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性篇：名医珍言集锦！！！
秦艽退黄极妙，以其性能退阳明经湿热邪气也。若无湿热则恐伤燥，又宜慎用。(清·程杏轩《医述》卷八)
黄疸的发病常因湿郁热蒸脾胃，运化功能失常，影响肝胆疏泄，致胆液不循常道，外溢肌肤，故见黄疸诸症，临床习用茵陈以退黄，而程氏盛赞秦艽退黄之功，可能得《药性论“利大小便，瘥五种黄病”的启示，临床应用时可与茵陈、山栀等配伍以提高清热利湿之功。秦艽味苦质润，故有“风家润药”之称，但无湿热时则需慎用，以防苦燥伤律之弊。
（石膏）其性，一善清头面之热，二善清咽喉之熟，三善清瘟疹之热，四善清痰喘之热。（近代·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石膏解）
石膏善于清热泻火，但应用时常囿于“四大”为本品的适应证之说。张氏遵《神农本草经》之旨，谓其性微寒，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总结出有此四方面功效。之所以有此四者之效，均由于石膏善清肺、冒二经气分之实热。其善清头面之热者，以头面为足阳明胃经所主，其善清咽喉之热者，以咽属胃，喉属肺；其善清瘟疹之热者，温病发疹时常在气血两燔之时，疹发则在肌肤之间，亦与肺、胃有关，故亦需用石膏配犀角、生地等凉血清热药物；其善清痰喘之热，亦必由肺热所致者，石膏善清肺热，肺热一清，则咳嗽痰喘自愈。
荆芥最散血中之风。(清·汪昂《医方集解》)
所谓散血中之风是指能疏散血分中之风邪。荆芥味辛性平，轻扬疏散，温而不燥，既散风寒，又疏风热，因其能入肝经血分，所以能散血中之风。故凡麻疹透发不畅，风疹瘙痒以及疮疡肿毒等症，皆需用荆芥，或配蝉蜕、薄荷，或配银花，连翘，均可疏散血中风热而透邪外出。又如治妇女产后冒风，发痉口噤，常用的华陀愈风散即单用荆芥为末冲服，去风解痉功效颇佳。
盖外无恶寒发热身痛之表证，则不必用桂枝，内无眩悸吐涎之里证，则不必用肉桂。(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桂枝与肉桂同出于桂树，但桂枝为桂树的嫩枝，肉桂为桂树的皮，其部位不同，功效、主治亦有差异。桂枝长于发表散寒，多用于风寒表证，如治风寒表实证的麻黄汤，风寒表虚证的桂枝汤均用桂枝，肉桂则一长于温里散寒，尤善于温补肾阳，多用于里寒证。因肾阳有蒸化水液之功，故肾阳不足，水不化气，常停蓄而为痰饮。饮邪犯于头，则见眩晕昏冒；水饮凌心，则见心悸胸闷；饮邪停胃，则见呕吐痰涎。凡此皆可用温补肾阳的肉桂使肾阳恢复，水液得化，诸证悉除。若内无痰饮引起的眩悸吐涎之里证，则不必用肉桂。但无表证不可用桂枝之说则不可拘泥，因桂枝除长于发散风寒外，尚有温阳利水，温经通络之功。试观苓桂术甘汤、五苓散、枳实薤白桂枝汤、小建中汤、温经汤及桂枝茯苓丸等皆用桂枝，唯配伍有不同，用之者需当识此。
吴茱萸为厥阴之主药，上可温胃寒，下可救肾阳。（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吴茱萸辛散苦降，性大热，主入肝经，兼归脾（胃）、肾经。本品长于疏肝下气，且能温中散寒，燥湿助阳，故凡肝寒、脾（胃）寒、肾阳虚者皆可用之。如吴茱萸汤治中焦虚寒或肝气夹寒浊上逆的厥阴头痛（巅顶头痛），伴有呕吐痰涎或清水者；导气汤治寒疝腹痛；温经汤治少腹冷痛、妇女痛经；四神丸治脾肾虚寒之久泻五更泻等，吴茱萸皆是方中主药之一。本品性虽大热，但因其为厥阴肝经之主药，所以可用少量吴茱萸与寒药同用，以起“反佐”及引经作用，治肝郁化火的呕吐吞酸，如左金丸。
柴胡散胆经之专药，即能散其郁勃之气，复能解其郁结之热，郁中有热，故风药不能治而柴胡能治之也。（清·张聿青《张聿青医案》）
