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放不羁的晚清学者王闿运，他的至高理想竟然是“帝王之学”？

在晚清湖湘军政人才勃兴的时代大环境里，王闿运因严守母命，既不从政，也不领军，更不做幕僚，他选择以“民间独立学者”身份，穿梭于稠人广众之中，人生影迹也因此显得落拓不羁，格外别致。

王闿运本名王开运。35岁那年，他发现与衡阳县令同名，遂改用今名王闿运。

1857年，24岁的王闿运参加湖南乡试，高中湖南第五名举人。试文一时轰动湖南，情景跟他出生那年左宗棠“一张考卷引发的喧哗”颇为相似。38岁那年，王最后一次进京会试，不中，从此罢考。

王闿运功名虽止步于举人，但他的才学却非一般读书人可以比拟。一方面，他做学问特别扎实、勤奋；同时，他的天资跟明末举人王船山接近，事实高于大多数读书人。

聪明人最难做到的是老实，这是人性使然。王闿运之所以还能够老老实实做学问，那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习惯，不是本性所致。一旦走出书斋，他便精骛八极、神游四海。也因此，他的世俗欲望比一般坐冷板凳的学问家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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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时勤奋、扎实，加上天资过人，一般学者要花上三五十年才能做出的成果，王闿运花上三五年便差不多做完了。

余下的大把时间用来干什么？王闿运纵观历史、反观自身，决定在清朝开辟出一条帝国知识分子独特的道路。

王闿运凭借渊深的目光，将天下学问归档，分做三类：“诗文之学、功名之学、帝王之学。”

所谓“诗文之学”，指做纯粹的专业学术文化研究。出路是做一个震古烁今的一流大学者。王闿运认为，这个目标对他太容易，利用闲暇功夫即可做到，没必要自限格局，穷膏继晷，兀兀穷年。

所谓“功名之学”，即中进士，点翰林，入仕做官，出将入相，如曾国藩、胡林翼之路。王闿运看不上这种循规蹈矩的读书人缓慢进取道路，不说按常规发展做上高官、实现抱负的机会渺茫，即使出将入相，也不过皇帝的大秘，用处不大。

“帝王之学”则大为不同。它是一门将天下运于个人掌心的学问，让所有人生活在自己“思想的管道”里。学习“帝王之学”的核心目标，是指导皇帝治国，做“帝王导师”。它与太子太傅还不一样，太子太傅只是名义上的下任皇帝的第一老师，多出在功昭日月的地方督抚，相当于朝廷颁发一张荣誉证书。“帝王之学”里的“帝王师”可是名实俱归，如周公那样的开拓性事业，是文化人无远弗届的至高理想。

王闿运以“当代周文王”自励，他取字“壬父”。“壬父”两字倒过来看，象形“文王”。王闿运也知道，孔子后世也被历代帝王供奉尊谥“文宣王”。

为了实现将未来的皇帝做成自己手中的“提线木偶”，王闿运对“帝王学”开始进行精深的探索。因没有模板，没有教材，他临阵磨枪，自个琢磨出来一套边学边用的方法：仿战国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术，并将历代帝国权力交接时所采用过的宫闱密谋详加总结，提炼精华；两相结合，创造出旨在实践的“帝王之学”。

晚清乱世，客观上为实践“帝王学”提供了条件。太平军兴起后，清廷、天国、湘军，军事势力鼎足而三，军事格局隐约出现历史上战国七雄、三国鼎立情势。王闿运抓住机遇，矢志效法苏秦、张仪，开始纵横捭阖的职业说客生涯。

他第一个选中的实验对象，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肃顺。王以做家庭教师的契机，获得肃顺信赖，做上肃门幕僚。他趁肃顺做八大顾命大臣之首的时机，找到湘勇统帅曾国藩，密谋背后支持顾命大臣，从两宫太后手中夺取皇权。曾国藩凭他成熟的政治判断力，预判出肃顺其人难以成事，否定了王闿运的邀请，“帝王学”第一次破产。

