是显学了，儒道变成了两个对立的显学，这个格局形成了。儒道明确对立是在汉初，但后来还是比较互补的。冯友兰先生讲，魏晋时，有些道家试图更接近儒家；到宋代，有些儒家试图更接近道家。说明儒道不是那么对立的。冯先生本人就是儒道互补。听说他在西南联大时，一副仙风道骨的形象。好像还有“冯老道”之名。而他当时讲的是新理学，就是接着宋明道学讲，是新儒学。冯先生为什么最欣赏的是道学？重要原因是，他认为道学不是先秦的古典儒家，是吸收了很多道家思想的儒家。他认为古典儒家功利性强，太现实，超脱不够。道家又太玄虚一点，不够现实，容易消极。所以他说“我喜欢道学。”

牟钟鉴：

中国以前的学者，包括一部分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是孔子和儒学，忽视了道家思想的文化传统。社会上也有一些误解，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道家是消极无为的，消极退让不利于人的进取；二是道家主张的“小国寡民”，主张复古倒退。这个意思有没有？也有。但我认为还是没有从更深层次上理解道家。我认为有必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为道家说几句。其实一些学者早就看出，中国文化是阴阳之学。阴阳是一对基本矛盾。中国文化有儒有道。冯先生也是儒道互补。冯先生既有儒家形象，也有道家形象。冯先生在《新原道》一书中，把“极高明而道中庸”视为中国哲学之精神。“极高明”就是玄虚精神，超越精神。“极高明”谁贡献最大？就是道家。“道中庸”就是现实主义，重视社会，即入世精神。这一点是儒家贡献最大。两者的统一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任何事物都有一正一反。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有对立，更注重互补。范文澜先生说，儒家是一个显流，道家是一个隐流。道家本身不张扬，体现为潜移默化。道家注重事物背后的东西，注重事物的另一面，层次更深。儒道两学派为什么影响中国文化全过程，而且是深层次的？我认为有两点：（1）、老子开创的“道”根源很深。我认为老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老子用“谷神”、“玄牝”等女性相关语汇来形容大道的母体性，表现出女性文化的鲜明特色。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哲学是女性智慧的升华。而儒家文化是男性文化。（2）、三代以来，礼乐文化是主流。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春秋时期“周文疲弊”。儒家用仁学改良周礼，改良礼乐文化。在深层次上给中国文化找出路，拯救中国文化。这是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正面思考。而道家是从负面思考。魏晋以后，表面上道家似乎消失了，只有宋明理学。但道家思想的发展是隐藏在道教里的。道教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它离不开老子的“道法自然”。我有个提法：老子是道教的导师，道教是老子的功臣。

陈来：

我很同意牟教授的观点，儒家文化是男性的，道家文化是女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很正确。一个文化的发展是对立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对立统一就是儒与道，也构成了一种阴阳互补。一阴一阳不仅是宇宙存在的规律，也是文化存在的规律。如果用“一阴一阳之谓道”来比喻儒道两家，显然儒家是阳，道家是阴。但我认为不一定把老子的思想溯源到母系社会，因为目前还找不到明显的线索。而孔子的思想是继承上古三代的。儒家传承了三代文化的精华，因为儒家有文化自觉。儒家继承、总结、提升了三代文明。而道家反异化，有犹豫，有文化批判的精神和意识，对上古采取批判的态度。儒道两家表现出的对立统一的格局，不仅在思想、宗教等层面，这种格局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存在体现于各个方面。他们的差异很明显，但也互相吸收。

我要强调一下儒家。从逻辑上讲，不能说否是先出来的，阴是先出来的。冯先生说，有正题才有反题，有肯定才有否定，有阳才有阴。在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关系。

牟钟鉴：

先有正题后有反题的问题，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比孔子大20--30岁的样子。孔子向老子问礼，典籍里也都有记载。老子对周礼缺点的批判，不是对孔子的批判，是礼乐文化缺点的批判。

陈来：

这个问题比较学术。老子与孔子的先后是没有问题的。冯先生说，为什么先讲孔子，因为老子是何人，司马迁已经搞不清了。老子与孔子作为历史人物，是同时代的。关键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老子》文本，就是《道德经》，是不是老子作的。现在学术界通常的看法，《老子》体系的成立是战国前期。

