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大礼：现代篆刻创作的突破与变化

本文原载于网络，作者蔡大礼，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西城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印社副秘书长，小刀会执事；中国书法网总版主；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书法篆刻院、国家开放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陶瓷印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东方艺术、书法》特约编委。

任何一种艺术都无法脱离其生长的时代背景，因而必然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篆刻艺术也是如此。我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时代性，应该是时代背景、文化传承、社会风尚、代表性艺术家个人创造等综合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指标可能有大小多寡的随机变化，但它是艺术成长、发展与传承的共同规律之一。

回顾中国印学史，篆刻与现代发生关联的两次重大变化一次发生在清末民初，一次发生在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

△不与时贤论短长（蔡大礼刻）

清末民初篆刻的发展原因，一是基于中国封建王朝末世面临的巨大变局，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社会结构与形态受到冲击并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二是由于乾嘉以来小学、金石学与晚清考古的长足进步，使人们对于古代器物文字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是文人篆刻近300年的实践积累总结，使得篆刻创作经历了从回归秦汉的复古、印中求印的革新、到印外求印和印从书出的创造，艺术家的个性进一步彰显，印风多变，流派纷呈，涌现了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成为传统篆刻走向现代的前驱。

△尺短寸长（蔡大礼刻）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束动荡、走出封闭向世界敞开大门，伴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复兴与繁荣，篆刻艺术迎来历史上快速成长与发展的黄金时代，经过30多年发展，产生几个方面的突破与变化，值得我们关注、探讨与研究：

其一，是入印文字取材、造型手段的变化。当代篆刻得文字学、考古学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之助，占有、享用信息资料超常规增长是古代无法想象的，因而创作取材的文字资源空前地丰厚。比如简牍的大量出土，使用我们得以窥见从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古代墨迹，不仅足以解析或考证许多书法史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成为篆刻创作可资取法、借鉴的重要文字素材，类似的还有砖刻、骨签，等等。

△放浪形骸（蔡大礼刻）

现代篆刻越来越重视文字的表达能力，而这种能力需要通过造型的变化来体现，因此不满足于从金石、书法的成例中撷取文字，而开始向美术、园林、雕塑、现代设计寻求灵感，是现代篆刻迈出的大胆且最具争议的一步，对汉字结构的改造、变形、美化，有些设计过于边缘化，甚至有破坏或脱离文字结构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倡导对于汉字字形构造体系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汉字构形学”的学术课题，相关的理论探讨也对篆刻家的艺术实践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横涂竖抹（蔡大礼刻）

其二，是技术，特别是刀法、材质运用方面的探索创新。这本是篆刻艺术的优秀传统之一，从文（文彭）何（何震）到西泠四家，从浙派再到邓（邓石如）吴（吴让之）赵（赵之谦）齐（齐白石），技术方面的探索创新一直是篆刻创造的主要旋律。冲刀、切刀的简单概括已经无法表述篆刻丰富多样的用刀技术，如何重新对刀法的运用进行归纳总结，也成为现代篆刻理论的挑战和难题。比如，齐白石的单刀刻法体现了刀感的爽劲苍润，刀痕一侧自然的崩裂，抒写出线条特殊的质感，提高了篆刻线质的信息量；而当代篆刻家则走得更远，不仅要表达力度，还要表达节奏、层次、肌理，还要追求刻痕的鲜活感，由此技术方面的用功更加深入，也更加细腻，不输古人。对于材质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陶、紫砂、砖瓦、金属等，徒手刻画这些材质所产生的艺术形象与作品，无论从数量、形制、尺寸都是超越前人的，多是脱离实用的独立篆刻艺术作品，也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创新。

△他山石以攻玉（蔡大礼刻）

其三，是对传统印章格局的突破。从印章到篆刻，实用性一直是最核心的属性。因之印面格局以“正”“稳”为主，效果表达必需满足使用者的识读要求，艺术性服从、服务于实用性；然而随着时代变化，篆刻基本退出实用领域之后，创作者的自由打开了空间，作品越来越注重个性表达与艺术效果，对于实用性的考量退居其次，现代篆刻逐步打破常规，除文字造型调整外，还突破传统的印章格局，设计出许多更活泼、更多变、更有视觉冲击力的图式来，为主题或为艺术家想要表达的状态服务，包括产生了印面超过任何传统印章的、无法实用的巨印等，这些更加纯粹的艺术创作，突破传统篆刻的格局，甚至内容无法识读，却不妨碍其成为传统艺术当代化的一种创新形式，不妨碍其在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中去经历广大观众和历史的检验。

△一以贯之（蔡大礼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