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伟胜丨罗兰 • 巴尔特的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及其身体转向

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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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罗兰·巴尔特《S/Z》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进行了解构式阅读和批评，它是在“作者之死”后，力图构建以读者为中心的阅读理论和展示阅读演绎过程。我们可以说，《S/Z》是巴尔特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典型标志，一方面，他仍然在使用符号分析方法来分析《萨拉辛》的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开始着手构建新的阅读理论，并提出了“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事实上，巴尔特为了在《S/Z》中彰显自己新的阅读理论和观点，一开头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他前几年苦心经营的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文章显示出很强的自我批判意味，为此他用了一个机智幽默的比喻：“据说，某些佛教徒依侍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过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这是桩苦差事，竭精殚思，终竟生了疲厌，因为文（texte）由此而失掉了它自身内部的差异（différence）。”巴尔特这段话既是对前几年《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苦苦追寻“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的反思，也是对他自己先前竭精殚思建构一种科学体系化诉求失败的感喟，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满腔耐心的科学啊，实实在在的苦刑”，长久追寻而未臻成功之境的煎熬不免让他生了疲厌，这种消极情绪的滋长无疑是在宣告他对结构主义“科学”野心的捐弃，而向未“失掉它自身内部差异性”的后结构主义转型。

1970年巴尔特刊发了《写下阅读》一文，详细阐发了《S/Z》的写作意图。他接续着《作者之死》中的话题，将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文学批评大致分为两种：（1）“显微镜”式批评，即耐心阐释所研究作品之文献、自传、心理诸方面的细节；（2）“望远镜”式批评，将作者置于所处的巨大历史空间，臧否其得失。巴尔特强调他在《S/Z》中摒弃了这两类工具，只是“写下”其对《萨拉辛》的“阅读”而已。这表明巴尔特对《萨拉辛》的解读不再去追寻巴尔扎克文本中的“原意”，从而最终领会作者的意图，而是要显现读者意志、寻找阅读逻辑的一种理论探索与文本演绎，“力图掌握一切阅读的总形式”，从而“唤起一种阅读理论”。巴尔特从电影摄影机将一匹马的疾行分解的基本技艺中得到灵感，他也试图“以慢镜头拍摄对《萨拉辛》的阅读过程”，这篇“用以阅读之文（texte-lecture）”不是通体完整的“画面分析”或“影像呈现”，所以文章不涉及巴尔扎克，也不涉及他的时代，不探究人物心理和小说文本的主题，也无意于探究叙事所蕴含的社会学意义。一句话，这是一篇基于读者而不是作者立场的文学批评之作。

一、作为一种构成动作的“可写文本”

《S/Z》作为巴尔特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典型标志，他是以《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的理论构想，来完整演绎对《萨拉辛》的叙事结构分析。巴尔特“用一种类似小小的地震的方式”把小说“拆散”或“切割”成561个词汇单位或阅读单元，这种充满近乎暴力的“切割”明显对文本不尊重，但这种看似随意的“切割”实际遵循着叙事文本的象征逻辑，巴尔特认为这种基于读者的“阅读逻辑”能最有效地实现阅读文本的“意义增补”，这是“词典和文法都含纳不了的意义的增补”。《萨拉辛》经过“切割”，成为由一大堆能指片段组合而成的叙事文本。这些能指片段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从而实现了文本开放，并产生意义的“增补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能指片段可以随意腾挪，事实上它们受制于巴尔特在文本中辨认出来的五种基本符码，这些符码划分的依据或多或少地遵照了先前他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所提出的类型，即叙事作品结构的三个描写层：功能层、行动层和叙述层，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变通，这五种符码分别是：

(1）布局符码（经验的声音）。包括情节符码与行为符码，指行动可被划分为连续的几个阶段，也能调整故事中事件的序列。它是行动创造、改变和结束它所带来的状态。它提供了行为的典型范式，根据这一典型范式，我们能够预料并理解一个情节的发展。按巴尔特的说法，行动序列之所以会在文本中凸显出来，主要是读者的阅读技巧与经验使然。

(2）意素符码（个人的声音）。有关各种词的内涵的符码，它利用某些能指产生的暗示来“闪现”某种意义，提供了在行为境遇、社会地位和各种不同的人物特性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使我们能够从小说的事件和描述中决定人物的特性。

(3）文化符码（科学的声音）。是对科学或智慧符码的引用，通过瞥见或“知晓”所指的东西，点明所引及的知识类型或证实公认的和权威的文化形式。换言之，它是一系列小符码，每一个小符码表达一个被文本视为是理所当然地被接受的“知识体”（科学、传统的智慧等等）。

(4）阐释符码（真相的声音）。叙事不断激起行动和提出问题，同时又总在设置障碍、伪装或诱惑，以延缓或阻止行动并推迟对问题的回答，换言之，它支配着用来提问和给出答案线索的语言。

(5）象征符码（象征的声音）。是文本中以不同方式和用不同手段有规律重复并可辨认出来的结构，犹如地毯上呈现出来的图案，用来对故事人物、情景和事件的意义进行分类，人们能够把那一具体细节视为具有象征意义。

