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在金门被俘虏，在台湾生活了38年，当过孙立人的传令兵
1949年，金门战役失利，我被俘虏之后，在台湾生活了38年，在金门岛上生活了23个月，在国民党军中“服役”32年，这期间，我拉过黄包车、开过诊所、当过孙立人的传令兵。
1949年10月25日被俘，国民党把我和其他战友关押在一个院子里，天黑之后，我们就听到古宁头方向的枪炮声仍然在持续，那肯定是251团和253团仍然在苦战，后来由于整个夜晚加一个白天的持续作战，疲劳至极，我们席地而睡，被俘后的第一个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又增加了四五十名被俘的战友，几乎占满了整个院子，有一些受伤的人，直接昏倒在地上。这个时候能够听到古宁头的枪炮声明显更加激烈了，我们都在议论着，是不是战局发生了变化，我在想，是不是增援的第二梯队正在登陆，忽然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来到院子，领头地说到：“仗还没有打完，你们也都吃了我们的饭，今天你们就补充到我们的部队去，给我们去打'共军’”。
我和另外几名被俘的战友被带到了国民党118师354团，一个四川籍的国民党兵发给我发了一支枪，让我等候命令，先把枪擦一下，随时出发。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一夜之间从人民英雄变成了俘虏。自参军以来，我就把枪口对着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现在竟然要我对准战友，我非常的懊恼，如果当初拼死战死在沙场，就不会有这种耻辱了，我想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只要扣动扳机就可以结束这莫大的耻辱。当时真的是五味杂陈，非常的痛苦，我慢慢地擦着枪，抬头看去，我看到，另一名被俘的战友正在偷偷地掉眼泪，我猜测，他也和我一样，想着你死吧！我们想念大陆的亲人。
眼下我们就是孤家寡人，如果硬碰硬肯定要吃亏的，于是我狠狠地将手中步枪的枪栓卸下来，假装装不回去了，然后报告国民党的班长，我说：“枪栓，被我拉下来了，我不会打枪”，那个老兵指着我鼻子骂道：“你是干什么的？当兵不会擦枪”。我抬头挺胸，大声地告诉他：“我是当医生的，没有擦过枪，也不会打枪”，他非常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扛子弹箱去”。我心里在想，让老子给你扛子弹，半路上给你丢掉水沟里去，要是让我弄到一颗手榴弹，我会在合适的时候拉下引信，与你同归于尽，老子还是“人民英雄”。
又过了一天，我们被逼着向古宁头出发，我扛着一箱子弹，总是磨磨蹭蹭地掉在队伍的最后面，当走到一半的时候，接到命令，古宁头战斗已经解决了，于是我们这些俘虏又被重新集合起来。
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对着我们喊话：“台湾很好，要把你们送到台湾去”，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是非常难受的，金门距离大陆非常近，总还有机会回去，如果到了台湾，那可就惨了，就再也回不去了。我在心里暗暗想到，坚决不能去台湾，留在这里等战友第二次登陆金门。当时我们都在坚信着，解放军打下了广州、上海、福建。这个小小的金门肯定没有问题，完全不用怀疑，过不几天或者是等到年底，最迟等到明年，他们就会第二次登陆。
就在我暗自神伤的时候，国民党军官突然发话了“118师需要几个看护，先留在金门，可以不去台湾，谁是卫生员，就站出来”，我心想，机会来了，一下子站出来了二三十人，国民党军官看到这种情形，立马对我们的身份表示怀疑，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张纸，让我们写药名，就地进行考试，大约十几个人被选上，留在金门岛。此后，不断地有一些国民党的小军官，到人群中来挑选适合自己部门的人，大约有100人左右被挑了出来，这些人补充到他们的炮兵、勤务兵、步兵等单位，至于没有被挑中的，后来听说他们直接被送到了高雄，补充到了国民党军队的49师。