柴胡芳香疏泄，主入少阳胆经，善于和解少阳，透达邪热，常与黄苓相须为用，治疗少阳病症。少阳证为邪郁于半表半里，证见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等便是。虽有寒热似表，但非风药皆宜，唯有柴胡能治之，故张氏赞其为散胆经之专药。
气躁血必燥，清气药中略加花粉、知母；血燥气亦燥，滋燥药中可入芦根、石斛。（清·王旭高《医学刍言·气燥血燥治法》）
燥，有气燥和血燥。气燥为气分有燥热时见外燥证，治宜在清气药中加润燥之品。之所以气燥血必燥，血燥气亦燥者，以气血互根，气为血帅，血为气母。因此热盛伤津，或燥邪外袭，往往气分血分相互影响，故在治疗上既有清气与凉血滋阴之分。又必须兼润燥之品。王氏此言实有标本兼顾之意。
泻心者必以苦，故用芩、连；散痞者必以辛 ，故用姜、夏；欲交阴阳通上下者，必和其中，故用参、甘、大枣。（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此语是对半夏泻心汤治疗痞证机理的分析。痞证具有心下痞满、干呕或吐、肠鸣下利等症，其病机常由脾胃虚弱，寒热互结，阴阳升降失常所致。苦能泄其满，所以泻心下痞满者必用芩、连以泄热消痞；辛能散其结，所以散痞者又用辛温的姜、夏以散寒开结，和胃降逆；阴阳升降的枢纽在于脾，脾健者清升浊降，脾虚者清浊相混。故以甘温的参、甘（甘草）、大枣补其虚。用半夏泻心者，须当识此。
热药多秘，惟硫磺性暖而通；冷药多泄，惟黄连厚肠止泻。（清·程杏轩《医术》卷十六引张洁古语）
热药多能耗伤津液，故便秘者不宜，惟性热之硫磺不然，能梳利大肠，对老年命门火衰之虚冷便秘非此不行，常与半夏同用，如半硫丸。寒药多能损伤脾胃阳气，故泄泻者尤当禁用，惟黄连能清火燥湿对湿热泻痢颇有特效，故曰“黄连厚肠止泄”，常与木香同用，如香连丸。
凡苦寒之药，多伤脾胃，惟青蒿清芬入脾，独宜于血虚有热之人。（清·汪昂《医方集解·补养之剂》）
味苦性寒药如芩、连、龙胆草等，用之过久，易致“苦寒败胃”、“苦燥伤津”。以其多伤脾胃，故阴血不足（或脾虚）的发热用之不宜。青蒿其性味虽苦寒，但又有芳香透散之能，故入脾而不伤脾胃，无损阴血，因此，阴血不足之虚热，证见骨热潮热者常用之。
大黄治大实，芒硝治大燥大坚，二味治有形血药；厚朴治大满，枳实治痞，二味治无形气药。盖肠胃燥实，气必不通，故攻积之剂，必用气分之药。（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此论实为分析大承气汤的配伍意义，并指出它具有峻下热结之功，是治痞、满、燥、实、坚阳明腑实证的代表方剂。王氏认为大承气证的形成，乃系肠胃燥实內停，气机因之而不通，故用大黄、芒硝攻积之品，必须配伍枳实、厚朴行气药物，以推导积滞，从而可增强泻下作用。这一分析，对大承气汤的应用颇有指导意义。
苏叶开肺气，苏子降肺气，二味同用，有一开一降之功。（现代·沈绍九《沈绍九医话》）
苏叶与苏子同出于紫苏，但由于药用部位不同，故功效亦有明显差异。苏叶主开，属辛温解表药，长于发表散寒，开宣肺气；苏子主降，长于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据此可知，若同用二药者，必外有风寒束肺，内有痰浊阻肺，是肺气宣降失常，产生咳喘诸证。无外内合邪，则不可以其同出于紫苏而混用。
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润，一通一寒，相去甚远。（明·吴又可《瘟疫论》上卷）