这五种符码构成一种网络、一种拓扑局面（topique），经此，整个《萨拉辛》文本贯穿于其中。所有五个符码都出现在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的结尾之前，文本被“切割”的所有阅读单元都受符码的支配，而且每一个阅读单元典型地包含了不止一个符码的要素。巴尔特论证说，结果是，这一文本并不具有任何单一的全部结构；与此相反，“它是一个不可化简的、相互替代的、时而相互冲突、时而相互协调的诸结构的合成物”。所以巴尔特对《萨拉辛》的解读与其是统一了文本，不如说是爆破（内爆）了文本。从符码的意指活动来看，符码被作为能指，指向不同的意义生成，巴尔特对此说道：“为了呈现文的多元复合性和局部可逆性。关键其实不在于表明一种结构（structure），而在于按照可能演示一种构成动作（structuration）。”

《S/Z》实际上就是力图要演示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性，于是，他积极倡导在颠覆传统的单一意义解读的基础上，呈现多样性的文本解读，进而鼓励读者积极探索更多的解读过程。巴尔特强调“重读”（relecture）和积极阅读即“写作”的重要性。与传统文学批评家看法不同，“重读”不是去发现文本深层内涵或微言大义，巴尔特认为，由于阅读经验的不可逆性，读者对同一文本的每次阅读不可能是重复的体验，重复阅读事实上打开了文本的不同褶面，因此它可以使文本的意义得以增补。“阅读亦须成复数，也就是说，入门无顺序：阅读之'初’版当能是其终版，将文重织，仿佛是为了在其连贯之妙（artifice）中完成，能指遂获致一个增补的（supplémentaire）样式：滑动（glissement）。”重读不是重复着阅读同一个故事，重读反而可以免于这种重复，因此，重读不再是消费，而是游戏，这游戏是差异的回返通道，所以不存在着初次阅读，所有文本皆为已阅读之文。重读实现着文本的多变性和复数性，排整了文本的内在顺序，又复现了想象的时间。重读与我们社会的商业和意识形态习惯反其道而行。由于文本本身是各种文本的交织，文本永远是复数，所以重读不仅参与文本意义的生产，而且可使文本相互交织，编缀衍生出无限的意义空间。衡量一个文本进行重读时是否总会打开文本的不同褶面，对巴尔特而言，就要看这样的文本具不具备可写性。如何建立文本的首要类型呢？巴尔特说道：“对一切文的根本性的评估，不可能出自科学，因为科学不做估测。也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因为一篇文的意识形态价值，如道德、审美、政治、真理之类，乃是一种再现（représentation）的价值，而非生产（production）的价值（意识形态'反映’，它不创造）。我们的评估只能与某种实践相关，此实践就是写作（écriture）。”

巴尔特将写作的实践引入文本中，然后根据是否能生产多种意义或价值的标准，他把文本分为两类：可读（lelisible）文本和可写（lescriptible）文本。可读文本也可称之为无法引入写作，只能引入阅读者的文本，1它是一种固定的自足的现实文本，文本中能指与所指是预设的、先验的，能指到所指的路线既清楚又明确，文本的意义是可以解读把握的，读者不是意义的生产者，而仅仅是消费者，他只能以屈从的态度来阅读它，在不断阅读中把握有限的意义。用巴尔特自己的话说，在这类文本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物主和顾客、作者和读者，无情地离了婚，文学体制维持了这种状貌，这标出了我们文学的特性。读者因而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他不与对象交合（intransitivité），总之，一副守身如玉的正经样（sérieux）：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体味到能指（signifiant）的狂喜，无法领略写作的快感，所有者，只是要么接受文要么拒绝文这一可怜的自由罢了：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概言之，一篇可读文本是一篇读者易于接近的文本，因为它遵守了被读者期待的范式。巴尔特把一切能引入阅读但不可以引入写作的文本称之为古典文本，在这类文本中，意义回收一切，永远不曾失去何物，它“都心照不宣地是种充满之文学的艺术：文学呈充满状：如食橱，意义搁置、堆叠、保存于其中；如孕妇，孕育着批评可助产的所指；……如炎炎太阳，蓄满着散发不止的华光，照遍所写出的作品；也就是最终将其断为业已确立与公认的艺术：制度化的艺术”。这种充满之文学，因其象征的完足，能引入阅读者但不能引入写作者。古典文本除了呈“充满状”外还呈“沉思状”，这类文本充满意义、玄远渊默，似乎蕴藏了一种终极意义，“它似乎老是将某个终极意义只管另隐藏起来，不予以表达”。巴尔特把古典文本的这种终极意义称为“零度的意义”，这种增补而不可预想的意义并非意义的取消，恰恰相反，它是对意义的承认。

