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慧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刘连群）1

    九十年代初的某个初夏的一天上午，一位老者健步走进了天津某家市级文艺团体的办公室。他中等身材，颊下蓄着雪白的长髯，上身穿着鲜艳的大红T恤，年迈而又时髦，精神矍铄。

    “我叫厉慧良，来送简历的。”他说。

    呼拉一声，屋里的人都站了起来，纷纷让座，倒茶。

    这里正在编一册具有全国知名度的艺术家和企业家的画册。负责人把老者的材料接过来，大致浏览了一遍，见上面所写的自幼问艺的老师有十几位之多。不由含笑问道: “厉先生，这些位老师都要写上吗? ”

    “都写。”老者神情郑重。

    “可是，画册的篇幅有限……再说，这上面的名字，一般都没听说过，您能不能再筛选一下? 只留下几位有名气的老师? ”负责人用委婉、试探的语气问。

    “对，我就是没有名气大的老师，就是这些没名气的老师们教的我，所以都应该写上。”

    听罢，在场的人们都诧异地睁大了眼睛，面面相觑。大名鼎鼎的厉慧良,堂堂的“武生泰斗”,竟然没有一位有名望的师父，是被一群默默无闻的艺人们教出来的? 不可思议。

    后来，他们是否依照老者的要求，把所有的名字都保留在画册简短的说明文里，不得而知。但老者所提供的材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这个“泰斗”的确没有拜过一位值得炫耀的名师，甚至无缘一睹几位最具影响的好武生前辈的舞台风彩，而他却成为了继他们之后，近几十年几乎是唯一的一家新武生流派——厉派的创始人。这在京剧红角中是极少见的，他构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现象。

    京剧界历来有得师承的传统，由于它的技艺性强，多年沿习下来的口传心授的传艺方式，投拜名师就成了不甘平庸的后生们取得高人真传的必经之路，从“国剧宗师”谭鑫培到后来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还有诸多的名净、名旦，他们或原是名伶子弟，或师出名门，至少也受到过名师的亲传、点拨，无不印证着“名师出高徒”这一权威性的说法。厉慧良却没有这份机缘，对于他主要宗法的，受其影响最深的一代“武生宗师”杨小楼，早年他也只在报纸上看到过演出的海报。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北京做为京剧的诞生地和大本营，差不多所有红角都在那里受过艺术上的洗礼，就连称霸江南、公认的“海派”艺术大师周信芳，少时也曾在京城的富连成科班带艺进修，边学边演，观摩过包括谭鑫培在内的许多京城名伶的演出。厉慧良却无此经历，青少年时期始终在远离京师的长江以南闯荡，五十年代进京时已是一路诸侯，去收获他应得的承认和赞许了。

    这一切，该做如何的解析呢?

    一位世界哲人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过去承传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厉慧良早期从艺的条件也不是“自己选定的”，但他后来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创造”，在“既定”条件下的创造，那条件既对他的创造构成了压力和挑战，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于是就使他和艺术道路闪现出异于同代人的鲜明的个性色彩。

    时光退回到六十多年以前，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初期，在上海、江苏、浙江、湖南一带，活跃着一个娃娃班社，领班人叫厉彦芝，小演员主要是他六个儿女，别看最大的才只有十几岁，却生旦净丑行当齐全。约角的点什么戏码都敢应，文戏、武戏都演得有声有色，因此很受各地的欢迎。这个娃娃班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厉家班”的雏形，当家老生是厉彦芝的二儿子，取名慧良。

    厉慧良1923年生于江苏海门。厉家原是北京城里的旗人，慧良的祖父当过清朝的小官，大概级别极低，官俸微薄，所以在一座小四合院里只占有了半壁河山。父亲厉彦芝上学时就喜欢听戏，能唱老旦同时还会拉京胡。到大清朝倒了，俸禄随之消失，家里没了经济来源,他就凭着会六出半戏,(六出老旦戏外加一出玩笑戏《拾黄金》)去天津搭班，挣钱养家。后来嗓子倒仓不能唱了，又操琴给人家吊嗓子，每月两处才给六块钱，不敷家用，无奈才远离故土下了江南。在上海，他为一位汪(笑侬)派女先生拉琴，女先生文武兼备，武戏能演《落马湖》。俩人都二十多岁，合作中产生了感情，结为了夫妇。厉彦芝原有一位妻子，患精神病，为他生过一个儿子，即慧良的大哥慧斌。慧良乃二母所生。后来二母的妹妹(并非亲姐妹，两个都是从小被卖给人家的)也嫁给了厉彦芝，也是艺人，三个人都在一个叫周晓卿开的三星戏院(曾改名更新舞台，现为中国戏院)搭班，孩子们便在班子里练功，跑龙套。慧良七、八岁就在连台本戏《西游记》中演云童、小猴一类配角了，每月能挣七块钱，比他父亲当年在天津拉琴的收入还多一块钱。大人、孩子都不白吃饭，生活本来是富裕而安定的，不料1932年1月28日,侵驻上海的日本军队突然向中国军队发动袭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从此,九岁的厉慧良就随父兄开始了东奔西走的江湖艺人生涯。

    一

    苏州,开明大戏院。台下座无虚席,男女老少仰着脖颈,兴致盎然地望着台上演出的《捉放曹》,脸上不时浮现出赏识的笑容。剧中人陈宫、曹操和吕伯奢的扮演者都是孩子，那小陈宫挂着三绺胡须，身穿一袭青褶子，举手投足从容不迫，一句“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高亮有味儿，扮相清秀的脸上当真浮现出了惊恐、愕然的表情。人们顿时爆起了热烈的掌声。

    “演陈宫的小老生是哪个? ”

