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秦汉时期的《日书》和天文历法
随着地下出土材料的大量出现，《日书》作为出土简帛中较大比重的文献材料得到了各方的关注。《秦简日书集释》中提到日书一直以来被前辈学者认为是“当时社会中下阶层用来推演时日，占算吉凶的工具书”，但是其确实记录了早期社会生活的大量珍贵信息，同时作为古代较为普遍的社会信仰，对于研究早期社会基层的信仰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但是笔者认为日书的价值不仅是作为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辅助性资料，也不应当将之与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分离开来。原因在于，日书从内容上看虽然是记录有关民间社会信仰，占测吉凶之书，但是其理论来源却与古代天文，历法有着十分深厚的联系。日书其中的宜忌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便是来自于天文。甚至可以说日书与历法一样是来自于我们古代先民对于“天文”的演绎推论与归纳总结，是古代信仰体系的终极来源，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另一层方面。
《日书》与星象
从《史记·天官书》开始，史学家便已经将天文列入了自己的考察范围，与礼、乐、律、历等量齐观。并且大量的天文术语与日书中的宜忌吉凶思想散落于整部史学著作中，不能简单地以神秘主义或者预言思想等今人的思想体系来反观古人。而应当将其视为当时社会的学术理论体系与整体信仰观念来进行理解。这一点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所提及“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那么从太史公的学术体系的构建与日常的工作当中可以看出，天官之学是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太史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挥着作用的。并且这一现象也延续到了《汉书》以及后代史书的写作当中。这便证明天文学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多个阶层，并且从史书的其他记载来看天文学与日书当中的吉凶思想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社会乃至于政治，并且这一现象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
古中国对于天象的研究已经有两千余年的历史
笔者在阅读简牍当中所记载的日书时认为日书与天文星象存在一种隐含的关联性。吴小强先生在《秦简日书集释》之中所征引的简文材料中最为成体系的便是第一则简文表：
该图将星象与地支联系到一起，十分罕见
吴先生在关于此则材料的评论中用到了“经纬相织”一词，可以说是极为恰当地描述了这一则图表的基本信息。从该表中所引述的十二星宿入手，则可以大致发现其中星宿的排列有明显的规律性可言。首先，斗，须，营三星都属于北方星宿。奎，胃，毕三星都属于西方星宿。问题最大的应当属于“东”这一星宿，吴小强先生所引的注释中将这一星宿解释为“东壁”，虽然东壁也属于二十八星宿之一，但是这一结论的得出仅仅是因为提出者认为“东”这一字是“东壁”这一星宿的简写，但是忽略了二十八宿中名称中带有东字的并非只有东壁一颗，刘乐贤先生提出“东井”也属于这一类。并且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条简文中，所选出的十二星宿的排列，带有明显的规律。壁属于北方星宿，而之后所列的，柳、张为南方星宿，角、氐、心为东方星宿。可见十二星宿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并非是刘乐贤臆测，而是确有其事。其中，“东”这一星宿并非指“东壁”而是指的“东井”。《礼记·月令》篇中有所记载“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那么在解决了排列问题之后便应当考虑各星宿具体的指代。结合《史记天官书》与《汉书天文志》便可以大致勾略出各星宿所被赋予的具体含义“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东井为水事。”“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胃为天仓。其南众星曰积。”“奎曰封豨，为沟渎。”“毕曰车，为边兵，主弋猎。”“柳为鸟喙，主木草。”“张，嗉，为厨，主觞客。”“大角者，天王帝坐廷。”“氐为天根，主疫。”“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图表，但是却没有将星宿列举于其上。但是通过史料中所反映出的每颗星宿的代表与内涵，便可以看出与日书当中的关系。即每日的宜忌与天象星宿所主导的宜忌有关。同时，在《秦简日书集释》当中九五二至一零六二之间，已经提到了心宿当值日期的情况。并且简文中还提到了，“正月营室，利祠。”营室的星宿含义中有清庙一项，都是与祭祀有关。“三月胃，利入禾粟及屯仓。吉”胃代表的天仓，主仓廪，两者的含义也恰好能够对的上。这也表示星宿的具体含义也是会影响日书的具体记载。
三垣四象二十八宿