可写文本是一种能引入写作者的文本，也就是可供读者参与重新书写的文本。与可读文本相对，在这种积极的阅读即“写作”中，读者是文本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他要将自身的功能尽力施展出来，完全去体味能指的狂喜和写作带来的快感。这类文本并非一成品，在书肆中汲汲翻寻，必劳而无功，读者将能引入写作之文重写，“只在于分离它，打散它，就在永无终止的（infinie）差异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文本自身内部的差异（différence）构成了一个无限嬉戏的网络，可以被扩散，可以被重新写作，可以在无限延异中被分散，“能引入写作之文，是无休无止的现在，所有表示结果的个体语言都放不上去；能引入写作之文，就是正写作着的我们，其时，世界的永不终止的运作过程，浑然一体，某类单一系统（意识形态，文类，批评），尚未施遮、切、塞、雕之功。单一系统减损入口的复数性、网络的开放度、群体语言的无穷尽。引入写作之文，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根据巴尔特的意思，一篇可写文本是一篇与我们的期望相矛盾的文本，所以很难读，因此它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也就是说，读者必须涉身于文本的写作，从作者随笔写下的手稿中构筑它的意义。可写文本是一种意义多重、空间开放、语言无限和风格多样的文本模式，它就是一种无限差异化的文本，没有固定的结构，它的语言编码无穷无尽，网络纵横繁复，它是能指的星河，也没有任何一种确定的单一终极意义可寻，“解释一篇文，并非赋予该文一特定意义，而是鉴定此文所以为此文的复数（pluriel）。此处先设定完美的复数形象，种种（模拟的）再现之束缚，亦未挤干此类复数。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恍惚，无以确定；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复数之可写文本消解了文本内部有限性制约，它为重读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文本的消费者，他成了文本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换言之，读者每一次阅读都是透过语言的踪迹去重新打开文本的新的褶面，而不是去消费同一件产品，在意义不断衍生和增补中最终实现文本的完成。

可读文本、消费文本、总体性文本、一元文本、无重读性文本都统一在结构主义名下，与此相对的是，聚集在差异名下的可写文本、重读文本、破碎文本、星状文本和多元文本，无疑是这时已逐渐转向于后结构主义巴尔特关注的重心。关于《S/Z》所欲达致的目标，他曾声称，在《S/Z》中，“我不再提及全部文本的模式，我只是想表明，每个文本都应依据他自身的差异性——尼采或德里达意义上的差异性——被对待”。我们现在可以对《S/Z》中巴尔特的文本思想做一个大致小结：文本作为一种编织物，“文、织品及编物，是同一件物品”，并不是以固定结构或形式存在，因为文本虽然受着某种形式的支配，但“这形式却不是一体的、构筑好的和完成了的：它是碎片，是截开的块段，被中断或删除的网络，完全是画面无限的叠化过程（fading）的进行和交易，这保证了信息的交叠和失落并存”。因此，文本成了一张持续游移和变形的网络，它所触及之处意义在不断变更。这样文本中的符码就不再是先前结构主义意义上“被重新编制的清单和重新构筑的纵聚合体”，而是“引用的透视远景（perspective），是结构的蜃景；我们只知其出发和回返；那些从符码产生出来的单位，它们始终是文的种种门，是内在蕴含的旁逸蔓衍（digression）的征兆、路标，指向清单目录的其余部分；它们是这么一大堆永远已经读过、看过、做过、经验过的事物的碎片；符码是这已经的纹路。符码引用已写过之物，也就是说，引用文化这部书，生活这部书，将生活看作文化这样一部书，它把文转变为此书的简介”。众符码的汇聚成为写作，成为一个立体空间，巴尔特将这种不断处于意义增补中的文本比拟为星形裂开的纹理，嘎嘎作响的织机，往来爬行的蜘蛛，无限叠化的画面，剥落满地的葱瓣，众语喧嚣杂义丛生的论坛，碎裂下来不成片段的七宝楼台……此外，巴尔特通过对《萨拉辛》的解读表明，文本内与文本外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镜像关系，艺术模仿的对象本属虚妄，文本内外分属不同语境，有着各自不同的运作法则，所以巴尔特认为，所有文学的描绘是先将“现实”转变为已描绘（框定）的对象，随后可拆解此对象，从描写中将它除去。总而言之，描绘即铺开符码的地毯，不是自一种语言指向一种所指对象，乃是自一种符码指向另一种符码。如此看来，现实主义就不是在摹写现实，乃在摹写一种现实的摹本，因此，不能称现实主义为“摹仿者”，而应命之为“摹仿之摹仿者”。正如霍克斯所说，“巴尔特似乎要说，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东西其实都是窗玻璃上的：我们看的是这扇窗子，而不是窗外的东西：窗子起一种信息的功能，而不是媒介的功能，而且它不完全受作者的支配。”《S/Z》在开放和呈现《萨拉辛》文本多元空间的过程中，凸显了文学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和文本的裂隙等，而读者对文本的意义生产的介入，开始彰显出阅读体验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面向读者开放的后结构主义文本观闪亮登场了。

二、作为身体快感的“极乐文本”