一种文化文明发展延续，推动力需要很多东西。我们中华文明靠什么发展到今天？很明显，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三代文明在哪里体现？在《六经》。三代文明传承的动力在哪里？在孔子。从孔子开始，及其孔子门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把《六经》传承、总结、发展、提升。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未间断，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及努力实践的强烈意识。否则，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就没有了着落。文化批判是需要的，但首先要有一个文化传统。儒家虽然文化批判的意识不够浓厚，对“自然”强调重视不够。但对文明本身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对于“礼”，老子有很多批判。虽然“礼”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在发展中有流弊，但不能说“礼”作为一种文化而没有意义。儒家有进化论意识，认为人不能停留在自然状态，不能说自然状态是最好的。儒家把“礼”看成一种文明的形式，是脱离自然状态的文明形式。文明的发展主流是积极的，任何摆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发展的，就是“礼”。比方说，吃生肉就是自然状态，烤熟肉就是“礼”，烹调加工，就是“礼”。礼从哪里开始？你摆脱了自然状态，就进入了“礼”。把文化凝结为一种具体形式就是“礼”。儒家始终重视并强调这一点。所以儒家主导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牟钟鉴：

儒家的这种文化自觉，某种程度也是因为道家的存在。道家的存在是儒家文化自觉的动力。道家对于儒家，外部有批判和提醒；内部输送了很多营养。一个文化的发展，除了动力系统还要有调节制约系统。道家的批判是带有根本性的，因为道家站在外面。儒家也有批判意识，但儒家的批判是比较温和改良的。儒家的发展本身就有道家的作用，有道家的功劳。比如新儒学，就是宋明理学，冯先生称为道学。道学的提法当时就有。冯先生认为道学里有理学和心学。为什么叫“道学”？“道”就是从道家来的。“道”成为宋明理学的最高本体概念。唐代儒学衰落，韩愈反佛老。但韩愈批判佛老的办法行不通，他的《原道》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就是把和尚变成世俗；把佛经烧掉；把寺庙变成民宅。这样是不行的。后来的宋明道学采取的是相反的途径，吸收学习佛道。

儒道对话 （二）

陈来：

我们都同意儒道互补。但儒、道是有差异的。韩愈的讲法与宋儒的思想学说是基本一致的。韩愈之所以对佛教采取那样的态度，主要是他认为如果把佛教的逻辑推到极端，都采取出世主义的做法，就破坏了人伦关系，就脱离了人了。我理解儒、道的差异是，儒家比较注重人作为群体的生存、发展、协调；注重把人作为人伦中的存在，不是独立的个别的份子。儒家强调人不能脱离人伦的存在，强调“人能群。”道家讲返璞归真，甚至认为人可以与鸟兽共居。孔子认为人的本质是具有群体性，人不可与鸟兽成为共同的存在体，这指的是在社会意义上。孔子对群体性很重视。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处理好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的关系，使人作为群体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儒家的精神也就是体现在这一点上。

牟钟鉴：

我赞成你的观点。韩愈的出发点是复兴儒学，但韩愈的方式和手段是错误的。儒家强调社会性，人伦关系，这很好。人离不开家庭、社会、群体。人有社会性这是显然的。但不能否定人有个体性，人是双重地存在。儒家如果没有道家就往往用社会性把个体性挤压，挤压得这个空间非常非常小。

陈来：

儒家的群体性很注重社群的存在。中华民族作为实体存在，儒家着力于群体价值观的形成。如何形成适合群体生活的共同价值观？儒家是把重点放在这里的，儒家的贡献也在这里。另外，我们讲中华民族的伟大，一是她历史非常悠久；二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生存的或政治的实体在不断扩大。在这么大的疆域里聚集这么多人口，延绵时间这么长，如果没有一套群体生活的智慧，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共同价值观，那是不可能的，是很难实现的。儒家很重要的贡献，是他致力于群体生活规则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积极的主张。我们讲文化传承，犹太民族也有文化传承，可比起作为民族的生存实体，在如此大的疆域里，这么多的人口，中华民族群体的生存发展在世界上是很有特色的，这就不是其他民族所能相比的了。人际关系是需要智慧和能力的。在这方面，儒家的特点及其贡献就显现出来了。

