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中医：给你8篇对火神派的理解认识！

浅谈对火神派的认识〔1〕

火神派是近日中医界掀起的一股新学说，其理论强调「阳主阴从、以火立极」，临床上长期及大量地使用温热性药物，尤其是对附子的应用，更是推崇备至。本文先透过简要分析火神派的学术思想要点，以展示笔者对火神派的初浅认识，继而进一步探讨当中的问题，以及其与传统中医理论的关系。

而火神派出现之历史背景，亦或多或少与其理论的确立有所关连。本文第二部份将尝试探讨火神派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它独有的因素。若能对火神派历史背景及渊源有所了解，我们将能更公正及客观地对其作出评价。

本文的第三部份，则希望提出火神派学说中，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好让我们能对火神派以至传统中医，有一个更清晰及深刻的认识。笔者认为，火神派与其它学派一样，难免有其片面不足之处。就其「阴阳理论」、「阴火理论」、「附子用量」、「标本关系」、「对郑钦安原著的理解」以及「对《伤寒论》的理解」等几个方面，笔者将尝试提出一些疑问，藉此抛砖引玉，好让笔者能与各中医药的爱好者们共同学习及讨论。

前言

自《思考中医》一书所引起的火神热潮，在民间中医及网上的中医界朋友中闹得火热。其重视经典的理念、对今日中医界的批判，以及其背后的医学理论及所叙述的巨大疗效，再也不是正规中医教育界能继续充耳不闻、闭门造车地无视下去的。因此，笔者以下将尝试阐述有关内容，并以《浅谈对火神派的认识》为题，以期更深入地探讨当中的问题。虽碍于水平所限，或未能有所灼见，但也至少是作为中医院校学生，正视民间及网上中医们纳喊的一步。

1.火神派简介

严格来说，火神派只是近几年来在民间及网上才受到关注的一个派别，并没有一个很清晰及严格的定义，大概由《思考中医》一书面世后，始受人们所重视。这个派别强调「阳主阴从」，强调治病多用、常用、大剂量地使用姜、桂、附，并以宗仲景学说为宗，崇尚使用经方。

被誉为火神派开山祖师的，是四川的郑钦安，清朝道光至宣统年间人。其著作《医理真传》及《医法圆通》亦成为了火神派最重要的代表学术著作。而「火神派」此一名词何时出现，实难考究。大概由于郑钦安弟子卢铸之善用大剂姜附而取效，故人们为他加上了一个「火神」的称号。然而细查郑钦安著作，并无发现「火神」一词。而在其弟子唐步祺替他作阐述的著作上，亦只有「人皆云郑钦安姜附先生」数字。

近日，郑钦安的弟子卢铸之的后人卢崇汉，出版了一本名为《扶阳讲记》的书，在坊间掀起了购买及讨论的热潮。而正由于火神派喜用温热药这个特色相当鲜明，因此凡是因使用姜附而闻名的医家，都会被主流意见归纳为火神派之一员，如祝味菊、吴佩衡、徐小圃及范中林等。而现代中医山西的李可及北京的民间中医王正龙，亦因为重用附子而闻名，故亦被视为火神中人。

正如其它各家学派一样，火神派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流派识别标准。我们只能够从有关医者的著作中，去探求当中的一些学术思想及临床用药特色。当然，在这当中众多医者间，这些学术理念并不见得会是完全一致。因此，也只能够抽取当中较为主要以及一致的观点，作为对火神派分析及评价的基础。经笔者分析后，火神派主要的学术观点大致可有以下几项：

1.1 「阳」主阴从，人身以火立极《扶阳讲记》一书中有言：「《周易》明确地谈到：“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强调了“阳”在万物生命活动中应该居主导地位。」另《思考中医》亦提到：「阴阳之间阳为主导」、「四季是由太阳视运动所决定的」。《伤寒质难》中说：「夫一切机能，皆属阳气，损在形质，始曰阴虚…..良工治病，不患津之伤，而患阳之亡。所以然者，阳能生阴也……所谓阳者，动力是也…..物质之变化，此皆阳之力也……人体物质，肇基于细胞，而细胞之所以能活跃为用者，赖有阳也……一切生物，失其阳气，即成死体。 
火神派强调着重经典，故其经典的依据来自《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一段：「顺之则阳气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由于这一篇论述「阳气」的内容比起论述「阴」的为多，固此就成为了「重阳轻阴」的一大依据。另祝味菊更引仲景《伤寒论》曰：「死，有阴无阳故也。」去引证其重阳之学说。