肃顺

慈禧太后“辛酉政变”成功，肃顺被慈禧太后斩于市，证实了曾国藩的先见之明。

城门之火，池鱼之殃，王闿运沦为“肃党余孽”，被朝廷通缉，他由此开始颠沛流离。

这段隐秘的历史，近半个世纪后，王闿运才亲口对学生说了出来。杨度曾根据王闿运的口述，一笔一句，纪录在《湖南少年歌》中：

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

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

曾胡欲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

北入燕京肃顺家，自请轮船探欧亚。

杨度文笔慷慨激昂，内容略有夸张。王闿运只学过书，并不懂剑。

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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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王闿运纵横庙堂、江湖，可以凭借“诗文之学”。大清帝国“文化本位”，官员一例从读书人中产生，也因此，从官方到民间，学问大小，成了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下的硬指标。

中国人古来重视论资排辈，孟子将人尊卑排序的标准列出三条：“德一、爵一、齿一。”道德文章定上下尊卑，排在官职爵位的前面，而王闿运正是晚清文化宗师级人物。

多年积累，王闿运“诗文之学”功力日臻纯青，加上有在肃顺幕府工作的经历、跟曾左彭胡都是朋友的硬资历，身份虽是“民间独立学者”，但出入官场畅通无阻。

一开头，王闿运发现，因举人学历太低，加之官场内稀有“同年”，常年在督抚之间穿梭，官员事实上很少将他真当回事，自尊心常被挤伤。

王闿运懂得怎么将书本知识搬进现实。他从孟子当年游说诸侯王的一句话中得到启发。

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教育大人君子、国家元首，首先在心理上将他看低一等，不将他的道貌岸然、一本正经放在眼里。

王闿运以孟子为模板，发明一句话：“见大官则藐之。”见到高官，第一件事，用渊博的学问打击他、挤兑他，将他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首先打垮，让他俯首帖耳，乖乖听话。

在唐浩明先生的长篇小说《曾国藩》、《杨度》中，散见王闿运诸多此类“笑傲官场”的故事：

湖广总督端方为讨好王闿运，恭恭敬敬送给他一个方方正正的砚台，王闿运拿着砚台，也不看人，只顾自言自语：“端方端方，不端不方。”弄得端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湖南巡抚陈宝箴来拜见王闿运，酒席上，王闿运隐约感觉到了他的官架子，当时就变了脸色，对陈宝箴也不正眼相看，却跟旁人聊起李鸿章的一句名言：这世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了，如果连官都不会做，那就真的是个废物了。然后指着在旁伺奉的仆人说：你们将来如果乘时得起，都可以当得督抚。陈宝箴面红耳赤，架子直接掉地，再拣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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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3月，王闿运应袁世凯邀请，赴北京出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路过武昌城，湖北都督段芝贵张灯结彩率队迎接。

段见王穿一身清朝的袍服。顺口玩笑说：都民国了，您怎么还穿胡服？王闿运指着段芝贵的西装革履说：你不是也穿胡服？段芝贵张口结舌，不敢再开口。当晚，王闿运懒得听这帮官场后生阿谀奉承，推掉湖北官方一切接待应酬，悄悄去勾栏瓦舍会见他当年的老相好王金玉，忘情地为这位迟暮的烟花女子抄写《洛神赋》。

精通道家游世之术的王闿运，其风流不羁的做派，引发文化界不满，有人作对联调侃他：

长船山院，为一代师，才子本多情，只怕周公来问礼；

登湘绮楼，望七里铺，佳人难再得，莫随王子去求仙。

王闿运之所以答应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他以为袁要聘请他做皇帝顾问，咨询国政方略。他苦苦以求的 “为帝王师”的理想，眼看就要实现。沿途，他想好一肚子治国纲要，准备在单独会见时指导袁世凯。但袁世凯本无此心，之所以趁机邀他出山，无非是借文化名人为自己称帝造舆论、赚吆喝。

王闿运看清后不禁大失所望。他反正横竖不求于人，干脆将放荡不羁的“名士”派头耍到极致，完全不顾及等级礼仪，将贴身女仆周妈带上总统宴席。

袁世凯在酒桌上虽被王叫成“年侄”，也感到哪里不对，问：这是你的什么人？

王闿运说，我的拐杖。

更为出格的是，席间，王闿运与“拐杖”周妈对着袁世凯指指点点，让总统成为他就餐的看客与演戏的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