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放不羁的晚清学者王闿运,他的至高理想竟然是“帝王之学”?

在晚清湖湘军政人才勃兴的时代大环境里,王闿运因严守母命,既不从政,也不领军,更不做幕僚,他选择以“民间独立学者”身份,穿梭于稠人广众之中,人生影迹也因此显得落拓不羁,格外别致。

王闿运本名王开运。35岁那年,他发现与衡阳县令同名,遂改用今名王闿运。

1857年,24岁的王闿运参加湖南乡试,高中湖南第五名举人。试文一时轰动湖南,情景跟他出生那年左宗棠“一张考卷引发的喧哗”颇为相似。38岁那年,王最后一次进京会试,不中,从此罢考。

王闿运功名虽止步于举人,但他的才学却非一般读书人可以比拟。一方面,他做学问特别扎实、勤奋;同时,他的天资跟明末举人王船山接近,事实高于大多数读书人。

聪明人最难做到的是老实,这是人性使然。王闿运之所以还能够老老实实做学问,那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习惯,不是本性所致。一旦走出书斋,他便精骛八极、神游四海。也因此,他的世俗欲望比一般坐冷板凳的学问家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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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时勤奋、扎实,加上天资过人,一般学者要花上三五十年才能做出的成果,王闿运花上三五年便差不多做完了。

余下的大把时间用来干什么?王闿运纵观历史、反观自身,决定在清朝开辟出一条帝国知识分子独特的道路。

王闿运凭借渊深的目光,将天下学问归档,分做三类:“诗文之学、功名之学、帝王之学。”

所谓“诗文之学”,指做纯粹的专业学术文化研究。出路是做一个震古烁今的一流大学者。王闿运认为,这个目标对他太容易,利用闲暇功夫即可做到,没必要自限格局,穷膏继晷,兀兀穷年。

所谓“功名之学”,即中进士,点翰林,入仕做官,出将入相,如曾国藩、胡林翼之路。王闿运看不上这种循规蹈矩的读书人缓慢进取道路,不说按常规发展做上高官、实现抱负的机会渺茫,即使出将入相,也不过皇帝的大秘,用处不大。

“帝王之学”则大为不同。它是一门将天下运于个人掌心的学问,让所有人生活在自己“思想的管道”里。学习“帝王之学”的核心目标,是指导皇帝治国,做“帝王导师”。它与太子太傅还不一样,太子太傅只是名义上的下任皇帝的第一老师,多出在功昭日月的地方督抚,相当于朝廷颁发一张荣誉证书。“帝王之学”里的“帝王师”可是名实俱归,如周公那样的开拓性事业,是文化人无远弗届的至高理想。

王闿运以“当代周文王”自励,他取字“壬父”。“壬父”两字倒过来看,象形“文王”。王闿运也知道,孔子后世也被历代帝王供奉尊谥“文宣王”。

为了实现将未来的皇帝做成自己手中的“提线木偶”,王闿运对“帝王学”开始进行精深的探索。因没有模板,没有教材,他临阵磨枪,自个琢磨出来一套边学边用的方法:仿战国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术,并将历代帝国权力交接时所采用过的宫闱密谋详加总结,提炼精华;两相结合,创造出旨在实践的“帝王之学”。

晚清乱世,客观上为实践“帝王学”提供了条件。太平军兴起后,清廷、天国、湘军,军事势力鼎足而三,军事格局隐约出现历史上战国七雄、三国鼎立情势。王闿运抓住机遇,矢志效法苏秦、张仪,开始纵横捭阖的职业说客生涯。

他第一个选中的实验对象,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肃顺。王以做家庭教师的契机,获得肃顺信赖,做上肃门幕僚。他趁肃顺做八大顾命大臣之首的时机,找到湘勇统帅曾国藩,密谋背后支持顾命大臣,从两宫太后手中夺取皇权。曾国藩凭他成熟的政治判断力,预判出肃顺其人难以成事,否定了王闿运的邀请,“帝王学”第一次破产。