浅谈对火神派的认识 〔2〕

总括而言，火神的中心思想认为「生命就是活动，正气就是阳气。以正气为本故则应重阳，因阳气是人身活动之主，而阴精血液等不过是受阳气所支配及控制。没有阳气即没有生命之力，即如死人。

1.2 独重肾阳，而轻肾阴。

在郑钦安《医理真传》中，卷一首言「乾坤大旨」，强调心肾之阴阳于人身之重要性：「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自此以后，火神派的传人都把这居于肾中之阳视为最重要的一点，用药方面也是要时刻顾护这生命之源。

如果说重「阳」的学说，也就必定会考虑到明末清初的温补学派。单以重阳而言，张景岳的《类经附翼?大宝论》也有这样的论述：「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赵献可《医贯》也有「百骸具备，若无一点先天火气，尽属死灰……火乃人身之至宝……火不可水灭，药不可寒攻。」其它如薛立斋、孙一奎等，他们的「命门学说」及「医易坎离」，也可以说和火神派那「重视命门火种」的理论大同小异。

然而，比起温补学派，火神学派还是有其不同之处。郑钦安《医法圆通》指出：「阳虚一切病症忌滋阴也，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刚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郑氏更曾批评景岳曰：「试问既曰命门无火，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何得用地、枣以滋阴，丹皮以泻火乎？此皆景岳不读仲景之书，而未明阴阳之道也。在景岳以为，善补阳者，于阴中求阳，故用一派养阴之药，杂一二味补火之品于中，而谓阴中求阳，至极无二之法，独不思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

可见，郑氏对于肾阴肾阳二者之别，有一个比较明确及清晰之分界。他认为对于纯阳虚者，当用纯阳之药，而不得挟杂一丝阴柔，因此当用辛热，而不应用甘温。而其后的火神派传人，更加把郑氏此「阴阳当分清论」，变成了「有阳无阴论」，甚至有卢崇汉「天下没有阴虚」以及李可「从未见过一例纯阴虚患者」等等类似的言论在流传着。

1.3 多用、常用、大剂量的地用「温热性药物」。

根据《扶阳讲记》中述，卢崇汉使用温热药的习惯为：全年的99.7%的处方都用了姜；使用桂枝、肉桂或官桂，占整个全年处方的98.8%；而制附片这样药，占了全年处方的96.8%；各类姜用量，每一剂药在30克到200克之间；桂类的用量，每一剂药在15克到30克之间；制附片的用量，最轻的是60克，最重的是一剂250克。另如在《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中，范氏使用的附子量普遍由30克到120克之间，除此以外有一次15克，两次20克，有三次达到了 250克，更有一次是用了一剂500克的附子。而在《吴佩衡医案》中，大部份是用了15克到160克的附子量，亦有一次曾用上一剂400克的附子。至于祝味菊，虽然同是以使用附子而闻名，然根据其零碎医案纪录，其使用的附子量普遍在15克以下，最大的则只用上40克。 
在火神派中，附子被视为「圣药」。如郑钦安《医理真传》中说：「古云“热不过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仲景深通造化之微，知附子之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用之以为君。」而《扶阳讲记》提到：「附子温通阳，暖命门，温坎水，破阴凝。附子可以说是扶阳第一要药，因而对于附子的运用，尤为卢氏一门所推崇。」正如前所言，火神学派对「陷于二阴中」的「命门真阳」，是相当重视的。而附子正是大补这命门真火的要药。因此，使用附子药量的多与少，很多时候变成了判定是否火神派或火神学水平高低的依据。像山西善治急重症的老中医李可，亦因为其使用附子的量很重，而被人们看成是火神派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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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尊崇仲景经方，重视经典

被誉为是火神派宗师的郑钦安，毕生致力推崇仲景学说，其著作《伤寒恒论》亦是一部以研究《伤寒论》为主的重要著作。祝味菊的《伤寒质难》，虽然受西学东渐影响，以致中西医理混乱错杂，但仍是以仲景《伤寒论》作为讨论中心的著作。至于刘力红的《思考中医》，本身就是一本伤寒论导论。可见，火神派确实对仲景学说有一定的景仰。何况仲景是历来用附子最显赫的医家，因此，火神派对经方尤为推崇这一点，也是可理解的。除此之外，刘力红作为中医教育工作者，对今日中医不重视经典的风气相当忧心，希望发扬传统中医，鼓励大家学习经典。因此，火神派或多或少也就在中医界中建立了尊经复古、重视经典的形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火神派会尊崇仲景，某种程度上亦与时代的背影及中医学术争论有关，以下将就这点加以论述。

