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多诺那里，解释层面嵌入在数学和精神分析之中
译：蓝江
编者按：下面这场对话发生在2016年1月30日，这是柏林艺术大学（UdK）一次学术会议的一个环节。阿兰·巴迪欧与让-吕克·南希先生接受邀请，参与这次大范围的讨论，并对最终的成稿进行了校对。
论阿多诺
沃：我们回到另一个名字，也是另一个传统，尽管我们也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为了将其转变成一种哲学批判：这个名字就是阿多诺。在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考和批判理论的哲学之间缺少激烈的争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直到今天，两方面仍然没有什么对话。然而，在资本主义飞速地和侵略性地发展中，阿多诺提出的问题似乎产生了一个回归，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否可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性来批评资本主义的现实。这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对待社会批评理论和否定辩证法。当然，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你们是否同意，否定性和批评的交织，以及哲学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在我们所知道的共产主义衰落之后，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开启一个共产主义？
巴：从我的立场来看，我与阿多诺相反，实际上必须批判他的否定的辩证法，来恢复共产主义假设。斯大林时期主流观点是，如果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发现——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创造出——会阻止我们解决问题的敌人和破坏分子。换句话说，任务的要旨在于信任最暴力的否定形式。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是要创造一种新的肯定的辩证法。换句话说，肯定就是在形式上来限制想象力的空间，不要用想象力去创造奇迹般未来的梦境。任何真实的痕迹都注定与迷恋于敌人和必须进行的破坏有关。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承认肯定才是辩证法的核心，将肯定作为其真正的前设，只有肯定才能产生让否定变得有度，可控，富有创造力。
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在法国，阿多诺仍然相对地认知较少，理由有两个。首先，由于60年代之后涌现的法国哲学太丰富了，淡化了阿多诺的思考，法国这个国家不太了解德国，德国的东西要花好长一段时间才会被翻译过来，尤其是像阿多诺那样艰涩风格的文本。实话实说，德国人自己已经注意到并谈论过他的那种艰涩的风格，在翻译时，难度会增加很多。在我看来，翻译难度的最基本的问题当然不是他的那些“黑话”，而是他的某种难以忽视的解释学，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解释学不同，或者与德勒兹的解释学不同，他的解释学有点难以阅读。无论如何，当然这还涉及到当代哲学语言的一般问题。从巴迪欧先生的角度来看，他就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在他那里，解释层面嵌入在数学和精神分析之中。乍一看来，这卸除了哲学的负担，但它并没有阻止哲学求助于数学-精神分析的资源。
请原谅我说这段题外话。当然，我这样说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由——会让我们回到讨论的开始阶段。1933年之后，德国失去了他的哲学家们：倘若哲学家不想依从体制，他们要么移居国外，要么陷入沉默。有人单独成为了“反法西斯分子”，但他提出了关键性的“存在问题”。在流亡美国期间，批判理论仍然保持着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法国，这种思考模式不会产生很大的反响。按照丹尼埃尔·本萨义德（Daniel Bensaïd）的说法，我们在这里可以谈论工人主义所代表的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工人主义直接承袭于从革命性的工会组织到30年代的共产党的传统）与陷入到实证主义传统的大学知识分子（他们十分顽固地抵抗着德国哲学和辩证法）之间的长时间的分裂。一边是共和国，一边是边缘的马克思主义者（巴塔耶和列斐伏尔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宁可选择一种更为负责的结合，他们将批判理论定位到另一个平台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平台依赖于海德格尔的解构。很巧，这就是另一个说明哲学家实际上并不像蘑菇一样生长的例子！在这里，必须要追溯一下阿尔都塞整个的发展轨迹，重构一下从阿尔都塞经由其他许多人到巴迪欧的60年代的知识分子气候的变迁。
不过，就阿多诺本人而言，有一个悖论。同样在69年代，他写作了《否定的辩证法》，他一方面与海德格尔的思考，另一方面与某种所谓的“法国”（在某种程度也是“海德格尔主义的”）流派并不那么遥远。尤其是，我认为德国与法国的分离就是科学与认识论的关系。在法国，巴什拉、卡瓦耶斯、仓吉莱姆——他们命名了为数不多的指路明灯——代表了非形而上学的解放，而德国则完全与之对应的东西。在60年代初，我们受到了某种科学观念的激发，而在德国，出于对科学的意识形态上的可塑性的考量，他们认为科学十分可疑。德里达创造了一种“语法学”，其方式既非常有趣，也极为严肃。所有人都常说“认识论”一词（即便他们使用这个词非常随便）。福柯谈了“认识型”（épistémè，这个词也是对于历史断裂的回应）。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之中，这恰好解释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的断裂”。
但是，阿多诺并不遥远。例如，利奥塔就非常认真读过阿多诺，而米格尔·阿本苏（Miguel Abensour）也没有忽略他。阿莱士·加西亚·杜特曼（Alex Garcia Düttamm，他既是法国人，也是德国人和加泰罗尼亚人）非常切近于德里达，他会经常引用阿多诺。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显然遮蔽了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但两者是相关联的。在美学之外，那些关注实践观念，不喜欢传统理论和实践的框架的人也喜欢读阿多诺，他们会同意如下说法，即“如果没有超越生命的承诺，那就再没有值得去体验的生活”，这句话出现在阿多诺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第18次讲座中。现在，我知道“生活”和“超越”这样的词汇会直接让某些“后结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我选择了这种简单化的标签）跳起来。这就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将德国与法国分开的东西就是在是否信任这些用词上的明显差异。尽管两个国家在对这两个词的解释上，都有一些不太容易理解，有时候还有些折磨人的意蕴——它们的重负、它们的风险以及它们的不充分性——法国人的品味更多是怀疑用词或创造（例如，这就是德勒兹或德里达的方式），他们创造了一种哲学表达的风格。部分来说，这也是海德格尔的遗产。正如我曾提过，阿多诺也发展出一种风格，不过，他更多是句法风格，而不是用词风格。
我尽可能用如下一个词语来总结：超越。如果有某种东西会不停地追问法德或德法的思考，那么就是这个词。阿兰不会同意我的这个说法，但我会说，他的内在性非常明显地超越了他自己。然而，我承认如果没有这对概念，或许可以做得更好，尽管不是不会跳跃到外部，跳入到他者之处，其他地方，以及无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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