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国民党的大小特...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国民党的大小特务纷纷找寻机会逃往台湾。已故特务头子戴笠的独子戴藏宜、胞弟戴春榜，由于忙于操办戴笠母亲蓝月喜的丧事，错过了逃跑的机会留在了大陆。

戴藏宜出生于1915年，他的母亲是戴笠的原配妻子毛秀丛。戴藏宜是戴笠的独子， 父子俩在相貌上极为相似。戴笠在的时候，戴藏宜靠着父亲的庇荫，在1944年就成为军统局少将专员，要知道戴藏宜1940年才加入军统，当时戴笠也不过是少将军衔，整个军统少将大特务也仅有十几人。

虽然没有父亲戴笠的能力，但是戴藏宜的心狠手辣却不亚于其父，在军统期间他手上有不少的血债，这也成为他后来被处决的原因。

在处理完奶奶蓝月喜的丧事后，戴藏宜带着妻儿试图从水路逃往台湾，结果在途中遭遇国民党溃兵的洗劫，戴藏宜携带的金条、美钞等贵重物品被全部抢去。

戴藏宜的行踪被当地的解放军军管会获悉后，派兵抓获了戴藏宜，在核实身份后，鉴于戴藏宜罪行累累，将其判处死刑，于1951年执行。

由于戴藏宜是戴笠独子，所以他被枪毙后，外界盛传戴家从此无后，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戴藏宜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被枪决后，妻子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辗转去了上海居住，戴藏宜的女儿郑锡英则被戴笠当年的厨师汤好珠收留抚养。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台湾的蒋介石有了喘息的机会，到了1953年初，蒋介石反思失败，想起了1946年坠机身亡的戴笠，于是把保密局长毛人凤找来，让其派人潜入大陆将戴笠的后人接到台湾来。

保密局特务黄铎奉毛人凤之命，化装成渔夫，偷渡潜入上海，和黄顺发、陆秉章等潜伏在上海公安局的特务接头后，几人筹划将戴藏宜的妻儿带到台湾去。

在潜伏特务陆秉章的运作下，郑锡英改了名字，带着她和二儿子戴以宽、小儿子戴以旭，在黄铎的接应下，从上海来到广州，并通过香港去了台湾。

郑锡英的大儿子戴以宏由于户口出现问题，没有能够离开，黄铎在走之前留下一笔钱，让潜伏特务陆秉章负责照顾。

陆秉章在抚养了戴以宏三年后，他的特务身份暴露被捕。陆秉章的妻子无力再抚养戴以宏，便将其送到了当地的一个孤儿院。

戴以宏去的这家孤儿院，是早年宋庆龄捐钱修建的，里面的条件非常好，戴以宏在这里一直生活到了16岁，期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从孤儿院出来后，戴以宏被分配到合肥市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参加工作不久后，戴以宏积极响应“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一号召，他是纺织厂第一个报名的。

就这样，戴以宏又被调到了安徽枞阳县的一个偏远的农场，他在这里当过拖拉机手和修理工。

60年代后期，在“三查”活动开始后，戴以宏才知道自己的爷爷居然是大特务戴笠，不过面对质疑，戴以宏说：“我九岁去了孤儿院，是人民政府将我养大，我连戴笠长啥样子都不知道。”

由于戴以宏为人老实低调，工作勤勤恳恳，所以他并未因为和戴笠有关系而受到刁难。戴以宏曾和农场的一个上海女知青结婚，但是后来这个女知青落实政策返回上海，两人以离婚告终。之后，戴以宏又和农场的一个女工结婚，组合了新的家庭，婚后两人有一个女儿，晚年有退休金的戴以宏夫妇生活得倒也舒心。

戴眉曼这个戴笠唯一的孙女，在被汤好珠抚养后，改名廖秋美。由于汤好珠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戴眉曼从小就开始干家务，在7岁的时候就要洗衣做饭、采猪草。戴眉曼勤恳踏实，干活时从不叫苦，1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家中的好劳力，她上山取柴，一次可以挑许多，力气不亚于普通男子。

虽然戴眉曼勤劳能干，而且相貌也是村庄姑娘里的佼佼者，但是由于她父亲是被处决的特务，爷爷更是特务头子戴笠，所以一到谈婚论嫁，不少人家就对戴眉曼望而却步。

后来，村上的一个热心的大娘给戴眉曼介绍了一个叫谢培流的小伙子，谢培流在江西上饶的一家汽。车厂子里当修理工，初中毕业，工作踏实，相貌也端正，是个实在人。

谢培流和戴眉曼见面后，互相都有好感。然而由于戴笠这层关系，厂里的一些人劝谢培流不要招惹麻烦，以免惹祸上身，但是谢培流则说：“戴笠是大特务不假，但是眉曼是眉曼，她又不是特务。”

厂里的领导和乡上的干部找谢培流谈话，说：“戴眉曼是被贫苦的农民抚养大的，她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和她有感情，就可以结婚，不要有负担。”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戴眉曼和谢培流在1960年的10月终于喜结良缘。在60年代中期，谢培流夫妇的户口从八都公社迁到上饶。

到上饶后，戴眉曼在当地一家工厂工作，80年代这家工厂倒闭，戴眉曼便没有了工作，此后一直在家中操持家务。戴眉曼和谢培流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谢明当了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是个个体户，女儿谢佳丽则在一家厂子里当计量员。

1991年夏，戴眉曼前往台湾去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戴眉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当记者提及戴笠时，她说:“戴家的两代已经成为过去，我和以宏（戴以宏）已经走向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