2.火神派出现之时代背景

2.1 不断重复的历史

正如前段所述，我们先要理解「为甚么会出现火神学派？」只有理解火神派出现的历史背景因素，我们才能对火神派的学术观点作出更公正的评价。

中医的医学史上相继不断出现各种不同流派，是百家争鸣的良好现象。(有别于西医的统一规范模式，中医的自身体系中就「必定」包含了相对主观的学术分歧，是自然科学、人民精神体现的一个重要元素。) 然而，一些「大相径庭」甚至是「完全矛盾相反」的中医概念，却往往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在相连的朝代及时期中，如宋代《局方》偏温燥的风气，导致了金元河间、子和的寒凉攻邪之势，更进一步造就了丹溪的滋阴学派。而这股偏「阴寒」的学术思想，又直接促成在明末清初时，温补学派的确立与盛行。而到了清末，由于温病学派的流行，加上西学东渐，西方医学中「消毒杀菌」的概念被大量强加诸中医身上。因此，阴寒清热之风气在中医界再度盛行起来，甚至延续到了今天。从这些历史之中不难发现，所谓学术派别的产生，其实大都是一种「以偏纠偏」的手段。寒的用得多，用得太过，则导致用温的会被忽略，甚至改变病人体质，直接使「用温」的医法抬头及风行起来，予以纠正。反之亦然。故此，「火神派」渐起，某程度上其实是代表了今日那「寒凉的风」吹得太过。 
郑钦安身处清末年间，其时乃温病学说最为盛行之时期。同时，也是西学东渐，细菌学说东来刚始之时。社会上惯用寒凉甚至过用寒凉之情况屡见不鲜。而温病学派的盛行，其实正暗示着：「对《伤寒论》治疗急性热病的能力予以否定」。因此，一些仲景学说的支持者(即所谓经方派)，对于叶吴之学说，以及时医滥用、过用寒凉的时风，尤加痛恨。为了推倒叶吴之温病学说，经方派不得不强调温热药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辛温与辛凉解表的斗争，更是加倍的重视。而火神派(温补学派亦然)的用药，亦正好与经方派的主张不谋而合。而这个互惠互利的关系，也就慢慢搂成了在一起，渐渐变得再也不能割裂开来。可见，火神派之所以重视仲景学说，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在内。

2.2 火神派近年兴起的主要因素

每个派别的出现总有其独有的必然因素。而大剂量长期地使用温热药的火神派，能够于中医教育规范化及高等教育化多年后的现在，仍能找到其立足之处，自然是有其必然之原因。简单而言，今日中医界的高等教育一直为人所诟病，尤其是由高等院校教育出来的「西化中医」。由鲁迅的「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九零年的「**上书」、「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培养过一名真正的中医」，到近日「自民国以来第二次废止中医事件」，无不令人替中医「华其外、悴其内」的现状感到担忧。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一篇关于中医现状的调查，截至2002年底，全国的行政县中，只有66%的县有中医院。而中国拥有卫生机构85705个中，只有3801是中医的。到2006年，中医医疗机构已下降至3009家。而且，中医就诊人数亦急剧减少。据2001年国家中医药局组织的《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显示，全国大约只有1/3的病人使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当中只有大约1/5的病人使用纯中医治疗。根据1994年中国卫生部推出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规定，中医医院的门诊中医药治疗率不应低于85%，而病房中医药治疗率则最少应有70%。但在2000至2003年的中医院住院病人中，中医治疗病案数，分别只有28%、25%、20%和18%。可见，传统中医并非如表面所见般兴旺起来，反之却是到了一个存亡攸关的境地。 
这个中医现状激起了很多热爱中医的人的反响，有很多希望发扬传统纯中医的学者，一直都在寻找挽救中医的方法。对于叶吴学派清轻寒凉，副作用少的风格，渐渐地被认为是阻碍中医发展的历史枷锁。为了能令中医受到应有的重视及尊重，一些疗效显著或理论独特的医家，纷纷被捧出来成为中医的领头人，来与西医争一日之长短。火神派，正正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正如《扶阳讲记》中所言，「先天不足」、「嗜食生冷寒凉」、「误用苦寒药」、「滥用抗生素」、「工作繁劳」、「心性因素」等现代社会独有的致病环境，亦是构成了大剂量温热药能被接受的部份因素。以上这些客观条件，其实都有助火神派学说在中医界里流行及传播。