牟钟鉴：

可以讲，儒家对文明的发展是有功劳的，也可以说是核心地位。但道家也有功劳，有容乃大。如果只有凝聚力，没有宽容性是不行的。在大群体里允许个人一定程度自由地发展，大家才愿意在这个共同体里生活。如果是单一的，就会分裂，就会象欧洲一样出现很多个国家。中国这么大，我的看法是，需要有儒家的核心，同时需要有道家的精神。所以中国文化是非常宽容的。中国的信仰是自由选择，人生活在和谐宽容的社会。中国的儒释道都有存在的空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空间和权利。儒家有些学派太强调群体性。宋明理学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把人的利益缩小了，搞得人很紧张。人就会活得很累。因此，道家强调个体性。在中国历史上，不乏群体性思想，不必再过多提倡强调国家、群体等。缺少的是自由主义，个体的自由。这一点，历史上贡献最大的是道家。人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生活得更舒服更自在一些那？因此，庄子提出“逍遥游”，主张人应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不要被礼教束缚。这涉及人类追求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秩序；一个是自由。儒家的礼乐文化强调社会秩序，但自由也很重要。道家强调个体性。个体的健康与天下哪个重要？道家是宁要自己的胳膊而不要天下。我不主张无限制地提倡“大公无私”。人皆有似，人必有私。私不是万恶之源，私不是罪恶。我不赞成一味地批判私。在工作上要大公无私。但在日常生活中就要有公有私。“公”最后是落实在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上，是为个人利益去服务。儒家往往忽视这一点。宋儒太强调“公”，压抑“私”，压抑了人的创造性。礼教扼杀了人的个体性创造。所以后来的“五四运动”强调个体解放，批判的是僵化的礼教。礼教过分强调了社会秩序而约束了个体人性的发展。

陈来：

我同意你对礼教过分和僵化的批评。儒家强调群体、共同体、共同价值观、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这些都是对的，都是好的。特别是民族处在危难时，必需要有这样的人和这种精神，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但确有很多统治者利用群体性的名义，声张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公，等同于群体性。“公”和“私”的讨论，当然群体性是“公”。但“私”里面哪些内容合理？哪些不合理？儒家没有很好地探讨。“公”是全体民众的福祉，不是一姓王朝的利益。统治者实际上歪曲了儒家群体性的意义，结果是压抑个体发展权利。

我们再说一个话题。道家强调个体性，儒家强调有为积极，刚健有为。强调刚的一面。《周易》讲“刚健中正”，《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积极有为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难。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要有所事事。《系辞传》里也讲建功立业的思想，“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人类要生存，要发展，物质精神的满足等一定要通过儒家讲的“立功”去实现和取得。古人讲“立言”、“立德”“立功”，儒家很强调“立功”。要通过积极有为建功立业，有所创造，克服困难，把人类的问题加以解决，人类才能不断前进。

牟钟鉴：

对于道家的清静无为，历史上和当代一直有误解。认为“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这个误解的产生，道家本身的表述也有责任。但主要是没有仔细解读《老子》和魏晋玄学，没有准确掌握道家的真正思想。我理解，老子的无为有这么几个层次：一个是强调有所不为而有所为。另一个是无为而无不为。使所有人各在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能，让老百姓都来做事情，发挥大家的力量。按照事物的本性去作为。《淮南子》里说“不私为”，“不妄为”。《老子》讲“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辅很重要，是因势利导，而不是逆事物的本性。孟子说“仁者无敌”，道家的自然理念更深一层是“因者无敌”。因，就是因循，合乎潮流符合人心，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随意妄为，最后就要失败。道家的无为表面消极，其实结果是非常积极的。《老子》“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个私就是“大我”。当你的利益与群体利益一致了就没人反对你了。还有以柔克刚，老子思想里的刚与柔与我们的理解是有差别的。我们理解的刚是刚健中正，老子的思想是没有柔性的刚，没有弹性只有刚。道家讲柔就是韧性，不容易被困难击垮。这个柔就是女性的表现，温和的，像水一样。它表现的力量是深厚的有内在生命力的。这个智慧用在社会事业上一定能发挥巨大的力量。道家的无为思想很深奥，不要简单化理解，要很好地发掘。解释好了就能成为策略学。

儒道对话（三）

陈来：

关于柔性的解释，生命的弹性等，其实儒家也赞成。比如，乾阳始出，《周易·坤卦》“厚德载物”，也是这个道理。对于无为的误解与道家表述有责任。庄子的隐士思想和性格突出了出世色彩，老子不见得是出世的。庄子有些消极，庄子隐士的性格就比较突出了，就比较有出世的色彩了。

牟钟鉴：

老子里除了讲清净无为以外，还对现实社会有很多正面的论述。庄子，从出世和入世的角度讲是比较消极的。但也有人认为从庄子开始建立了形上学。因为他强调人的精神境界，这一点他讲得比较多。老子更多强调客观性，而庄子更多强调主观性，强调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庄子的人生慢慢的转向了艺术。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把哲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庄子是一个高峰。我认为庄子有消极的方面，如果仅仅从社会人生的角度看，确实是。道家同儒家比，有所偏离，但是它又有所开拓，主要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陈来：