当读者游弋于可写文本之中时，他不再像以前追求作者的“原意”，或一种终极的意义诠释，那他到底在追求什么？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于结构、符号的阐释：一种是致力于破译，或梦想去破译一种不受自由嬉戏和符号系统制约的真实或本原；另一种则不再追寻本原，它试图超越人和人本主义，肯定自由嬉戏。在巴尔特眼里的阅读，毋庸置疑属于后一种，用他自己的话说，“打开一篇文，将它置于阅读的系统内，因而就不仅仅是需要和显示它能被自由地理解；还特别地、更为彻底地导致了这种确认：不存在阅读的客观和主观的真理，而只有游戏的真理”。处于自由嬉戏中的读者，完全体味着能指的狂喜，以及由积极阅读带来的愉悦和快感。不仅如此，这种不能理解为消遣的“阅读游戏”能最有效地实现文本的“意义增补”，那么，究竟是何因能让积极阅读实现文本“词典和文法都含纳不了的意义的增补”呢？巴尔特的回答是身体。“阅读，就是使我们的身体积极活动起来，处于文之符号、一切语言的招引之下，语言来回穿越身体，形成句子之类的波光粼粼的深渊”。很显然，进入文本的阅读是一种身体行为，它是一种生命力的消耗活动，让漫溢的生命力得以释放，“进入文本乃是一种冒险，一种没有保留的耗费”。巴尔特将阅读与文本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身体对身体”的关系，“解构产生愉悦，因为它产生欲望。解构一个文本就是揭示它如何作为欲望，作为对没有止境的延迟的在场和满足的追求而起作用。一个人不可能阅读而不向语言的欲望，不向始终不在场的、异于自身的东西开放自己。没有对与文本的某种爱，任何阅读都是不可能的。在每一阅读中，都存在着读者和文本的身体对身体的关系，读者的欲望融入文本的欲望中”。因此，我们对文本的阅读既不是心灵之眼的超然旁观，也不是经验之眼的单纯物质接触，而是南希所说的“身体技巧”，一种力图达到某种接触：互相触摸，互相对视，而不是单向的关系。这种“看”（阅读即浏览、注视、瞥视等）意味着“我”能够用手指、嘴唇甚或眼睛、睫毛、眼睑去触摸“您”眼睛。因此进入文本嫁接与目光接触的无休止的游戏中，一种身体消费的游戏中，“我们阅读，也是在文上铭写某种姿势，就因这个缘故，它才生机郁勃”。

在阅读过程中，身体到底扮演着一种怎样的角色，使得文本的意义不断兴发或增补？按照柏格森的说法，我们对宇宙的知觉形成一个物象体系，而身体这个“物象”占据着中心位置，它具有其他形象所没有的特权：“一方面，这个形象总是占据着表现的中心，而其他形象则按照一定次序在它周围排列开来，这种次序保证了这些形象服从于这个中心形象的行动；另一方面，通过我称为情感的感觉，我可以从内部了解这个中心形象，而不是像对其他形象那样，仅仅是从外部表面去了解它。”这意味着身体是情感的所在地，同时又是行动的源头。柏格森进一步指出，“我的身体就是接受运动并反射运动的通道（placeof passage），是一个连接符，是作用于我的物体和我的行动所影响的物体之间的一个连接环节，一句话，是'感觉—运动’现象的枢纽”。换言之，身体的“中心”意义在于正是它使我们“介入”世界，“连接”到世界。它就是柏格森身体与记忆图示中椎体的S点，浑身布满了“知觉”——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我们的每一寸皮肤，甚至身体内外的每一个位置都可能成为知觉点。此外，身体作为一个中心，它的特殊性还在于“是我们不断产生的表现（representation）的一部分，它始终是当前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每个瞬间刚刚逝去的一部分”。因此，它“每时每刻都在构成普遍变化的一个片段”。因此，身体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一句话，身体都是我们行动的中心。明白了上述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巴尔特为何将阅读视为“在文上铭写某种姿势”了，“你写的文必须向我证明它欲与我交媾”，这种身体对文本的刻写，使文本的意义得以不断增补，“作为增补，身体是叙事布设在作品情节内的侵越的处所：正是在身体的层面上，对立的栅栏（barre）将要被一跃而过，对照之两不相容缠结为一体，于复合体状态，产生接触，混成最令人惊愕的形象”。

如果我们从阅读的经验现象学分析，这种最令人惊愕形象的赢获就不再是认识论上的文本意义的发现，而是一种在存在论上的文本意义的参与创造，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所说，“解释符号时也解释自己的主体，不再是我思（Cogito）了：这是一个存在者，他通过对自己生命的解释，发现他在安置自己并拥有自己之前，就已经被安置在存在中了”。这种创造过程包括克服异己，从而达到属于自身的东西的过程，也就是通过这一过程，文本和读者各自不断达成自身的生成和再生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利科把对文本的阅读和解释的本质理解为文本—读者的“自得”。他说道，“自得”就是在这种通过阅读的参与创造过程中，读者“更好地理解自身，不同地理解自身，或仅仅开始理解自身”。因此，文本的阅读过程同时是文本与读者的自我更新与再生成的过程。从某种意义说，我们阅读文本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阅读、解释我们自己，但这种阅读、解释绝不是读者的任意妄为、随心所欲。“自得，一旦被视为在文本中溢出的东西的找回，就不再具有任意性。解释者的所说是一种重说（resaying），这一重说机会那文本中已说出的东西。”因此，不是我们决定阅读，而是阅读决定我们。阅读就像是读乐谱，它标志着文本语义可能性的实现和实施。如此一来，被“实现的”文本就找到了氛围和听众：它重新展开了意指运动，走向一个世界和许多主体。这一世界就是读者的世界，这一主体就是读者自己。于是，读者也成为这种生机勃勃身体嬉戏的一个要素，由于读者是克服文化间距，以及文本解释与自我理解相融合的条件，因此它是文本语义可能性的实现和实施之关键。