(薛莲加注：大约是作为南阳人的向天清，对南阳张仲景的一种景仰和传承的责任感，让他对火神派特别推崇继而发誓钻研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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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神理论小议

虽然火神派确实有其出现及发展的背景因素，而且其理论及用药又确有特色，加上有大量临床成功的病例验案，这些种种更难得地唤起了很多中医同道们对「真正」、「传统」中医的追求。然而，在这一股「火神潮流」蔓延的同时，似乎又像过往的中医发展史一样，很多人都不愿深究，只是在附和追遂潮流。我们不难看到，火神派种种理论观点中，其实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讨论和反思的。以下，笔者尝试就当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

3.1 「火神」并非郑钦安原意 
今日火神派的论调，其实并非与郑钦安之学术观点完全一致。正如卢崇汉于《扶阳讲记》中说：「郑氏虽然号称“姜附”先生，但仍然会常常用到寒凉。而真正将钦安学派发展成纯粹的扶阳学派，是郑氏的一个重要弟子卢铸之先生。」诚然，郑钦安确实比较着重温热药的使用，但这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为了针对当时时医滥用寒凉之流弊。虽然从郑氏著作中，也可看到强调阳气之论点，如《医理真传》中：「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医法圆通》云：「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但如果更细看其著作，就会知道这并非郑氏学说之全部。

稍为概括地看一下目录，就知当郑氏提出阳气、阳虚之概念时，每每立即加上相对之阴精、阴虚的论述，如言干卦后必言坤卦，「辨认一切阳虚证法」之后便写「辨认一切阴虚证法」，「阳虚症门问答」之后就是「阴虚症门问答」。在阴虚证治方面，郑氏亦强调如何运用如白虎汤、承气汤、葛根芩连汤、黄连阿胶汤等寒凉方剂。可见，「火神」二字绝不能真正涵盖郑氏学说之全部。 
更重要的，是「火神」这追加的称号，把郑氏学说更重要更精华的部份，大大地幼稚化和简单化了。在郑氏《医理真传》原序云：「医学一途，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郑法圆通》序中：「偶悟得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郑氏对于阴阳的核心思想是「(水火)虽是两物，却是一团，有分之不可分，合之不胜合者也。」、「水、火互为其根，合而为一，不可分为二也。」郑氏认为，人身水火阴阳二者本为一，可分，亦不可分。比之简单地把人身阴阳一分为二，郑氏更重视如何看透二者合而为一之关系。这个「二即是一，三即是一，全即是一」的概念，绝非单单「火神」二字或强调使用温热药可以相提并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郑氏书中不只一次提到「六经气化」的重要性。如果深入了解六经气化的内容，也就很容易明白六经气化之中，本就已包含了五行，包含了水火。如其中在《医理真传?阴虚症门问答》中说到：「不知(仲景)立法之祖，定六经早已判乾坤之界限，明六气业已括万病之攸归。六气即是六经之体……须知仲景伤寒之六经，并非专为伤寒说法。」可见，郑氏相当重视《伤寒论》那高度概括及全面综合的理念，强调需要明了五行六气之全，绝不可能只是单单着重「以热治寒」这种片面的观点。在《医法圆通》中，郑氏一句「阴虚一切病症忌温补也……若扶其阳，则则阳愈旺而阴愈消，每每酿出亢龙有悔之候，不可不知。」已经完全告诉了我们，温热药如附姜桂者，绝非如今日火神派的理念般，可以万试万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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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火神派错解阴阳

《素问》中不只一次提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可见阴阳的概念是相当广阔与多样性的，更是抽象且形而上的。然而，火神派与所谓寒凉滋阴派所争论的过程中，却往往忽略了阴阳的广阔含义形而上含义，只是在狭窄地讨论寒药热药之用，把「阴与阳」的概念错误地缩窄至只谈「寒与热」。这种状况，正如笔者另文《对伤寒论的误解》中所言，把「三阴三阳」的定位困在「手足六经」这个形而下的框框之中一样，当下火神派那所谓对「阴阳」的理解，其实亦只限于「寒热」而已。

