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主义的风行下，“中和”观的理论来源及其特征的探析
中国人历来奉行“中庸主义”，但这里的“庸”并非平庸，也不是意味着不思进取，而是指适中、无过无不及。
中庸的简单介绍与对中国人价值观的影响
中庸之道简单来说就是不偏不倚，即不突出也不差劲。
如我们常说某人中庸也就是指他为人圆滑谁都不讨好，谁都不得罪。
按理说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会被唾弃，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样的人才能活得更加滋润。
若非中庸,人们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激进或保守的倾向，即常说的左倾或右倾。
思想左倾之人具有冒险精神，他的优势来源于打破常规甘于承担风险，而劣势也是如此。
思想右倾之人保守，保守也意味着稳定、不愿突破常规，而劣势也是来源于守旧、教条主义。
相比于左倾或右倾，中庸不左不右的思想给我们指明了道路。
奉行中庸之人，看起来无过无不及，做什么都合适、圆滑，既不过于理性，也不过于感性，但这才是最纯粹、最自然的状态。
同时中庸也是一门成功学，纵观中国历史，成大功者莫不遵循此图。
中庸的核心观点“中和”
“中庸”的核心即“恒用中和”，何为“中”？何为“和”?
“中”作为名词来解释就是指不偏不倚，不左不右。
但是在儒家经典《中庸》一书中，“中”上升到了如“道”一般的哲学境界，只可意会而很难用文字确切的表达出来。
但是先哲们所留下的一些解释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一二。
朱熹注《中庸》时说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简单来说就是人性本善，恰好因为其至善，无所偏倚，故谓之中。
朱熹
再来看“和”，《中庸》言：“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刚才说到，喜怒哀乐未发则为“性”，已发则是“情”，由至善之性而发的至善之情称为“和”。和者，无乖戾之气，无易怒之情。
所以“中和”就是指以中华传统“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为基础，用阴阳对立统一的基本方法，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系统各要素的相对变化中运用各种手段调节，使之达到和谐的境界。
“中和”思维的理论来源之一，“中和观”的演变和发展
万事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国人对“和”的追求已经成为了衡量个人品行、心性的重要尺度。
“和”是目的，而“中”是产生“和”的方法。
“中和”思维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其“中和”一词虽首次出现于《中庸》一书当中，但是早在尧舜时代“中和”思维就已初露雏形。
尧禅让于舜之时，就曾教导舜“允执其中”，夏、商、周三代皆以“中”的思想为价值尺度。
尽管当时的思维水平并没有把“中”上升到一种哲学高度，但是人们对它的推崇已经显示了普通大众的“尚中”、“执中”的思维逻辑倾向。
“尚中“思维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始于《易经》，《易经》这本书不仅总结了事物兴衰之理，事物变化规律，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具有丰富哲理的”中和“思想，因此其书也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
翻阅《易经》你会发现书中经常出现带“中”的词汇，如“中行”、“中德”、“中节”等，这些均是教人正直，为人处世恪守正道之语。
这些丰富的“尚中”思想，经过孔子的继承与发展后成为了后世儒家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同时“中和”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存在状态，其表示事物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适中、适度、和谐的氛围。
“中和”也分为系统的“中和”与个体的“中和”。
系统的“中和”是指处于社会当中的个体，他们自己所有的目标、行为、思想要在总体上符合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也就是说系统的“中和“，需要个体的努力来实现。
同时人类社会的“中和”与“宇宙万物”的中和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
其思维方式无非就是通过主观感受去选择最好的方法处理自己与客体关系。
尤其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并使这些关系总体趋向于和谐、有序的状态。
儒家所推崇之“仁”也是“中和”思维的来源。
个体“中和”与系统“中和”该如何统一？
这在中国儒家传统哲学中有着切实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致中和”。
这一套经世致用的哲学方法提倡“反身修己”，意思是指个人在内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自我反思与修养，在外行为处事的好坏不应随着某人的主观意志决定，而是要看其是否符合儒家哲学所提出的那一套中正仁义道德规范的标准。
同时“存心养性”对于个人完善自我人格，坚守自己个体在社会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尤其重要，通过这种方法人们才能实现个体内心的“中和”。
但是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并非是这一种独善其身的“中和”，而是兼济天下的“中和”。
这就要求个人在自身修己之时，要立足于自身的仁义之心。
由个体的情感出发，将“仁”由近及远，由亲到疏地普遍推行。
这样儒家所倡导的“仁”才有了普遍的现实意义，才能真正实现“致中和”中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最高境界。
同时个体的“中和”与系统的“中和”并不是独立的两个方向，而是如硬币一样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众多个体的“中和”形成“类”,而系统的“中和”就立足于“类”的整体性，所以说个体“中和”与系统“中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
但是个体的差异无可避免，这就导致了人与整体、人与人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矛盾。
解决矛盾实现“中和”就需要人与整体、人与人直接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