治瘟疫病用寒凉药，本于“热淫所胜，治以寒凉”（《内经·素向》）的治则，但不加辩证，妄用寒凉则反贻正郁邪闭之害。吴氏以黄连、大黄为例，分析了两药性味、功用的不同，认为黄连与大黄虽同属寒凉，但大黄泻下，黄连反能止泻。两者比较，一燥一润，一通一寒，作用大不相同。若见阳明腑实证，应用下法者，则必用大黄，使大便畅通，邪热下泄，则发热自退。如误用黄连清热，只能扬汤止沸，邪热终无去路。
大黄同甘草同用，能利小便。麻黄少而熟地多，但开腠理而不滞不汗。（清·王燕昌《王氏医存》）
大黄苦寒沉降，峻下热结，有斩关夺门之功，号为将军。甘草味至甘，得中和之性，而有缓和药性之功。但大黄配甘草后，则其泻下力减，能清热利湿，而有利尿之功，故治湿热黄疸及热淋等均用之。
麻黄辛温，长于发汗解表，汗多则易耗散阳气损伤津液。熟地甘温入血，善于养血滋阴，若配伍不当，则易滋腻呆胃。使两者相配，麻黄得熟地，则散寒通络而不发汗。熟地得麻黄，则补而不滞。有相得益彰之妙，如阳和汤中之用熟地、麻黄即是例证。
黄连与干姜同用，泻胃家之痞结，令热从中散；与吴萸同用，则泻肝家之痞结，令热从下达。（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痞证系寒热互结中焦，致脾胃升降失常，气机因而不通。证见心下痞满。呕而发热，口苦而渴吸热饮。治宜辛开苦降法。黄连配干姜，寒温并用，开写脾胃之痞结。取干姜辛通，悦脾散寒；黄连苦降，和胃泻热。吴萸为肝经主药，黄连与吴萸同用，则能治肝经郁火犯胃之痞结，证见痞满胁痛，干恶呕吐，口苦泛酸。需重用黄连苦寒泻火，胃和则呕止；少予入肝之吴萸开郁散结，从而使火热下泄，则痞结消散。
大黄与人参同用，大黄自能逐去坚积，决不反伤正气，人参自能充益正气，决不反补邪气。（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
虚证宜补，实证宜泻，为医者皆能知之。若大黄与人参攻补同用则知之不多。坚积而气虚者，若纯用补，则坚积益固；如单用攻，则正气随脱。惟用攻补兼施，才能去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如大黄与人参同用，使大黄消积而不伤正气，人参扶正而不益疾，深得相反相成，相得益彰之妙，如黄龙汤、温脾汤均属之。
麻黄得术，虽发汗而不为多汗；术得麻黄，行里湿兼可行表湿。（近代·何廉臣增订《通俗伤寒论》）
外感湿邪，身体烦疼者，应予发汗。但又恐大汗伤阴，且虑湿性粘滞，风去而湿反不去，故《金匮要略》有“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之说，这已成为治疗表湿的准则。麻黄发汗解表，白术健脾燥湿。麻黄得术，则发汗而不致汗多；术得麻黄，则既行里湿又去表湿。仲景治湿家身烦疼，用麻黄加术汤即系麻黄配白术的范例。
桂枝本营分药，得麻黄、生姜，则令营气外发而为汗，从辛也；得芍药，则收敛营气而止汗，从酸也；得甘草则补营气而养血，从甘也。（清·何韵伯《伤寒来苏集》）
桂枝辛温发散，透达营卫，随配伍不同，使无汗能发，有汗能收，故为“解肌第一要药”（《本草求真·桂枝》）。凡风寒表实无汗者，配麻黄、生姜以助辛散卫分表邪，使营气外发，则邪随汗解，即是麻黄汤中用桂枝之意。风寒表虚有汗者，桂枝配芍药敛阴和营，二者一散一收，使营卫谐和，则邪去汗止，即桂枝汤中用芍药之意。桂枝配伍甘草，因“甘能益气”，有补脾益胃以资汗源之用，从而顾护正气，使发散而不伤正。于此，可悟配伍之重要。
后重之用木香、槟榔，行燥金之郁也；癃闭之用知母、黄柏，散相火之炽也。（清·程杏轩《医述》卷十六引滑佰仁语）
后重与癃闭有虚实之异，治有攻补之殊，不可不辨。后重之因饮食积滞、湿热蕴结，大肠气机壅塞而致者，在痢疾初期多见之，常用木香、槟榔以疏通大肠气机，调气则后重除。若后重属气虚者不可误投。癃闭之由相火内炽，湿热下注，膀胱气化不利所致者，用知母、黄柏最宜，亦有少佐肉桂者，方如通关丸。若因浊淤内结或肝郁气滞或命门火衰等所致者，则非此所宜。