我们10个为卫生兵，为了返回大陆，自愿地留在金门，全部都被补充进了国民党的118师，我和另外3个人被补充到353团的团部卫生连看护班。我们几个人同住一间房子，天天盘算部队攻打着金门，特别希望晚上可以听到枪炮声，因为我知道，我的部队一般都是晚上发动突袭，每次听到天上打雷的声音，我非常兴奋，以为是我的部队要打过来了，但是海峡对面的福建一直静悄悄，没有一点儿要登陆的迹象，我非常疑惑，也非常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1950年春天过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总盼不到第二次登岛的部队，这一年，有两件事情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个：1950年8月份，我在师部听到一个消息，胡清河偷了两个篮球胆，下海泅渡回大陆去了，他是251团2营的卫生员，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很震动，我们几个人好几天心神不宁，一直担心着他能否平安回到大陆，自从胡清河返回大陆之后，国民党加强了对我们的看管，再也不允许我们到海边散步，第二个：台湾开始遣返大陆战俘，我们隐约听到去年被押往台湾的战友。很多人已经被国民党送回了大陆，说他们都很顽固，留在台湾毫无用处，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后悔，为什么要留在金门，否则，岂不是也送回大陆去了。
由于金门的驻军很多，我们的伙食非常差，吃饭的时候一个班十几个人，围着一小盘咸水发生米，一阵风刮来，米饭上面全部是沙子。夏天蚊帐和衣服上到处都是虱子和臭虫，这里的风气非常差，当官的要打板教育我们，伙夫把扁担丢下地上，执行官捡起来恶狠狠的照着屁股打，一个连长拿枪托打我，我想用手榴弹与他同归于尽，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最后战友劝住了我：“你出事之后，我们就跟着完蛋了，忍一忍，等咱们部队打过来，什么气都出了”。当时我在想，国民党军队跟我们解放军真不一样，解放军官兵亲如兄弟，国民党军队却如此作风，我想我的耿营长、想我的四叔、想我的六叔、想我的邢团长。
在金门岛上，我意外的遇到了我的老乡崔秉检，我们都是20周岁，他是我们隔壁村的。他的未婚妻就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当初我亲眼看到他因为身体强壮被挑选留在金门，但是没想到，这一次能够再次碰面，我们非常认真的商量遗嘱，无论谁活着，一定要给老家捎个信，告诉父母——儿子并不是胆小鬼，我们被俘也是没有办法，父母千万不要伤心不要埋怨我们，我的未婚妻是个好姑娘，让他另外找一个人出嫁吧，最后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1951年，国民党118师从金门调到台湾，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思绪非常繁琐。我心里很清楚，一旦去了台湾，就算是解放军第二次登陆，我也没有希望回家，在乱哄哄走向码头路上，许多人叽叽喳喳磨磨蹭蹭，看得出来，他们跟我的想法一样，不愿意到更远的台湾，我观察着怎么样才能留在金门，但是根本没有机会，我们乘坐的登陆艇非常颠簸，拥挤的人东倒西歪坐在舱底，随着机器的轰鸣，我们无精打采。早知今日，不如跟大伙儿呆在一起，登陆艇航行了一整天，天色暗了下来，我一个看护班的战友过来，跟我坐到了一起，窃窃私语，商量着如何寻找机会跳到海里去，可四周都是高高的钢板，我们跳不了海。最后我们只能无奈地闭着双眼，相互之间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我们心底在默默地流泪，算起来，我在金门岛一共待了23个月。