肃顺

慈禧太后“辛酉政变”成功,肃顺被慈禧太后斩于市,证实了曾国藩的先见之明。

城门之火,池鱼之殃,王闿运沦为“肃党余孽”,被朝廷通缉,他由此开始颠沛流离。

这段隐秘的历史,近半个世纪后,王闿运才亲口对学生说了出来。杨度曾根据王闿运的口述,一笔一句,纪录在《湖南少年歌》中:

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

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

曾胡欲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

北入燕京肃顺家,自请轮船探欧亚。

杨度文笔慷慨激昂,内容略有夸张。王闿运只学过书,并不懂剑。

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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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王闿运纵横庙堂、江湖,可以凭借“诗文之学”。大清帝国“文化本位”,官员一例从读书人中产生,也因此,从官方到民间,学问大小,成了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下的硬指标。

中国人古来重视论资排辈,孟子将人尊卑排序的标准列出三条:“德一、爵一、齿一。”道德文章定上下尊卑,排在官职爵位的前面,而王闿运正是晚清文化宗师级人物。

多年积累,王闿运“诗文之学”功力日臻纯青,加上有在肃顺幕府工作的经历、跟曾左彭胡都是朋友的硬资历,身份虽是“民间独立学者”,但出入官场畅通无阻。

一开头,王闿运发现,因举人学历太低,加之官场内稀有“同年”,常年在督抚之间穿梭,官员事实上很少将他真当回事,自尊心常被挤伤。

王闿运懂得怎么将书本知识搬进现实。他从孟子当年游说诸侯王的一句话中得到启发。

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教育大人君子、国家元首,首先在心理上将他看低一等,不将他的道貌岸然、一本正经放在眼里。

王闿运以孟子为模板,发明一句话:“见大官则藐之。”见到高官,第一件事,用渊博的学问打击他、挤兑他,将他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首先打垮,让他俯首帖耳,乖乖听话。

在唐浩明先生的长篇小说《曾国藩》、《杨度》中,散见王闿运诸多此类“笑傲官场”的故事:

湖广总督端方为讨好王闿运,恭恭敬敬送给他一个方方正正的砚台,王闿运拿着砚台,也不看人,只顾自言自语:“端方端方,不端不方。”弄得端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湖南巡抚陈宝箴来拜见王闿运,酒席上,王闿运隐约感觉到了他的官架子,当时就变了脸色,对陈宝箴也不正眼相看,却跟旁人聊起李鸿章的一句名言:这世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了,如果连官都不会做,那就真的是个废物了。然后指着在旁伺奉的仆人说:你们将来如果乘时得起,都可以当得督抚。陈宝箴面红耳赤,架子直接掉地,再拣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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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3月,王闿运应袁世凯邀请,赴北京出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路过武昌城,湖北都督段芝贵张灯结彩率队迎接。

段见王穿一身清朝的袍服。顺口玩笑说:都民国了,您怎么还穿胡服?王闿运指着段芝贵的西装革履说:你不是也穿胡服?段芝贵张口结舌,不敢再开口。当晚,王闿运懒得听这帮官场后生阿谀奉承,推掉湖北官方一切接待应酬,悄悄去勾栏瓦舍会见他当年的老相好王金玉,忘情地为这位迟暮的烟花女子抄写《洛神赋》。

精通道家游世之术的王闿运,其风流不羁的做派,引发文化界不满,有人作对联调侃他:

长船山院,为一代师,才子本多情,只怕周公来问礼;

登湘绮楼,望七里铺,佳人难再得,莫随王子去求仙。

王闿运之所以答应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他以为袁要聘请他做皇帝顾问,咨询国政方略。他苦苦以求的 “为帝王师”的理想,眼看就要实现。沿途,他想好一肚子治国纲要,准备在单独会见时指导袁世凯。但袁世凯本无此心,之所以趁机邀他出山,无非是借文化名人为自己称帝造舆论、赚吆喝。

王闿运看清后不禁大失所望。他反正横竖不求于人,干脆将放荡不羁的“名士”派头耍到极致,完全不顾及等级礼仪,将贴身女仆周妈带上总统宴席。

袁世凯在酒桌上虽被王叫成“年侄”,也感到哪里不对,问:这是你的什么人?

王闿运说,我的拐杖。

更为出格的是,席间,王闿运与“拐杖”周妈对着袁世凯指指点点,让总统成为他就餐的看客与演戏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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