譬如说，刘力红的《思考中医》中，以十二消息卦表示阳气的宣发、运行及储藏是相当重要的，对于阴爻为多的卦解，每每都言这就是「阳气」的储藏状态，指出「精不是阴」、「“精”实际上指的是阳气的蓄积状态」。然而，刘博士却在几页之前(《思考中医》第80页)，才刚指出了「阳的收藏状态为阴」这一观点。那又为何要独言「阳」的重要，而完全不言「阴」的重要？在火神派的眼中，所谓的「阴」只是狭义地指「阴津」、「阴液」，却完全忽视了「阳的储积即为阴」这个理念。「阳气的收藏过程」，其实正正就是一种「阴的体现」(这种阴虽不一定与「滋阴法」中的「阴」相同，但亦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生长(木火)属阳，收藏(金水)属阴，这是一个千载不易，却又很显白的道理。也就因此，阴阳是平等且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的。 
正如郑钦安所重视的「肾中之阳」「坎中之火」，其实正正就属于「阴」，肾属水，居人身之下焦，主藏，这些特点其实正正就是「阴」。为甚么火神学派要独举一个「阳」字而把「阴」字贬得如斯卑微？随后更偷换概念、移花接木地把「温」当成是「阳」的全部，把「温热药」的应用无限地扩张？在《思考中医》中，明明提过阴阳的统一关系较对立关系为重要，但之后却又明显地把「阴阳」对立了起来。「精能化气，气能生精」，这是中医阴阳理论的一个核心，亦是笔者前文中解释郑钦安学说当中的一个重点。可是，这一个「阴阳互化」的理念，却无法在火神派的阴阳观中所能够体现出来。

我们也可以看看《灵枢?本神第八》是怎样说的：「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如果用上火神派的唯阳理论观点，实在是无法好好解释，甚至是互相所背道而驰的。如果火神派认为阳气之「收藏」对于生命而言是重要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是在指出「阴」对于生命来说是重要的。正如人体中，「肃降」、「滋养」、「消谷」、「化血」、「排泄」这些种种「阴」的存在，较之「宣发」、「运行」、「化气」、「输布」、「上升」等等「阳」之存在，是具有同样重要及平等的价值。再来看看《素问?阴阳离合论》言：「阳予之正，阴为之主。」，难道我们又可以单凭这句说「阴就是主要的吗？」不，我们应该明白当中所言，是阴阳的统一和合，相辅相成的结果。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如果用上狭义片面的阴阳定义，我们会理解成：「阳是负责守护阴的，而阴则是负责使唤阳的」。这就显出火神派那「阳主阴从」的概念，至少并不是如他们所言般，来源于经典，符合于经旨的。但是，我们其实更应明白，内经中的阴阳，其实往往不是单指一种「物」或一种「实体」，而是在阐示出阴阳二者于状态及概念上的不同，以及统一合作、相辅相成的重要性。在《内经》中经常出现的阴阳对偶排列句式，其实正正是为了说明了万事万物中，阴阳之同等价值与意义，缺一不可。 
而在《生气通天论》中一些论述「阳气」的内容，火神派经常借此作为「常用温热药的免死金牌」。可是，此篇经文正如其题目所言，主要是言「天」的，而人体与天交通的正气，也就被称为「阳气」，并不是如我们平日简单所想般，以为「热的气就是阳气」。而且，在此篇经文中，「阳」与「阳气」是有所分别的。「阳」所指的是哲学性的抽象思维，而「阳气」的，正如前所言，则只是用以借代「人身」通「天」之正气的重要，当中是完全没有要贬低阴的价值这意思。所以当在《生气通天论》的最后一段时，正正是平等地对待了「阴」与「阳」，指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而不会有「阳气比阴精重要」诸如此类的描述。如果此篇文章旨在要突出「阳」的重要，是不会在开首即言「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以及在结尾再次点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其实，就正正说明了万事万物中，阴阳之同等价值与意义，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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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火神派的阴阳观也经常牵涉到《易经》，尤其是孔子《系辞传》中的「天尊地卑」，更被经常引用为「阳主阴从」的依据。然而，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易经系传别讲》，是如何理解「天尊地卑」这一个概念：「就中国文字来看，如果认为天高高在上是很尊贵的，地在下，便很卑贱，这种看法又是胡说，该打三百大板…天在上面…无量无边的虚空…永远很高远，很尊贵的…地很卑近，卑者近也…人离不开土地，这个地球、土地对我们很卑近。」可以看到，南先生绝不认为天较之于地对人们来说更为重要。《系辞》的这一章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到的：「干知大始，坤作成物。」从这里我们就应知道，就算有阳为我们作开「始」，也得必须有阴才可「成」事，缺一不可。