既然读者与文本是一种“身体对身体”主体间关系，那么，“我”阅读文本，“我”就并不是单纯主体，也并非先于文本而存在，“并非把文当作待拆之体、待占之位，继而来处置它”。这个步步渐入文本的我，本身就已经成为其他文本的复数性，成为永不终止的能指的复数性。换言之，我是文本拼贴的场所，它的一个功能要素而已。所以巴尔特说，“阅读是一种工作，且此工作的方式，具拓扑学特性：我不隐于文之内，我仅仅是游移不定地居于其中：我的任务是移动、变换种种体系，体系的观点看，则既不止于文，亦不终于'我’：从效用来看，我发现的意义，并非由'我’或他物确定，乃由其成系统的标记确定：阅读的标志，唯有其体系分类的特质与持久性而已；换句话说：唯有其运转而已。究其实，阅读是一种语言的劳作”。这段话有着两层相互联系的含意：一方面，读者在阅读、解释中达到的自我生成并非直接生成，“自我理解经过了理解文化符号的迂回，在这些符号中，自我记录并形成了自身”。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在语言之内阅读、解释，而不能超出语言，随心所欲地阅读和解释。换句话说，解释不是一种“对文本的行为”（act on the text），而是文本（自身）的行动（act ofthe text）。另一方面，阅读的文本只是中介，它在读者和它自身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对文本的解释中，阅读变成了像言谈那样，但这并不意味着阅读就等于口头交谈或对话。但阅读在与文本相关联的具体行为中达到巅峰，“起初，文本只有含义，也就是说，它只有内在的关系或结构；现在，它拥有了意义，即实现在阅读主体的话语中。根据含义，文本只有符号学的维度；现在根据其意义，它有了语义学的维度”。这一阅读层面上的“对话”不再是对话者间展开，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不能仅仅或主要从谈话者或作者的意图以及生活经历的解释中去获得。读者对文本阅读的“自得”，是文本和读者的“间距”“关联”互动的结构。这种互动又作为克服“间距”，建立“关联”，化异己为本己的过程表现出来。按照利科的说法，这一过程在时间性上的表现就是“解释的当前特征”。由于这一特征，他说：“解释'聚拢’'同化’并产生了'当代类似物’，因此，它真正地使最初相异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了。”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文本解释说到底就是使原来在文本中可能存在的东西被“实现”或“现实化”，将其可能的因素通过读者创造性地实现出来。如此这般，文本通过读者的激活，实现它在书写文字中被悬搁起来的非形式化的生活的、生命的、历史的、文化的世界，与此相应地，读者也通过参与文本找到自身、丰富自身，甚至改变自身。读者与文本的身体间性关系，是一种相互生发的自由嬉戏，典型地体现在阅读中它们各自需要对方来达成自身的实现，相互开显，相互映发。

事实上，巴尔特非常明确地把文本看作是身体消费的对象，相应地读者就不是一个心理性的而是身体性的要素。在随后发表的《文本的快感》中，巴尔特把文本阅读产生的快感区分为愉悦与极乐。这样《S/Z》中“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之间的区别，就转换为“愉悦（悦的）文本”与“极乐（醉的）文本”之间的非对称性对立。前者提供的是一种舒适的阅读和身临其境的满足，表明读者通过阅读能够对作者的思想心领神会，而后者则表明的是因为阅读过程的艰难、断裂而产生的某种极端体验，它通过形式的颠覆、语义的混乱来扰乱读者，进而激发出一种类似性高潮的快感（极乐，jouissance）。用他自己的话讲，“悦（plaisir）的文：欣悦得以满足、充注、引发的文、源自文化而不是与之背离的文和阅读的适意经验密不可分的文。醉（jouissance）的文：置于迷失（perte）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或许已至某种厌烦的地步），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式，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真正说来，文之悦“明显来自某些断裂（或某种碰撞）”，应该说，“愉悦”是一个总的说法，指对文本的所有种类的阅读感受和体会，“极乐”是“愉悦”的一种特殊极端情况，当它有时从中被排除了，“愉悦”就成了狭义的，“一方面，每当我必须指明文本的极度丰富时，我需要一个一般的词'愉悦’，……而另一方面，每当我需要将惬意、满足、舒适（属于文化可以自由进入的充实感）和极乐所特有的震动、震撼甚至缺乏相区别时，我又需要一种特殊的'愉悦’，整个愉悦的一个简单部分”。巴尔特自己也承认，“文本的愉悦”（plaisir du Texte），“愉悦的文本”（Texte de plaisir）这样的表达是暧昧未明的。由于法文中没有一个词可以同时包含愉悦（惬意）和极乐（狂喜），因此，“愉悦”有时扩展至极乐，有时则与之对立。