到了台湾之后，我被送到了宜兰，曾经期盼了两个年头，希望第二次登陆的部队带我回家，现在命运走上了一条未知的道路，艰苦的日子开始了，这里没有营房，驻地就是一个密林丛中的土坡，上面是一条一无所有的河流，四周都是空荡荡的寂静。连长命令大家必须要剃光头，而当官的可以留头发，我当场大喊到：“你连长都不剃，我为什么要剃”，这位连长见我这么顽固，于是就关了我一个星期的禁闭。对于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有朝一日等台湾解放了，我还要回到解放军中当英雄。台湾军队有一条规定，现役的士兵不准结婚，军营里流行这样一句话，“当兵三年，老母猪看做貂蝉”。
在台湾，我遇到了我山东的老乡，他是卫生连的医务官高先生，他经常教导我：“山东人，要把自己当做人，无名有品，无位有尊”，此后，他的这几句话时刻在告诫我，如何处理生活中琐事，要拿出山东人的那种豪气的性格，只要肯吃苦就行了。
1953年，山东博兴县的老家，一座新修建的烈士陵园竣工，在陵园的一排排坟墓中，赵保厚的墓碑也屹立在其中，碑文：解放军244团卫生员，赵保厚烈士之墓；小学生佩戴着红领巾，正在整齐的列队，向革命烈士举手致敬，这年年底，慈祥的母亲把赵保厚的未婚妻叫到自己身边，含泪说道，“闺女，要过年了，你都26了，不能再等他了”，这位姑娘与赵家定亲已经长达七年，1949年，她已经等了三年，到1953年，他得知道赵保厚在一个荒岛上面失踪，又整整等了四年，这四年本乡邻村服役的军人，只要是活着的，都陆续回家了，牺牲的也入土为安，唯独赵保厚没有一点音讯，四叔和同村的人回去说：“保厚的首长都牺牲了，他不可能还活着”，今生做不了赵家的媳妇，就做赵家的女儿吧，年底在母亲的劝说之下，未婚妻才依依不舍中嫁到了别家。
1954年，我调防到了台北桃园，有一天在打篮球的时候，一个军阀连长假惺惺地说：“赵保厚，指导员告发你，你喜欢发牢骚，讲怪话，像个间谍，现在要关一个星期的紧闭”，没有过多久，团部就下来2个荷枪实弹的人，一个中校，一个班长，我什么也没带，衣服也没换，当场就跟着他们坐上火车来到了“军人监狱”，这哪里是紧闭，就是要我坐牢，这是我第一次坐牢，一年的刑期满了，可等到念到我名字的时候，却说“赵保厚，另外发布”，结果我又被转到了另一个劳改监狱，进行苦役劳改，现在我活着像个气息奄奄的老牛，天还没有亮就被叫起来做工，天黑之后才能回牢里休息，天天推着大板车运送石头，汗水浸透衣服，很少有干的时候。在劳改队，我认识了一个劳改队长，有一天，我发现他独自一个人面对一张照片掉眼泪，那是他父亲的照片，后来他跟我说，他老父亲已经去世了，而他是衡阳保卫战中与日军苦战47昼夜，在五桂岭战场上，升任为国民党第八团的副营长，衡阳陷落之后，回到老家，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多日，只留下一张照片永远带在身上，等我刑满出狱的时候，这个劳改队长主动写了一个推荐信，让我到陆军总司令报道，当时的陆军总司令是孙立人，我就成为传令排下的一个小小传令兵，在办公大楼内，楼上楼下跑着送公文。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跑外勤，可以全台湾到处跑，骑单车到火车站，然后免费坐火车，虽然表面上是自由自在，但是台湾对我来说仍然像是一座监狱。
孙立人
在台湾送公文期间，我意外的遇到了原来244团的几个老战友，原来，他们被押往高雄之后，补充到了49师。我们聚在一起，讨论着返回大陆老家的事情，有人说，全国解放都好几年了，我们要回到老家，就算是当一辈子农民，我也要回去。有人说，即使回到老家，全村的父老乡亲们会怎么看待我们？我们还抬得起头来吗？最近有一批国民党老兵退役，他们有的是参加北伐、抗战........打了几十年仗的老兵，退役的时候就只领到了450块钱。现在的我们才30出头，难道要在这里当一辈子的大头兵吗？出路到底在哪里？我想医疗才是我的本行，我有一技之长，总要想一点儿出路，我开始不安心、闹情绪。想着如何调往医疗单位，终于在1961年得到了一个机会，我考上了台北军医士官培训班，三年学习期满之后，34岁的我依然是孤身一人，我知道回到大陆肯定是没有任何希望。要回老家结婚那就更是天方夜谭，此时，有很多像我一样的老兵，在台湾郁郁寡欢，借酒浇愁。