《周易?系辞传》亦言：「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阴阳，本就是具有广阔哲学含义的形而上概念，能涵盖的是广阔而无限的事物，并用以探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而火神派却经常选择性地引经据典，藉以指出其独有的阴阳理论以及「阳主阴从」的观点，希望把「常用温热药」这行为合理化。他们把原来无限广阔及灵活的阴阳概念，狭窄地只当成是「阳气」以及「阴津」这形而下的物体，大大失去了「阴阳学说」那形而上的广阔哲学含义。同时，对于药物的运用，火神派也单纯地以为「寒」与「温」就是阴阳的全部，完全无视了药物「表里」、「补泻」以及「升降」等等多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大大限制了使用药物时的多元考虑因素，使药物的使用变得线性以及片面。我们要知道，「阴与阳」是相对的，是灵活的，是包含万象万物的，就如郑钦安的所言，为医者最重要是「识阴阳」，而不是独识纯阳。郑氏在《医理真传?阴虚症门问答》中，用上了干姜甘草汤和当归补血汤，正正就是其对阴阳理论认识的体现。可惜的是，卢崇汉却让把这说成是阳虚门的治方，又正好看出其对阴阳概念的狭隘之处。这种阴阳理论的狭窄化，对中医学的发展及应用来说，委实并非一件好事。

3.3 火神派附子用量探讨 
对于《伤寒论》中药量的度量衡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根据不同的考证结果，对于《伤寒论》中附子的用量也是说法不一。但当中最大的考证结果，是柯雪帆教授根据 1981年考古发现所作出的「一両等于今日的15.625克」。而根据何绍奇于《关于仲景方用药剂量的问题》一文中，估计附子一枚及石膏如鸡子大的用量，分别是20克及50克左右，而杏仁七十枚则为27.5克。至于百合病诸方，就用了百合七枚；而炙甘草汤，则用大枣三十枚；桃核承气汤、大黄牡丹汤桃仁俱用至五十枚这个数量；抵当汤则用水蛭三十个。从这些数字当中可以看出，仲景原方的药量，显然与今日中医教科书中的「一两等于现今一钱，即3克」这说法，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何氏总结说：「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仲景药量比今天重。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就以上的例证看来，对于附子的用量，我们确实有需要重新思考教科书及药典上的指示，认真的去了解及分析其是否合理，才不致令中医陷入「不能治急重症」和「只是调理身体，治疗小病的医术」的窘境中。而且，当考虑到卢崇汉、李可、吴佩衡等使用这么大量附子，却无副作用的验案，我们更不能忽视重用附子所能带来的巨大潜在疗效。 
然而，重视使用大量附子不等于火神派卢崇汉所谓「最少的用量是60克」或「九成药方都要用上附子」。譬如说，仲景所有有附子的方中，最常用的是一枚，就算根据最大的考证结果，亦只是15.625克，而且仲景书服药法大都取「分温三服」的习惯。而仲景281方之中，笔者粗略点算，只有34方是用上了附子，占所有经方的12%。当然，每方的使用频率或有多寡之分别，但正因如此，我们更不应划一地把附子的用量定为60克以上，无视了应根据不同情况，作灵活加减取舍的原则。更何况，附子因产地、收采时期、炮制、配伍的不同，其药效及毒性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对这些因素全不理会，便会出现药材的浪费甚至是巨大的潜在危险。从网上一些中医论坛可见，近日火神派的支持者，甚至把「用附子量的大小」，变成了衡量一位医家功力及火神派地位的硬性指标。可见，火神派的兴起，对于今日喜欢盲目崇拜，以及不爱思考的中医后学们，有着一定深远的负面影响。