与“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相对应，一般来说，“愉悦”代表一种状态，而“极乐”更多代表着一种行动。狭义的愉悦文本是可读文本，读者从文本中获取的“悦”，是源自文化上的快适、欣快感，给予读者更多是理性的洞察力；“极乐文本”主要是不可读文本，读者从中所赢获的“醉”，则来自动摇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式，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进而达臻近乎性欲高潮的销魂境地，这是读者突然间自发产生的非理性反应，它是一种神秘的、带有痛楚的快感。因此，极乐具有非社会性特征，“它是社会性的突然失去，然而，此后却不会向主体、其人格、其孤独显示任何散落物：一切均完全消失”。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讲演时曾宣称，文本是去权势化（depouvoir）的标志本身，“文本轻微地、暂时地揭掉了那个沉沉地压在我们集体性话语上面的普遍性、道德性、非区别性的盖子”。于是，散碎性和反常性成了“极乐文本”的形式特征。在这种文本中，“愉悦是散碎的，语言是散碎的，文化是散碎的”。但反常性并不足以确定“极乐”，而是反常性的极端在确定极乐：这种极端总是不合时宜的，它是空在的、活动的和难以预见的。文本的极乐是对文本话语的破坏，不过这种破坏不是采用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对习惯用词的逃避来寻求第三个用语来完成，第三个用语并不是一个概括性用语，而是一个偏离中心、完全背离我们所习见的既定用语，这种话语破坏“不是一种辩证关系的终结，而是一种语义关系的终结”。从《文本的快感》经由《罗兰·巴尔特自述》，到《恋人絮语》，我们不难发现这三本书都采用较为随意的排序法，放弃了传统文本遵从的规则、系统和逻辑，采用“絮语”和“断片”的文体形式颠覆了文本整体性。“絮语”和“断片”这些具有独立意义及功能的单位构成了整个文本，但这些“单位”之间并无结构性关系，只有想象性关联。钟晓文指出，“通过'絮语’与'断片’这两种言语形式，读者很难获得一个传统上所谓的'完整文本’，甚至很难对这个文本进行概括”。这种“碎片化”书写方式导致了文本的非中心化，同时是对文本“时间性”结构的逃避，或者说是逃避结构的历史性，而强调文本的共时呈现，“文本整体应尽可能地将共时性整体聚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将宁可有一个虽然多种多样却在时间上凝聚起来的文本整体，而不要一个虽然紧密但时延较长的文本整体”。诚然后期的巴尔特不再追求文本的整体性了，但以“絮语”和“断片”文体样式进行表达的却是共时性呈现的意义碎片，这典型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的文体特征。

这种运用第三个用语来对文本进行巧妙的颠覆，就是巴尔特所说的“漂移”。文本的“愉悦”并非它的固有成分，也不取决于理解的逻辑或感觉，而是一种“漂移（dérive）”：“无论何时，我不关注整体了，漂移便出现了。无论何时，语言之幻象、诱惑、逼迫驱动了外表，犹如层层波浪中的浮子，借此，我保持不动，置身于难御之醉这一枢轴，此醉将我与文系在一起，此际，漂移出现了。无论何时，社会语言、社会言语方式支撑不住我，漂移便出现了。如此，漂移的另一个名称是：难御（Intraitable）——甚或是：轻浮（Bétise）”。文本的“愉悦”即“漂移”，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独特否定方式，它不是来自那种处于典范状态下的整体语言结构，而是来自断裂或碰撞。在此，文本内的“整体语言结构被重新配置了。不过，这类重新配置通常借切断来达到。划出两条边线：一条是正规、从众、因袭的边线，而另一条边线则是变幻不定，空白，它不仅是其发生作用的空间而已：彼处，语言之死被倏然瞥见”。文本都具有这两种边线，文化及其毁坏均不引发色欲，恰恰是它们两者间的缝隙、断层、断裂之处，正是快感之所在。巴尔特指出，文本像人一样有躯体形式，“文具人的形式吗，是身体的某种象征、重排（anagramme）吗？是的，然而是我们的可引动情欲之身体的某种象征、重排”。但只就纯粹由性欲关系构成的色情躯体而言，人的色情躯体与文本的色情躯体的交流导致愉悦，“文之悦，这是我的身体追寻其自己之理念的时刻（因为我的身体并不拥有我所拥有的同样的理念）”。显然，这不是指赤裸裸的肉欲，不是指生理需要，而是指某种“窥淫式”感受。文之悦类似控制不住、忍受不了、完全幻想性的瞬间，所以裸体美人远不如披着敞露缝隙衣裳的女人有色情意味。人体最具色情之处，难道不就是衣衫的开裂处吗？“依照精神分析的说法，恰是那断续是动欲的：两件衣裳的触接处（裤子和套衫），两条边线之间（颈胸部微开的衬衫，手套和衣袖），肌肤闪现的时断时续；就是这闪现本身，更确切地说：这忽隐忽现的展呈，令人目光神离。”最具色情处来自断裂或“飘移”，是由于违反是色情的基础，色情只包含一个由违反规则来规定范围的领域，它总是意味着打破被认可的界限。在福柯看来，色情将僭越和禁令、狂喜与恐惧、畅享与拒斥包裹于一身，在这个巴塔耶所说的神圣世界里，僭越和禁令犬牙交错，它们不是你死我活的截然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追逐式的强化关系：僭越突破了禁令，但是禁令并没有完全消亡，它在远处进一步地守候等待着僭越。僭越和禁令之间的这种游戏“为这样一种固执性所调控：僭越不停地穿越和再穿越它后面瞬间式波浪般的闭所之线，这样，它再次返回到不可穿越之地”。在这里，禁令的“界限”其实标示了生命本我僭越的动态过程。在神圣世界里，禁令要想发挥作用，其“界限”就不是事实性的，它并不是截断两个国土的分割线，不如说由于禁令“界限”的设定，使得色情的僭越成为可能。禁令通过分割包围，面向外部创造出一个内部，进而实现了色情不断地越过内外“界限”的流动性。由此看来，形式上的色情世界是虚构的，它类似一个梦想。因此，任何人，无论他是谁，都无法怀疑色情带给我们极端的、过度的、心荡神驰的畅享。