    “听说叫厉慧良，只有十岁大，那个曹操还是他的哥哥！”

    “年纪蛮小的嘛，硬是会做戏。”

    “哎哟，能文能武，一点也不慌，将来怕是要红的哦！”

    这是厉慧良第二次到苏州演戏了，他已经成为当地戏迷关注的童伶。

    “一·二八”以后，上海被卷入了战乱，戏演不成了，厉彦芝一家躲到“外国地”（当时的租界）避难。艺人的功夫是一天也不能撂下的，就请了演武戏的刘晓香继续给孩子们练功，刘在艺术上水平一般，人性很好，心慈面善，不打孩子。待市面稍安定了些，他每天早晨带慧良去三星戏院练功，回来路上还给学生买脆枣吃，怕他练功消耗体力，肚子里没食。后来成人的戏班恢复了演出，赶上星期天日、夜两场戏，刘晓香中午就领他去吃鸡鸭血汤、烧饼，然后回到戏院看戏，看完日场看晚场。就在那时他看了著名海派艺人赵如泉的《欧阳德》，杜文林的《胜官保》等。这一时期，他在家里还向父亲学习了《空城计》等老生戏里的唱段。不久，周晓卿重新把班子组织起来，去苏州、无锡演出，一轮半年，每处三个月，给小主演都请了随班的老师。厉慧良文戏老师是二路老先生孟宏垣，唱上并不讲究，身段、台步却不错；武戏老师张福通，原来是打下把的武行，功夫磁实，教的东西规矩，就是脾气暴躁，打学生太狠。一年的时间，慧良向张学了《杀四门》、《挑滑车》，向孟学了《捉放曹》，后者到苏州一演就受到了好评。转过年来，班子到南京演出，恰逢农历七月初七，按例演应节戏《牛郎织女》，其中有“戏中戏”，神女为牛郎变东西，天冷了变来衣服，饿了变来饭菜，想看戏就变出小戏台，郑重其事地演一出《黄鹤楼》，桌椅道具和演员都是小的，厉慧良在里面饰演赵云，妹妹演周瑜，还有一位苗大妈的女儿演刘备，一演就红了，上座连日不衰。后来“戏中戏”又改为《二进宫》，厉慧良演小杨波，观众见这个十岁的男孩洒脱大方，武戏、文戏都能演，大为欢迎。老板自然心花怒放，又让他们排了《法门寺》、《忠孝全》、《双帚剑》、《天霸拜山》、《四郎探母》、《八蜡庙》等戏，接连推出，一下子成了气候，连口满堂。剧场的业务红火，厉家的日子却并不宽裕，一来老板扣下的收入多，二来给厉彦芝按了一个后台经理的职务，他处处照顾别人，先人后已，一笔包银分完了，自己就所剩无几了。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南京的夏夭骄阳似火，暑热难熬，还要练功、演戏，晚上六个人住一间小屋，如卧蒸笼，还有咬牙，说梦话和打鼾的，虽然还能睡得着，也许是太累了吧。厉慧良至今回忆起那段日子还颇为感概: 现在有电扇、空调还怕热，当初怎么熬过来的呢?

    不过，正是那段日子，成为了他艺途上的重要起点，担任了娃娃戏的挑梁主演，在观众中间开始有了小名气，故而后来他称自己是“南京起家”。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很顺利,这里还有一段花絮:一次无锡约娃娃戏，除了厉家，还有李桂春(小达子)、李少春父子，这样无意中创造了两位日后京剧界最出色的文武老生少时相聚的机会。可惜那晚他们的戏运都不佳，厉慧良在开场戏《坐宫》中演杨四郎，唱词中有感叹身世、处境的四句“我好比”，他一连唱了六句，怎么也“比”不完了；而年长他两岁的李少春在后面演《八大锤》中的陆文龙，开打中把枪掉了两次，很有失八面威风。观众对喜爱的童伶出差错，往往是很宽容的，甚至反觉得有趣，于是频频报之以开心的大笑。两位当事者却惨了，“杨四郎”回到后台就挨了张老师的狠揍，“陆文龙”则因“达子大爷”的大将风度，回到南京才被绳之以法，自然也逃不掉一顿皮肉之苦。

    还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励志社，召集艺人唱堂会，演《古城会》、《岳母刺字》等夫子戏。厉慧良在“刺字”中的岳飞是跟“达子大爷”学的。演罢，顺着二楼的廊子往外走，忽听场内掌声如雷，一问才知道是梅兰芳演《生死恨》。可惜他当时年龄太小，没有细看，张望了几眼也看不出高明之处，但总算平生第一次亲睹了大师风彩。

    厉彦芝统领的娃娃戏越来越有名气了，由于主演大多是他的子女，社会上开始有了“厉家小班”、“厉家神班”、“厉家神童”的叫法。这期间他又收了六名学生，孩子班进一步初具规模。1934年返回上海更新舞台演出,与成人班同台，戏院门口开始挂“特别牌”,即成人名角如高雪樵、高百岁、杜文林等人的名字在上边，底下是孩子主演，厉慧良作为孩子班的大梁，三个大字位居显要。班子里又为他请了赵瑞春、产保福两位老师，分别教《甘露寺》、《清官册》、《打登州》、《战太平》、《白蟒台》、《汾河湾》和武戏《长坂坡》、《闹天宫》等。他还向孟宏垣老师学了《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参加大班的演出，饰“对火字”、“借东风”两折的孔明，高百岁饰前鲁肃后关羽，这一来越发名声大噪，不仅报纸赞赏有加，唱片公司还给他灌了唱盘。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也就是厉慧良自己所说的继“南京起家”之后的“上海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