讲无为的好处，到了今天还是有现实的意义的。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很多经济学家也很关注老子的智慧。因为计划是一种典型的“有为”，可是“有为”并不一定就好。“看不见的手”是无为而无不为，确实有这个道理在里头。其实儒家有时候也看到这个问题。无为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如果能做到，孔子也是赞成的。他讲舜是“无为而治者”。尽管孔子讲的无为与老子的无为可能有所不同，但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无为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是用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好的结果。但是儒家为什么不很强调这个问题呢，这主要是由于儒家是现实主义的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它总是觉得，无为并不容易达到，不容易实现。面对现实，儒家走的不是超脱的路子，而是洋溢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它有它的理想，考虑的是如何在现实中实现理想。儒家注重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主要不是自然界，而是历史的世界，我们生存的社会。对于这个世界，孔子始终不满，所以总是讲有为，讲入世，现实感很强。他更关心经世济民，经世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改造，也是出于他对现实世界的这种关怀。所以儒家虽然也认为无为很好，但它的重点没有在这里，重点是社会现实问题。充满了使命感与责任感。这样有时就忽略了其它一些东西，这是事实。对此，道家的思想就是一种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

牟钟鉴：

儒家忧国忧民，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历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大事，始终是关心的。这是一种儒家的好的传统。但是如果过于关心，就会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一种工作狂，满脑子都是工作，没有个人的生存空间。至少我看到两种现象，一种是我们有些干部退下来以后，怅然而若失，无所事事，不知该干点什么。因为他没有个人的爱好，没有个人的追求，不知道做什么，非常苦恼，因为他整个的生活全是工作。还有一种状态，比如说过劳死，现在我们有一批中年的技术工作狂，没有任何个人的要求，休假呀，运动呀，都没有。当演员了还想当导演，还想开公司，很可惜，他们太累了。这样的人就有个问题，一旦在工作上遇到挫折，或者是你不能从事这个事业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孔子不一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一定是受到道家影响，无可无不可。如果我做不了这个事情还有别的事情可做，有个人的业余生活，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了道家以后，中国人有时说，当官了是儒家，下野了是道家，左右逢源。人生不能全围着自己，既然群体给了你那么多的帮助，你也得给社会做贡献；另一点就必须得有个人的生活空间，这才是比较完整的。

陈来：

程颢、陈白沙都是很典型的有道家情怀的一些儒者，程颢讲过“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情顺万物而无情。”他也把这些变成了儒家的哲学。儒家的后期发展里，儒中有道。最明显的就是道学，道学从佛家，道家里都吸收了很多东西，变成了新儒家。为什么是新儒家呢？新儒家里的新字是说，不仅是理论思维上提高了，另外在人生的境界和气象上都对道佛的这些境界有所吸收。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孤立的。比如中国佛教，它之所以有中国性，那是因为它吸收了儒家和道家。

牟钟鉴：

儒家从孔子起就已经开始吸收老子的思想。只是不如后来吸收得多。

陈来：

不一定是吸收了，应该说它已经包含了一些如无为而治等后来为道家倡导的思想。孔子是比较浑全的体系，他不像后来的一些儒者只是发挥了某个方面。比如孟子讲大丈夫人格，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但孔子的人学境界比较宏全，可以说也包含了一些道家的因素。

儒道对话（四）

牟钟鉴：

儒家的发展不是单一的，而是形成了很多学派。反过来说，我们这里讲儒家道家，是从基因上进行学理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找到儒道之所以成为自己的那些东西。而在现实生活中，儒道则是相互包含的。同儒家一样，道家在其发展中，也分流出许多流派。其中的隐士派，代表着道家传统。历来的隐士派都学老庄，与现实与政治保持距离。还有黄老派，则是要参与了，不做旁观者了。受到了儒家的影响。道家各派都推崇道，但学问和主张却不一样。如果把其中一个学派误认为是整个道家的思想代表，就像把儒家某个学派误当作孔子的思想，就会发生错误。我赞成你讲的，孔子的思想很博大，他给人的空间非常大。一方面，我们要准确地把握儒道两家的文化基因，他们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分殊。看到在其发展中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

陈来：

刚才我们谈到自然的问题。道家讲要顺其本性。儒家也不是不用自然这个概念。荀子用过，宋明理学则讲“出于自然而本其当然”。这就是说，他在承认自然的同时，往往更强调当然与必然，而把这种当然与必然也看作自然。比如说，顺其本性，这个本性在宋明理学中也是理，顺性也就是顺理，顺理也就是自然。这个当然是儒家最根本的特性。仁义道德，这不仅有群体的道德人伦意义，也包含个体的德性与修养。这些都是孔孟以来的儒家非常注重的。它的好处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道德体系，基本价值观。并为人的道德追求提供一种激励。同时还探讨了很多个人修身、成德的修养方法。其中也有公与私、天理与人欲这样的对立的表达。