巴尔特把对文本的阅读从发现意义转移到身体愉悦的获得上来，明显否定了针对身体的科学或知性立场，回到了感性的直接性。这种对待文本的感性姿态与法国人在生活中对待身体的感性姿态完全一致，他是这样说的，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他（指法国人）的同胞的身体，是一种他不能够诉诸任何符码的语言；在他看来，那些面孔的似曾相识感没有知性价值”。事实上，巴尔特在《S/Z》中“可写文本”的提出就表明了这一点，“极乐文本”只不过是以更加鲜明和激进的姿态彰显出文本的“身体转向”或伦理学转型。正如汪民安所言，“在《文本的快感》中，巴尔特用一种絮语的方式，一种淡化理论的方式，对写作、阅读和文本做了伦理学的估价，正是在这里，巴尔特同那种纯粹的文本理论——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告别了，他开始谈论享乐、欲望、身体了”。可以说，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实现了“身体转向”，从根本上摆脱了道德化和智性化的倾向，并因此走向了一种“享乐的唯物论”。此时的巴尔特比提出“零度写作”概念时更加不相信写作的种种价值论，对于他而言，“愉悦文本”和“极乐文本”的相互激荡和依赖，更有益于挣脱任何本质论或本体论框架，挣脱真理的“束缚”，而进入意义得以不断增补的自由嬉戏之中。所以对于巴尔特来说，愉悦（惬意、舒适）、极乐（狂喜、罪）在伦理学层面上反而比价值论写作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书写已经成了超越善恶观念的理想活动。……他像17世纪的法国道德学家们一样，总是力争把这些感受写在纸上。他的作品虽然表面上显得凌乱不堪，但却有一种内在的哲学连贯性。根据他的思想经历乃至整个经历，更充分地说，他不仅是一位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位开诚布公的享乐主义者”。总之，后期的巴尔特越来越陶醉和沉迷于“絮语”和“断片”式写作之中，越来越有写作的激情和快感了，他真正地享乐了，真正地是在用身体、用全部的感官在写作了。

三、作为“织物”的文本

虽然直到1975年发表的《罗兰·巴尔特自述》里巴尔特还在坚持对文本的思考，不过，分别发表于1971年的《从作品到文本》和1973年的《文本〈理论〉》可以说是他文本理论的纲领和总结，其中的基本思想与理念典型地代表了巴尔特在文本理论方面所取得的实绩。这两个文本均延续了早期作品与文本相对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对文本最为核心的内涵做了提纲挈领的概括与总结，最后浓缩凝聚在《文本〈理论〉》中，这是巴尔特为大百科词典撰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本词条。《从作品到文本》一开头，巴尔特就把文本置于跟作品相对的立场，“与作品的概念相反——一个长期以来乃至现在还在以一种被称为牛顿主义的方式进行思考的传统概念——现在对新客体有了一种需要，它通过放弃或颠倒原有范畴来获得。这个客体就是文本”。很明显，巴尔特将作品视为一种按牛顿主义方式进行思考的传统概念，而要赢得文本这个新客体必须打破这种老套的方式，也就是要“放弃或颠倒原有范畴”。现在我们结合《文本〈理论〉》一起来看看巴尔特的文本是如何放弃或颠倒“作品”这个传统概念，又是以什么方式建构出了一个新客体即文本。巴尔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中主要从方法、分类、符号、复合、限度、阅读以及愉悦七个方面，对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行了仔细的考辨，《文本〈理论〉》第三部分也专门对它们两者的内涵进行了甄别。