有一天，我在台北的一个小酒馆中喝闷酒，直到喝到很晚，我从酒馆出来，叫了一个黄包车返回驻地，当在宿舍门口给车夫付钱时，突然车夫叫出了我的名字，“你是赵保厚吧，我仔细打量着这个老车夫，原来是他是我在卫生连的医务官高先生，虽然只有50多岁了，但是已经满头白发，我非常诧异，高先生偷偷告诉我，他还在118师当医官，但是下班之后，就拉洋车挣外快，高先生说：“许多时候，正是他在大陆的家，支撑着在异乡生活下去的勇气。他开导我说：“现在孤身一人也不是办法，要想办法结婚，有家就有希望，年轻人要把目光放长远一些，要放下身价，富贵本无根，尽从勤中来，下班后肯出大力气的老百姓，活下去并不丢人，活得更好那才叫光彩”。
高先生让我顿悟了，他的话让我牢牢记在心头。此后，我每天下班脱下军装，再也不去酒馆鬼混，而是穿上便装，戴着草帽，到台北大街小巷拉黄包车，拉车是非常辛苦而且受气的，上坡的时候必须下车用力地，甚至拉了一个多小时，坐车的人却蛮横不给钱。但是，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冲动了，遇到高先生的时候，他对我满意地点点头，在台湾，他像我的父亲一样。1965年，几个月没有碰到高先生，我抽空到租车行去打听，老板告诉我，高先生已经在几个月之前被一辆吉普车撞死了，得到这个噩耗，我就如晴天霹雳，可是在台湾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我却始终没有打听到高先生埋葬的地方，我想去祭拜一下我的“父亲”。
1966年，我结婚了，在朋友的婚礼上面，我遇到了一个伴娘，他仅仅只有21岁，而我已经35岁了，我们相差着14岁，最终在朋友的撮合之下，我们从相识到相爱，但是结婚之后，我始终没有改口叫岳母为娘，因为这个娘，我没有办法叫出口，我想我家乡的亲娘。有家就要持家，我开始筹措资金做门面，为了开牙科诊所，当掉了结婚时购买的西装，卖掉了单车，天天走路上班，结果诊所的生意惨淡，最后房租也交不起了，我瞒着妻子，天天以加班为理由，下班之后，就去拉黄包车，妻子知道之后，心痛的哭了。她说：“拉黄包车不是你的本行，你还是想办法开诊所吧，诊所白天没有人应诊，病人自然就不来了。我带着女儿给你看门”。在妻子的点拨之下，1967年，我又租下了第二间门面房，当时，生活非常拮据，妻子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没日没夜的做手工补贴家用。这一次，由于妻子不辞辛劳，我终于成功了，她就是我生活的贵人，于是，白天去部队上班，下班之后，在诊所接诊病人，这样的生活一直迟到了1981年，我已经51岁了，正式退役。
我不想认命，我始终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回家，回家。
1985年读高中的大女儿回家告诉我一个消息，学校有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日本，那是一个中转可以回家的地方，可以见到我的父母，我对女儿说到：“你一定要争取这个机会，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不管要多少钱，为了你爸爸”，女儿满脸疑惑的回到了学校，从此，我的内心再也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1987年，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台湾，我先从基隆港坐船到日本长崎，然后坐火车到东京。到东京之后，女儿立马带我去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办理手续，我得到了一张从东京飞往上海的民航机票，此时，我离开大陆已经38年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