王子今先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并且列举出张守节《正义》中，“胃宿刍稾六星，在天苑西，主积稾草者。不见，则牛马暴死。”刘乐贤先生在《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也提到西汉时期关于《五星占》即具体运用行星的运行来进行预测的情况。甚至已经推而广之达到了日月运气皆可谓占的范围。这便证明了天文学在当时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学科，同时也影响到了社会信仰的方面。甚至可以说，天文学是社会信仰的主要来源。《日书》表明的是一种经验学说，是一种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下所总结出的概率问题。那么既然是一种经验传承，就必然是有一个源头与起点、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笔者认为这种源头与起点就是天文学。《日书》的存在意义便是为了将这一种经验学说在人类社会中传承下来，希望尽可能做到趋利避害，让人们可以在对于未知的未来世界的问题上减少一分恐惧，多一份信心。在这一点上也如同史书一般，是作为一种经验与意志的载体。但是由于天文学是一种具有极强专业性与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的学问，是一种天人沟通的方式，所以不能也不会在民间广泛的的流通。而《日书》则很好地在社会基层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了古代社会广泛流通的基本信仰。这也许也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将天文，历法一直视为完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流传于上层社会，记之于传世文献。而《日书》则广泛的流传于民间，大量的出现在出土文献之中的原因。虽然无论是作为日书还是作为其中内涵的天文学，都是属于现在所谓的唯心思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唯心主义思想确实影响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以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考虑问题的同时便应当注意到这种元素对于史料的影响。
天文历法与皇权政治
在基本的史料中，这类思想往往用于解释问题的起因，为事件的完成提供合理与合法性。如《汉书》中曾有记载：
“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汉王以属吏，宝器妇女亡所取，闭宫封门，还军次于霸上，以候诸候。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必者，可谓能行义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岁星之崇义，东井为秦之地明效也。”
这便是明显为高祖刘邦入函谷关灭秦寻找合法性依据。但是如果与天文学这一具体的学科相结合，便可以将问题细化。将着眼点从宏观的立论，引入到具体的星宿问题。如仅就星宿“东井”而言，其在汉书中多次出现，每一次出现所具备的具体含义影响都有所不同。如上文中“五星聚于东井”便是强调了刘邦将要夺取秦国，在后文中甚至更进一步“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而成帝年间则是“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诏曰：“乃者，日蚀、星陨，谪见于天，大异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见于东井，朕甚惧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处的“孛星见于东井”则是一种上天警示，希望朝廷要广进忠言，吸纳贤才，多思求变。“元封元年五月，有星孛于东井，又孛于三台。其后江充作乱，京师纷然。此明东井、三台为秦地效也。”这里的“有星孛于东井”指的便是东井之地将会发生变乱。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也与天象有关
再比如西汉后期“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余。”“是岁，赵昭仪害两皇子。后五年，成帝崩，昭仪自杀。哀帝即位，赵氏皆免官爵。”如此可以看出，终西汉一朝仅关于井宿的天象的记载便有数次之多。如果暂且放下唯物与唯心的价值判断，仅仅从天文的角度来看，天文现象已经成为了政令的实施的动因。更可以用以影响当时的舆论导向与社会民心，如上文所提之高祖入关五星相聚引得张耳投靠的例子。这便表明，关于天文学的记载不仅可以用作空洞宏观的理论研究上，同时可以以之为线索串联细小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因素作用于政治与社会当中。并且，将天文学与日书相结合便可以具体推导出日期的大致吉凶，如“建日，良日也，可以为啬夫，可以祠”在根据史书中所提到的皇帝祭祀的日期进行逆推，来判断日书是否仅仅适用于基层社会，在上层是否还有一种更为严谨，更为精确的占算吉凶，推断日程的具体方式。
历史的天空中还隐藏了多少秘密等待发掘
同时，笔者认为众多的星宿名是否在史书记载上存在特殊指代，根据二十八星宿的地域分野与星宿的内在含义是否存在对应关系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从《日书》入手来探讨古代天文学则是另外的一种局面，虽然对于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天文学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长时间以来受到人们的忽视。然而随着每一批次的简牍中几乎都有《日书》的存在，这也使得探求古代天文学的真实面貌成为了可能。日书就可以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再结合传统史料中对于历法，礼制的相关记载，就可以揭开古代天文学的真实价值。小到一颗星宿的运行，影响，代表意义。大到不同的星象对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同时，结合“五行志”等记录灾异的典籍，便可以进一步探寻灾异内在所隐含的的深层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