(1）文本不同于传统的“作品”。作品是感性的，它是一个完成的客体，能够占据一块实际的空间（例如，图书馆的书架上有它的一席之地），它处于技巧的掌握之中；文本则由语言来决定：它只是作为一种话语（discourse）存在，它是一个方法论的范畴。“作品可以拿在手中，而文本则存在于语言之中。”文本不是作品的分解成分，它恰恰是作品想象的产物。换句话说，文本只是活动和创造所体验到的。

(2）文本突破了体裁和风俗的窠臼，走到了理性和可读性的边缘。文本的构成是对旧的分类的破坏力量，它总是暗示着一种有限的体验，试图使自己处于意见的界限之下。文本理论之所以有废除类型和艺术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它不再把作品看成仅仅是“信息”，甚至也不看作“语句”，而是看成永无休止的生成过程和陈述，主体则在其中挣扎不已。

(3）文本是对能指的放纵，没有汇拢点，没有收口，所指一再被延宕，所以决定文本的逻辑不是理解（寻找确定的“作品的意思是什么”）而是转喻；作品（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适度的象征（其象征逐渐消失，直至停止），而文本从根本上讲是象征。因此文本保持着与语言完全同类的关系：它仅仅是语言，而不是别的什么。它只能通过其自身之外的一种语言而存在。换句话说，“文本只能在一种活动中，一个生成构成中被感知，这就是意指活动的过程”。

(4）文本是复数。文本不是多种意义的共存而是过程，跨越；文本的复合不依赖于其内容的多义解释，而依赖于由能指构成的那种称为立体复合的东西（从词汇上讲，文本就是编织物的意思，textus，意谓“织成”，文本就是由此转义而来）。文本构筑在无法追根溯源的、无从考据的文间引语，属事用典，回声和各种文化语汇之上。由此呈纷纭多义状。它所呼唤的不是什么真谛，而是碎拆。

(5）“作者”既不是文本的源头，也非文本的终极，他只能“造访”文本。文本并不是在创造者划定记号之后才被阅读的。描述文本的隐喻也不同于对作品的描述。后者依赖于生命的扩张和“发展”所构成的有机体的意象。文本的隐喻是交织物，在其中作者的标志不再是特许的和类似父亲保护的方式，或绝对真理的存在，而是游戏。

(6）作品一般是消费对象。文本从消费角度考虑倾注到作品，并且凝聚成剧本、工作、生产和活动。这意味着文本要求尝试取消（至少是减弱）写作与阅读之间的距离，强烈坚持认为“写作和阅读是平等的”。所以阅读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相反，完全和充分的阅读是这样的：读者变成一名有写作愿望的人，并全身心地投入一种淫乐的语言实践之中。文本大致是这样一种新样式：它要求读者主动地合作。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它驱使我们提出“谁完成了作品？”

(7）文本的指向是一种和乌托邦境界具有类似性快感的体验，因此文本同享乐、愉悦并不分离。在能指系统中，文本具有自己的社会理想：文本先于历史，文本获得的如果不是社会关系的透明度，至少也是语言关系的透明度。在这个空间里没有哪一种语言控制另一种语言，所有的语言都自由自在地循环。

最后巴尔特对文本的界定采用了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说法，“我们把文本定义为一种超语言的装置，它重新分配语言的范畴，把本来用于直接传递信息的言语与以前或同时代的其他言辞联系起来”。接着从意指实践（signifyingpractices），能产性（productivity），“意指活动”（signifiance），表现文本（phenotext）与生成文本（genotext），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五个方面对文本的具体内涵进行一一剖析。我们至此可以对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做一个小结：文本（text）经历了一种类似的重估，一方面，就传统的文本理论而言，万事万物都可视为文本，剧本和唱片、广告牌和黑板、枪炮和礼服，以及统计数据和雕像等，所有这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文本；换句话说，它们是对各式各样的阅读和解释敞开的对象和数据。另一方面，新文本理论要求我们不能将文本看成单个作者的封闭的、自足的作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过程：文本在文化语境中生产和消费，读者接受和感受文本的方式，使得文本不断发生改变，意义得以不断增补。

作为“织物”的文本既非封闭自足，亦非文本制作者所能独占，这一新观念强调的是：文本“架构”（fabric）的建造和拆除，是永无止境的。如此这般，文本成为意义表达的结果或效应，若被当作意义的表达，那么文本的文本性则得到了彰显。从巴尔特新的文本理论来看，他首先非常重视言语的功能，即言语具有积极的能动性，参与话语主体的建构，这样就提升了阅读的地位，读者的创造性和生产性由此得到空前的高扬。其次，非常强调写作和阅读在生产意义方面的同等性，倡导“读即写”的“文本实践”。新文本理论这些富有革命性的理念和思想，毋庸置疑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性文学观，革新了作者—作品—读者这一文学活动的格局，通过宣布“作者之死”，大力弘扬文学语言的生产性和文本的开放性，极大提升了读者的主体性、参与性和创造性，进而开显出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新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