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贡献与遗产

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著作等身，他的“解构主义批评”“影响的焦虑”论、“西方正典”论等，成就有目共睹。然而，继续讨论这些理论的具体内涵虽有其必要性，但作为中国学者，不必再深究在特定时空中、特定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争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布鲁姆对我们的理论发展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事实上，他的真正贡献和遗产或许不是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文学作品分析方法或西方经典书目，而是在外来影响与文学理论的本土建构、文化传统与文学的守正创新、文学批评家的专业精神与社会参与等更广泛的议题上提出了深刻见解。

外来影响和文学理论的本土建构

作为“耶鲁学派”批评家，布鲁姆受到德里达的影响，借鉴了法国解构理论的某些思路。布鲁姆与解构理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进路。布鲁姆提出，文学不是真理、世界的表征，言词无法表达它们的广博与深奥，文学仅仅是它们的一种比喻，“诗歌不是事物，而是指向其他词的词，这些词还指向其他词”，文学只是指向真理和本源的各种修辞手段或“转喻”。第二，文学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既然文学作品无法反映真实，只是一种语言层面的“游戏”，那么文学就不存在意义，“意义并不存在于诗歌之内”，从而呼应了德里达和德曼关于文本意义不确定的观点。

然而，布鲁姆并非德里达解构理论的盲目追随者，他的理论具有深厚的本土立场。如德里达所言，耶鲁解构主义“完全是北美的产物”，德曼的修辞性批评如此，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和“误读之图”同样如此，都扎根和生长于深厚的美国本土文化土壤之中。首先，“影响的焦虑”是对“创造力”的焦虑。新诗人开始学习写作时，发现前辈开发了种种技巧来表现各种主题，他们因无法如前人那样“独创”而心生焦虑，只能使用各种修辞手段和心理防御机制创造性地解读前人的诗歌，与前辈竞技，以获得不朽的名声。其次，布鲁姆认为文学的意义是开放的。意义不存在于单个作品之中，但它存在于诗人对意义孜孜以求的姿态之中，人的追求本身就是意义。诗歌“总是以主体为中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缩减为语言的问题”。文学不是“零度写作”，不是“语言本身可以写诗。实际上是人在写作，是人在思考”。对人和主体的强调，是美国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区分布鲁姆的观点和法国理论的重要标志。

布鲁姆常常被人批评没有完全践行德里达的解构观、不是纯粹的解构主义者，然而布鲁姆不照搬德里达，而是根据文学批评的规律、美国文学文化的传统，对德里达的部分原则进行了借用和创造性转化，完全把外来资源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布鲁姆使用的这一策略，为我们揭示了文学理论创新的一种路径。

历史传统与文学的革故鼎新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布鲁姆提出“影响的焦虑”“六个修正比”和“误读之图”。但与其说他提出了一套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如说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文学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文学理论。

布鲁姆的文学理论颠覆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四要素说。艾布拉姆斯是布鲁姆在康奈尔大学的老师，他在其名著《镜与灯》中指出，对一件艺术品的理解总要涉及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四个要素，“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不论是模仿说、表现说、客观说还是实用说，都是把文学看作世界的映像、作者思想和情感的表达、由语言文字构成的文本或读者自我阐释的对象。

与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不同，布鲁姆指出，文学是有抱负的强大作者面对伟大的前辈作家时，害怕失去创造力的焦虑的表达，因此首先是对作者心理和意志的表现。此外，为了应对前辈的压力，有抱负的作者采取了克里纳门（偏离前辈）、苔瑟拉（补充前辈）、克诺西斯（虚化自我）、魔鬼化（贬低前辈）、阿斯克西斯（摆脱前辈）、阿波弗里得斯（偷梁换柱）六种策略来修正前人的伟大作品。其过程与读者的阅读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所以文学创作也可被视为一种读者反应论。布鲁姆还相信，文学的创作和“误读”既通过反讽、提喻、夸张等语言手段来实现，又是这些语言手段本身，也就是说，文学的本质就是语言的转义。至此，布鲁姆糅合了作品、作者和读者三个要素，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观。

最令人惊异之处在于，布鲁姆故意忽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中的世界，强调历史和传统。他并不相信世界本身具有一成不变的本质，文学是对这个本质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历史是世界在时间中的展开，文学则是在历史中不断展开的、变动的传统，是这一绵延过程的隐喻。更重要的是，在传统展开的过程中，文学对传统不是简单的继承。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虽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学传统，但他认为“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新的作品加入这个传统时，“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艾略特文学论文集》）。但布鲁姆颠覆了艾略特的文学传统观。在他看来，文学传统不是一个完美的体系，新人对前辈的完全继承不是文学沿革的常态，他们只有通过阐释传统才能对不断变化的生活敞开，不可能因循守旧，与传统完全保持一致。因此，布鲁姆认为，文学本质上就是作者在阐释、反抗传统的过程中，通过语言展现出无限的创造力、无穷的生命力和活力。

布鲁姆文学理论的殊异之处正是在于对文学本身的独特理解，文学理论如果不去解答“文学是什么”，不对这个根本的问题发问，那就不可能提出具有创造性和阐释力的方法。

文学批评家的专业精神与社会参与

作为从教60年的文学教授，布鲁姆没有像老学究一样枯坐在故纸堆里，而是积极面向社会和读者大众，出版了《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的创造》《J之书》《如何读，为什么读》和很多种经典文学作品导读，在文学批评家的专业精神与社会参与之间成功找到了平衡点。

对布鲁姆来说，文学批评不仅是为获取关于文学作品的知识，而且是一种社会参与行动，最终要达到教育大众、影响社会的效果。他的方式就是按照“审美”“崇高”的标准重新圈定了西方经典作品，不厌其烦地向大众宣扬经典之作中蕴含的智慧、情感、丰富的意识、深刻的自我。他坚信，反复阅读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叶芝、爱默生、惠特曼、史蒂文斯等作家的作品，个人就能发现、提升在现代社会的物欲中沉沦的自我，而自我的完善是社会进步的阶梯。

他激烈反对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政治性、社会性批评方法，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方法虽能使文学批评介入现实，但其目标过于社会化、政治化，以致偏离了文学和人本身。同时，布鲁姆并非对社会变革漠不关心，或对现实政治无动于衷。但他没有去揭示历史、权力、经济、政治、语言等因素在其中的运作机制，而是开出了文学的“药方”，即阅读爱默生、朗吉努斯等人的经典，通过改造个人来转变整个社会。

对于如何阅读的问题，布鲁姆认为阅读就是与文学巨匠、思想巨人进行对抗。阅读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一样，不是对文学经典和前辈巨擘高山仰止、一味附和，而是要求普通读者把自己提升到文学巨人的思想层次。平视文豪、找到并完善他们的不足，就能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和人生境界。他看似保守，但实则守住了文学批评的底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哈罗德·布鲁姆与犹太释经传统关系研究”（14CWW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编辑：黄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