浅谈对火神派的认识 〔7〕

3.4 火神派对阴火之治 
火神派很强调「虚阳外越」、「真龙约言」，认为虚火上浮的原因只在于「因命门火衰使阴气上泛，水升龙腾」，形成浮阳的状况。然而，命门火衰固然是阴盛格阳的一种可能，却并不是虚阳浮越的唯一因素。如丹溪《格致余论》所谓的「相火妄动」，就是因为人的情志、色欲、厚味等而引起的阳浮现象，使用滋阴药正是其治疗的方法。这在理论的确立与临床运用上，历史以来都有着相当充足的支持。又正如郑钦安，以及刘力红也很强调的「封髓丹」，正正就是用于「肾火不藏、阳气上浮」的主方。方中以「黄柏」作为降逆相火的主药，却并无任何的姜桂附以辅命门之火。可见，火神派把所有虚阳外越的状况都当成是命门龙火的虚越，是并不妥当的。更甚者，若无差别地排斥滋阴学派的用药方法，更会使中医的多元性及广泛性受到严重的破坏。

3.5 火神派标本不明

最简单地综合火神派的理论，即：「人的正气，就是阳气。」从正邪而言，「邪属标，正属本」，因此，火神派认为，使用温阳的药，才算是治「本」之法，其它如清热寒凉滋阴之法，不过治「标」而已。譬如卢崇汉在《扶阳讲记》中写到：「我们听，我们思维，我们拿笔写字，我坐在这里讲话，都是在耗阳气。」他把人身中所有的机能动力、免疫功能、复完功能等等，都定义之为「阳气」，也就把「阳气」当成是「本」。然而，就算确实如卢氏所言，「阳气」真的就是「本」，但在《素问?标本病传论》中，就有「间者并行，甚者独行」之说，显示出对「急则治其标」的重视，也就告诉我们，有时候自当考虑如何治「标」。因此，处理标「热」，也是治病的一大重点。否则，标热不去，正阳也就难复，这正是治病复杂玄妙之处。 
而更重要的是，「人体的正气就等于阳气，可以用温热药加强」这论点，委实值得商榷。如果说服用温热药就能使正气充足，也就是说温热药是不会产生副作用的(正气不嫌多)。然而，从历史及临床实证来看，就以温热性传染病为例，我们真的可以用温热药来顾护人身之「本」乎？难道热邪就不可以是病的「本」？单单提倡应用温热药这种只阳不阴的做法，也就是等同忽略了标本缓急及过犹不及这些原则的考虑。如果说只有用温热药才是在治本的话，就即是完全否定了温病学派的价值及他们大量治病的验案，这是不符合实情的。更何况，发明「急下存阴」法的，也不是谁人，正正就是仲景。(有关阴阳与标本的关系，也可参照本文的 3.2 部份)

3.6 火神派随意演绎、以偏概全

正如前文提到，对于《内经》及《易经》等著作，火神派往往只抽取当中的一部份，甚至扭曲原意，作为支持自己使用温热药的论据，现今再举例以证之。譬如卢崇汉在《扶阳讲记》言：「大家都知道清华的校训有两个，一个是自强不息，一个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实际上就是干的精神……」，其后对重阳之说大加发挥。然而，对于「厚德载物」其实就正正是坤卦的象传，卢氏却竟是懵然不知。

又如《内经》，火神派往往只节录当中的一部份，来说明「阳的重要」，但如刘完素这位火热论代表，又何尝不是用上《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来确立人们所谓「寒凉学派」之说？难道我们可以认为病机十九条是不值得重视吗？另外，卢氏也在书中更引李中梓《内经知要》说：「天之运行，惟日为本……在于人者，亦惟此阳气为要……」以及刘力红在《思考中医》中，也把万物一年的四季变化，当成是「由太阳的视运动决定的」。这都是为了要突出「阳的重要」。可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达及成熟，其实正是靠观测星体所得来的成果。而观测星体，正正就是在晚上这「阴」的时间中进行。也就因此，中医的传统天文历法，一直强调「阴阳合历」，以确保同时对日相及月相位置的正确描述，而不独取太阳视运动为制订原则。火神派的医家及学者们，彷佛就是对此毫不知情，或是视而不见似的。 
更可怕的是，卢氏在《扶阳讲记》中，曾借陆九芝《世补斋医书》的大司天理论，以指出仲景所处之世代为太阳寒水当令之时。其实，陆氏之所以要创出大司天理论，正正是为了要点明「仲景所处之世代，并非寒水当令之时」，以及仲景用药之「不偏」。卢氏这种子虚乌有，刻意捏造的造法，是极为不妥当的。就以上种种，我们看到火神派这些以偏概全，治学不严谨的作法，在认真严谨地研究中医学问这原则下，其实已响起了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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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火神派骑劫仲景之名