牟钟鉴：

儒家很强调文明的进化，人性的提升和社会的改良。但是在进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异化，当然的东西它有它实在的普遍性，在这些道德范畴里面包含的普遍性的东西也有时代性的东西，他把他放射到天道和人性，用当然的东西，应然的东西来取代自然的东西，是不是真是自然呢？可能有一部分是一部分不是。所以在玄学里他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明教和自然的关系，我比较赞赏的是明教本于自然。我不太赞成郭象的“明教即自然”，也就是把应然的东西当成是自然的东西。

理学里有一个东西弄错了，就是把理作为他的本体，它脱离了孔子所讲的“以人为本体”。他们更强调的是理。觉得人都应该被改造。有时就忽略了人的日常的欲望，由于他把理提到人的更高的程度上，就容易取代真正的人和人性。所以理学的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缺少人性化的思考。

陈来：

回应到我们前面所讲，历史上我们对儒道关系的理解。魏晋时代有一个理解是抓住了要害的，“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说明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牟钟鉴：

我认为儒道是同源而异的，其实是根源于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而发展出来的，一方面可以互补。我想共同性至少还有下面几点，一个是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人道主义，就是对人的关爱，一种仁爱的思想。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说“恻隐之心”。老子强调“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个“慈”，也是悲天悯人，也是关心社会，关心天下的万物。当然老子关心的方式不同，他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表面上看起来他不讲仁不讲义，其实他讲大仁大义。在这一点上我儒道两家都是关心社会的。二是要帮助别人，要给社会作贡献。三是对于人的精神，道德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他们都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适可而止。孔子讲“见利思义”“取之有道”，义是第一位的。道家讲，不要去声色犬马，这些使人性被扭曲，外部的物质的追求会戕害人性，最后带来灾祸。四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孔子和孟子讲“以德服人”，讲王道反对霸道，老子讲“兵者，不详之器”他也是反对战争的。

陈来：

我补充几点，从根源上讲，儒道都是春秋时代的产物。从古代的思想发展来看，在神和人的关系上，儒与道他们都是主张以人为本的。古代宗教是以神为本。而儒道都比较尊重理性，强调人的意义。与神相比来讲，这是他们共同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文思潮里发展的一个背景，奠定了中国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基础，这应该算是儒道共同的一个特点。其次就是说把神悬置了以后，他们也有一个更高的理想，除了重视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也提出来了。再次就是在人的价值观方面老子讲到“谦”，儒家也是讲究谦虚，这个德行是大家共同的。还有就是和，和非常重要，不仅是反对战争，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和，这种和是一个很高的价值，就这一点来讲，也是共同的

牟钟鉴：

儒道两家都是人文主义。但儒道两家不反对宗教，就是对神道的态度，采取淡化，或者加以人道的解释。是一种改良的态度。肯定了神道的道德功能。老子提到鬼神，但是没有对鬼神的非常不客气的否定的言论。另外，道家的道，我认为始终保留了它的神秘性，因此这个道可以作为一种信仰。它和物质的概念还不一样，它一方面讲客观真理，但另一方面，真理也是主观真理，人可以追求它也可以信仰它。再进而，“老子一气化三清”，这个道就神格化了，就是因为它本来就包含了一种神秘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儒道两家它是温和的人文主义。所以在这两种思想智慧下，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宽容的，所以各种宗教在中国形成了多元和谐的宽容精神。

陈来：

儒家主张“神道设教”。礼本身具有宗教性。儒家尊重人的宗教感情，但是它用“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功能，在礼的体系里，可以容纳，可以包容宗教的内容。在后来的发展中，天的观念同道有一些区别，它不是强调神秘性，而是保留了它的神圣性，天虽然被理性化了，可是天的含义仍然保留了一种神圣性，这就是它在应对知识分子也好，民众也好的宗教感情的需要方面，能够发挥某种作用。

牟钟鉴：

学界一般认为，宗教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玄妙性，一个是神秘性。从两个意义上看，儒教的确有宗教性。但我们俩人都认为儒学不是严格意义的宗教，但这不等于没有人把它当作宗教。儒家的主流学者不愿意把它变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现在有五大宗教，除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之外，其它都是外来的。中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不同宗教的人们能够和谐相处，这主要要归功于儒家的宽容精神。

陈来：

牟先生对道家道教都很有研究，但骨子里是个儒家，亦儒亦道吧。

牟钟鉴：

在我看来，陈来先生也是儒道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