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来电话了（下）

90年代属于传呼机的年代，从90年代初的南方开始，传呼机往北方普及，由此也带动程控电话的飞速发展，那时候，最热门的话题是，某个城市或者地区电话升位了，早先是5、6位，后来是7位，直到最后是8位，升位是有方向的，一般是大城市先升位，接着是中等城市，最后是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大约95年以后，以前的邮电局分成邮政和电话两块业务，电话业务因为程控的技术发展，也开始实行优惠政策了，周六日和晚上9点以后，电话费半价，因此，一到节假日，长安街上就有一景，电报电话大楼门前排了几百米长的队，这些人都是为了打半价电话的。

有个周末，我也和老婆赶到了长安街打电话，我们俩把一份《南方周末》看完了，也终于排到我们了，电话拨通了，那天父亲去外地走亲戚了，我们只好遗憾地回去了。

接受这次教训之后，我跟父亲约好时间，每周的周几晚上九点之后给他打电话，因为约好了，我八点过一点就去电话局排队，以便能排在第一个，九点一到就给父亲拨过去。

清河街的电话局门口，每天晚上九点之后，也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电话局几乎是街面上最晚关门的一个铺位。

再后来，街面上出现了IP卡电话，电话卡插进去，电话机就可以随便使用，计费规则与电话局相同，我是第一批买IP卡的人，那时候，晚上九点拿着卡在电话亭里打电话，那是人家最幸福的事。可惜，好景不长，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途径，也许是北漂的人太多，九点之前，每个电话亭前都开始排队了。电话亭排队跟在电话局排队不同，没有人在后面催促，也没有人管理，要是遇到能聊的，那是非常痛苦的事，站在瑟瑟的寒风中，哆嗦地等着前面没完没了的电话，那是非常煎熬的事。

后来，研究生宿舍里装了201电话，买了电话卡，任何一部电话都可以使用，那时候打电话，受到的约束少一些了，直到我几乎成为同级研究生中第一个买手机的人。

那时候，很多人印在名片上的手机号码，很可能是假的，或者是几个人用一个，那个号码很少能打通的，他们都说，平时都是关机的，只有自己需要打电话的时候才开机。

有些人买了手机，将手机别在裤腰带上，也许那样的装束，能增加他们的虚荣心吧。我的手机一直放在裤兜里，以至于我告诉别人手机号码的时候，别人都瞪大眼睛看我半天。

大约在2000年，很多地方取消了电话初装费，电话安装也不再是“皇帝女儿”，在电话局一登记，几天就有师傅上门接线。记得当时住的是筒子楼，拉电话线是真的一根电线杆上分出来的线直接扯到我们家。

家里有电话了，有些人试着用电话线连“猫”，让家里电脑上网，会上网的人，绝对是非常新潮的人。家里电脑能上网，回家可以干的事也就多了，电脑还不能联网看电影，但是，可以插入电影光盘看。

很多人虽然带着手机，还是不舍得轻易使用，因为，座机打电话还是非常便宜的，手机不仅一分钟要好几毛，而且还有可能有漫游费、接听费什么的。腰里别着手机，等着座机打电话，那是常见的事。

等我家乡不再受初装费的时候，我也给父亲装了一部电话，有了电话之后，联系起来真的方便多了，起码，父亲可以躺在床上接电话了。再后来，我们嫌电话还不方便，就给父亲配了一个手机。

父亲年纪还是太大了，他在清醒的时候会找人给我拨过来电话，大多数时候，还是我给他拨过去。有时候，半夜的时候，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我会吓得一激灵，紧张地对着手机喂半天，那边一点声音都没有，估计是父亲睡觉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手机按键。

半夜接到父亲的手机来电，那时候真的不是好兆头，有段时间我因为担心半夜接到电话，而紧张得睡不着觉。

后来，让我紧张的电话还是来了，不过，电话不是通过父亲的手机拨出的，我在北京接到了家乡的报丧电话。

大约大半年后，突然，父亲的手机号码申请加我微信，开始紧张了一下，很快我就反应过来，那个号码已经重新启用了，它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只好静静地删掉手机电话簿里面的那个号码，并拒绝那个申请加我微信的人。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