笔者最无法接受的，是火神派口口声声说重视仲景学说，却不过是为了借仲景之名来宣传其用温热之药。在卢崇汉的《扶阳讲记》说：「仲景学说的特征，是甚么？……这个特征归根结柢，可以归结到扶阳这样一个理路上来……为甚么张仲景以寒立题？要以寒来立论？就是因为考虑到了生命的根本是阳……今天、将来，依然是伤寒十居其七……」明显可以看到，卢氏把《伤寒论》的「伤寒」二字，当成是「寒邪」引起的疾病而已，藉此把「多用温热药」合理化。然而，我们需要看看，到底《伤寒论》是否真的只言「寒」？ 
我们《伤寒论》的五版教材提到：「《伤寒论》主要是讨论广义伤寒的，以六淫为病因，并结合内外致病因素来讨论病机、病证、治则。」《伤寒论》的「伤寒」二字，应作《难经》中「伤寒有五」的「广义伤寒」解，而非单指由「寒邪」所引起的外感病。而卢氏所推崇的陆九芝，他的《世补斋医书》，亦指出《伤寒论》并非只言「寒」的。

笔者之前提到阴阳「数之可千、推之可万」的广阔涵义，而《伤寒论》的三阴三阳，其实亦然。一直以来，对《伤寒论》三阴三阳真义的误解，正正导致了寒温冲突，阴阳不统的恶果。如果能多点掌握三阴三阳的更深入意味，就会知道单单是一个「六经气化」，仲景所指的三阴三阳已经包括两个火了，绝非如卢氏所说「以寒立论」。可惜的是，火神派却一直无视这一重点，只在大声宣扬如何用「温」这片面至极的论调。再者，如前所述，仲景281方中，只有34方用上附子，而桂枝则有47方，干姜的有17方。这已非如火神派卢崇汉所用般，九成以上的方都有桂附姜。还有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我们找不到所谓「独附汤」。如果仲景真的是重阳轻阴，阳气为上，又或是认为附子单味完全能补充「正气」的话，我们理应能找到有关证据。如此看来，则火神派似乎又再违背了「尊经重圣，立学于仲景」的理念。

叶吴学派之所以成为近百年中医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由于「误解仲景之《伤寒论》只为『寒』而设」。可惜的是，火神派美其名是为了复兴仲景学说、崇尚使用经方，但其只着重「温热药的使用」这风格，却偏偏把《伤寒论》的应用再一次缩窄在「阴寒证」之中，正好是投温病学派之所好，中正其下怀之举，可算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言：「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以及「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到底又是为了甚么？「华其外，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外属阳，内属阴，重阳轻阴，难道又是仲景早就有所预见？

3.8 疾病概率意义不大 
《扶阳讲记》中提到：「举目望去，现在有几个是阳实的啊？！真正阳实的没有几个。」或许正如书中所言，先天不足、过食生冷、误用苦寒、滥用抗生素、工作房劳及心性等各种因素，的确令今人需要温阳的比例有所上升。又或者说，或许阳气确实是生命主宰，相对地更值得我们重视。

然而，我们必须停下来，想一想，到底「谁主谁客」「谁贵谁贱」这些问题，在我们的中医学习上，到底有着甚么的意义？也许阴(寒)证和阳(热)证之比例是 **、七三，甚至是八二之比，但明白了这个就可以令我们治病治得更好吗？难道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二三四成的阴虚、火旺、阳热病人弃之于不顾？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辨证，那一切阳证或阴证的「普遍性」或「概率」，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可是，火神派的理论当中，就只是一味的在推广应用温热药，却没有真正的教育大家，到底甚么情况下当用，甚么情况下不当用。就算是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在论述「辨认一切阴虚阳虚证法」时，也不过是把所有典型的阴虚阳虚症状，分别罗列一次，而不是系统及针对性地指出，当症状不是如斯明显时，又当如何应用温热药。(但至少可以看到，如果温热药真的多用无妨，那郑钦安也就不必多费唇舌去探讨如何辨阴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