在《易经》中就提出了两个沟通的途径：感通或变通。
所谓感通就是相互沟通、联系的各方在相互感应的过程中逐渐消除认知障碍而直接相通。
在“感”和“应”逐渐到“通”的过程之中，思维角度至少转换了两次，一是以己度人，二是反身而诚。
第一个很好理解就是咱们常说的“设身处地”了解问题，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第二个则是将思考视角重新拉回己身，问一下如果自己面对此情此景又该如何抉择。
当己身经过两次的角色转化之后就能与他人建立足够的互感互通，而角色转换的目的也正是寻找“类”的共性，正是这种共性成为了彼此相互沟通的链接点。
“中和”思维所具有的独特特征
“中和”思维作为儒家独特的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其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有着“生生而富有”、“君子而时中”的独特特征。
“生生而富有”的具体性促进社会交流
所谓“生生”，其实就是指时间尺度上的永恒发展，“富有”则是指空间尺度上的全面兼容。
《易经》言圣人之德时说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里是指时间与空间相互融合的时空并行论。
不过这种思维在慢慢发展的过程中渐渐偏重全面性而忽视历史性。
自孔子之后，儒家学派对于全面性的偏重愈发明显。
人性论从性善论到性恶论及到性三品论的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其全面性上来说。
这三者都没有西方灵肉论的那种尖锐对立，反而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承认人性中总是兼具精神与肉体、道德与物质的两重性。
他们之间的微妙区别只是两重性的轻重主次不同，且绝对禁欲与绝对纵欲在儒家学说或者其他哲学经典当中找不到任何依据。
同时无论儒家的人性论对于人性的批判多么的孤高、精辟，但还是脱离不了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就“中和”的思维过程来说，它注重理性具体，而非感性具体。
其认识过程主要有三个环节：感性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理性具体，最后从理性具体到实践。
但是就儒家学派来说，他们主要重视最后一个环节即从理性具体到实践，而忽视了理性具体之前那两个环节。
这就给后人造成了一种“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刻板印象。
所以脱离当时社会环境的实际，人为的抹杀掉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区别包括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差异，这种建立在人类理想基础大厦上的“中和”思维，如同形而上学，注定只能被人束之高阁。
这一点在春秋时期诸侯王们评价孔孟之道时就已经意识到:“美则美矣，吾不能行。”
最后孟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理论的缺陷。
虽说如此种种，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中和”思维的意义，在历史潮流的影响下，各国从独立封闭，走向了开放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互斥性减弱，趋同性加强，社会对抗性日益瓦解，“中和”思维在其中也有着一定的促进因素。
“君子而时中”富含的辩证思维
“中和”的思维方式富含辩证思维，其辩证性多在“执中”的灵活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上体现。
《论语·子罕》有言：“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指出了儒家哲学的一条根本性的认知原则，即人是“无知”向“大知”不断进步的过程。
在其中他也给出了达“大知”的方法，即“叩两竭中”。
所谓“叩两竭中”就是在分析事物变化的过程中，考察其相反相成的两方面。去除两端的片面性，这有点类似比赛时我们常说的去掉一个最高分，最低分。
在规避了两个极端所带来的影响之后，就能从矛盾之中发现和综合出统一的根据以及序度。
简单来说矛盾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从整体的视角来看，那么事物的本质也就能够轻松把握。
“执中”的灵活性还在“时中”上有所体现。
《中庸》一书就提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要想“执中”那么首先要依附于时，随“时”而“中”，随“事”用“中”。
即要求思维主体在具体的实践中对具体事件的时空、对象、条件等进行分析和评价。
并时刻注意合理运用“执中”的行为，主体的行动应依“时”而变，通过不断的变化以使之后的行为能保持最佳的合理性。
同时中和思维的辩证性还体现在“和而不同”之中，这种思想最初由孔子提出。
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的“同”是指相同事物的相加，而“和”则是对立的事物相互配合。
依据物极必反的理论，“和”是事物发展壮大的原因，“同”则是事物发展到顶峰的必要因素。
当某事物发展到顶峰之时，也就意味着它即将走向衰败。
用身体来举例，古人认为身体是由“阴阳”组合而成的一个统一整体，体内阴阳和谐才会身体健康，这就是“和”。
如阴胜阳衰或阳胜阴衰，体内趋向于单一的阴或阳的“同”都会让身体阴阳失调，出现毛病。
所以我们总是追求“和”而非“同”。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是倡导人与人之间应该和平共处，平等相待，积极汲取其他人的不同意见，善于与其他人和谐相处和合作。
于是在此思想环境的浸染下，孔子所提出的“和而不同”的思想，逐渐上升成为了中华民族处理矛盾对立与统一关系的极大智慧。
“中和”思维的评价及其作用
“中和”思维作为中国古典的哲学智慧，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氛围中生长壮大并逐渐影响了中国人在各方面的思维方式。
如在古代文学艺术之中，知识分子更是以“中和”为至美境界。
文学方面的“中和”则要以质与文、善与美、情与理的和谐统一为基准。
绘画留白
绘画中则是要墨浓淡相宜，枯湿兼具，留白适中。音乐则讲究八音克谐、音声相和、气韵生动等。
就如前方所提的身体“阴阳和谐”也是中医融汇了儒家“中和”后提出的一种行医治病的基本思想。
“中和”思想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其教导人们做事不要走极端，要着力于维护集体的根本利益，要存大同，求小异，从矛盾的对立中寻求统一。
融汇这种思想对人们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以及维护统一的多民族政权都有着十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