表里之邪则用柴胡、黄芩，上下之邪则用桂枝、黄连；表里之邪则用生姜以散之，上下之邪则用干姜辣以开之。仲景大法灼然矣。（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邪在半表半里，是为邪郁少阳，枢机不利，法宜和解。故用柴胡配黄芩，即小柴胡汤之意。若邪已传里，阴阳升降失常而致上热下寒者，治宜清上温下，升降阴阳。故用黄连苦寒泄热以降阳，桂枝辛温除寒以升阴。寒热并用，升运上下，无论上热下寒，上寒下热皆可治之，即黄连汤之意。
生姜与干姜同为姜，但生者偏于发散表邪，干者偏于温中散寒，故表里之邪用生姜以助柴胡辛散而引邪外达；上下之邪用干姜以助桂枝温脾散寒。
汗多不忌豆豉，泄泻不忌山栀。（近代·丁甘仁，见《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
豆豉虽具疏散宣透之性，但其药性平和，发汗之力较弱，故无汗需发汗者，需配麻黄、葱白、薄荷等才能奏效。有汗者，也可用其宣散郁热。如伤寒已汗不解，热扰胸膈，虚烦懊恼，汗出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中即用豆豉，故曰，汗多不忌豆豉。山栀苦寒质润，而言泄泻不忌山栀者，系指湿热泻痢，或上焦有热中焦有寒，证见身热心烦，腹痛之泄泻，均可用山栀。若中焦有寒可配干姜（即栀子干姜汤）清上温中，故泄泻者不忌山栀。但并非所有泄泻均不忌山栀，如脾胃虚寒大便溏泻者，便不宜服用，且《伤寒论》明确指出：“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
无汗取豆豉，有汗取豆卷；热盛取生地，津伤取石斛；邪热内炽，劫夺津液，并取生地、石斛，则是黑膏加减法的种种化裁。（近代·夏应堂，见《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
豆豉配生地，名为黑膏汤，为治疗温毒发斑，热入营血的有效方剂。夏氏认为可随其证情加减应用。夏氏所论，可谓加减应用的典范，予人启迪颇多。
甘得苦则不呆滞，苦得甘则不干燥，合而成功也。（清·吴瑭《吴鞠通医案》）
甘味药能滋补润燥，但易滋腻呆胃；苦味药能燥湿泄降，但易苦燥伤津；两者合用，则可滋而不腻，燥湿而不伤津，可称“相反相成”。如湿温、伏暑病至中后期，常见湿蕴未化，又见阴津耗伤，在这证情矛盾的情况下，便可用苦甘相伍法，如用苍术、厚朴以化余湿，配以石斛、生地以养阴生津。又如《孙氏集效方》以苍术配脂麻；《普济方》以苍术配熟地；近代有以苍术配白蜜，等等，皆是苦甘合用的例子。
治风药须兼养血药，制其燥也；养血药须兼搜风药，行其滞也。（清·汪昂《医方集解》）
治风药多辛温苦燥，易耗伤阴血，所以应用时须配伍养血药以制其燥。而养血药多味甘质腻，易于碍胃，故应用时须配伍搜风药以行其滞。二者合用，有动静结合之妙，如大秦艽汤的配伍即是此意，这种配伍是临床应用治风药必须遵循的准则。
羌活入足太阳理游风，细辛入足少阴散伏寒，苍术入足太阴去湿，白芷入足阳明散风。（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
羌活归足太阳膀胱经，能发散风寒，又去风湿，上半身风湿诸疾多用之。细辛归足少阴肾经，能温经散寒，既去内寒，又散风寒，如与麻黄、附子同用，则治少阴伤寒，少阴头痛亦用。苍术归足太阴脾经，能燥湿健脾，是治湿阻中焦的主药。白芷归足阳明胃经，能去风止痛，善治头面诸风。凡治以上所述各证，除针对病情处方外，必须加此四味引经药，方可提高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