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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麻城一中又将整体搬迁了。她上一次搬迁，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地点是从南正街边（即今摩尔城附近）到牛坡山。我是1983年进入麻城一中就读的。这样说来，我的青春，与地理概念上的牛坡山竟是擦肩而过。我是1983年初中毕业考取麻城一中的，按理说，一个农村孩子进入麻城一中，该是莫大的荣幸；但对我当时而言，这只是万不得已的选择。那年中考，我自认为最得意的语文学科考试出现了重大失误，只考了88分；不过总分也有485分。在得知师范中专分数线为475分后，我十分高兴。作为当时家境相当困难的我，满以为我的“牛坡山（麻城师范）之梦”就要变成现实了。然而好事多磨。在师范组织的面试体检关面前，我“败下阵来”。先是面试，然后是检查基本健康状况，如身高、体重、视力、听力、嗅觉等。在检查嗅觉时，需要辨别白醋和水。当时面试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眼前的选项，只是笼统地让我们回答。我们山里孩子见识少，哪里见过白醋啊？再加上我的确嗅觉迟钝了一些，于是慌了神，就胡乱猜测。从面试老师的表情看，我可能猜错了，于是很沮丧。后来又有胸透和心电图等项目，我好像是胸透被告知有些阴影。但我也没在意，更没治疗过。其实经过几十年检验，我的肺部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可是为什么检查出了阴影呢？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的大姐就是在我读初三那年过世的，听说是因为“肺心病”不治而亡；我可能也受了轻微感染，但并不严重。不过，体检被淘汰的事，是永无法补救了。当时师范的录取分数线高于一中分数线，所以我估计还是能顺利拿到麻城一中通知书的；可是我的心情极度沮丧。我的家里太穷了 ，如果读师范，算是“衣食无忧”，将来工作也有保障，家里肯定高兴；如果读一中，还要投入三年学费和生活费，而且也不一定能考取中专和大学。我觉得我将要失去读书的机会了。在离开初中之前，我特意私下找到班主任刘老师，恳求他在送录取通知书时务必多坐一会儿，帮我劝说一下我父亲，不要让我辍学。那个炎热的暑假里，我终于等来了刘老师；他也极力劝说我父亲，成全我读高中的愿望。然而，我父亲考虑再三，觉得无法保障我读完高中，于是拒绝了刘老师的建议。那天，刘老师饭都没吃一口，就气愤地离开了。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一连几天，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终日一言不发，以泪洗面。我太想读书了。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像父辈一样，过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知道自己体质差，我想用知识改变命运；可是小小的弱小我怎么斗得过命运呢？母亲看到我一连几天不吃饭也不说话，终究软了心肠，答应帮我劝说父亲。好在父亲也不是不通情理之人，最终松了口。他东挪西借，在9月1号前总算凑足了26元学费，把我送进了一中的大门。说起一中的生活，我至今都不敢相信，那艰苦的三年时光，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时农村太困难了。每学期二三十元的学费，都要让父亲发愁好一阵子。就算向亲戚借，也得找上好几家。至于学费以外的生活费与交通费，就更没保障了。从家里到县城，每天也就两三趟车，每次只需要六角钱的车费。可是我连生活费都没有，又哪来的钱作车费呀！没办法，有时放假就走回来，带一竹筒咸菜，然后看看有没有便车可以去麻城。我记得有一次带了五元钱生活费，舍不得乘车，就又往学校走。到了望城岗附近，一向靠右行驶的我被一辆自行车带倒了，我带的菜也洒出来了，却被无理取闹的肇事者揪住不放，要我赔他修自行车的钱。我据理力争，奈何身材瘦小，被他抢去我带的棉袄威胁。当时也有过路人，但没有一个人仗义执言。万般无奈，我掏出了用来做生活费的五元钱，给了那个狠心的肇事者。那件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至于每次放假回家，我反正身无分文，也就无所谓害怕了，而且回家还有一个袁幼文同学可以有一半路程相伴——到了矮桥，他从十九公里处走向那边；我往栗林口方向走，然后从王家咀沿周家河回家。记得有一次，因为下午出发，一路走一路歇息，等我到家，家里人都休息了。路上行走不容易，在学校生活也很困难。虽说好像也有周末放假，但我可不敢经常徒步回家。有时两周回一次家，有时一个月回一次家。那时已经不像读初中那样缺粮食了，食堂的菜也很便宜，一角到两角钱就可以买一份菜，但我学费尚且要发愁，又哪来多少钱买菜啊？竹筒里装的咸菜，一到天气暖和，不过一周就会发霉，所以咸菜只能管上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如果还有一点钱，我就到商店里买一点萝卜丝或咸菜，也不用炒，就直接当菜吃；更多时候没钱，就直接吃一碗白米饭。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因为营养不良，头晕，班主任董老师买了一些糖果让我吃了，我才渐渐恢复气色。那时住宿条件也极差。我记得我们男生宿舍是两层楼房，第一层地面比操场还要低，一到雨天比较潮湿。夏天蚊子特别多，我当时没带蚊帐，经常被蚊子咬得睡不着觉，要起来凉一会儿，实在疲倦了才沉沉睡去。当然，读高中是我自己选择和坚持的，而且那个时候，大多数孩子来自于农村，并无攀比的观念，所以我们对于物质上的匮乏倒也不甚在意。而某些学科学习上的困难，却真正让人烦恼不已。在高一阶段，我就给自己写了个现在看来有些滑稽的座右铭——“昂首而来，就应昂首而去。”意思很明显，我们是凭着不错的成绩，堂堂正正考进一中的；那么到高三时，我就应该靠取大学，才有脸面回去见家乡父老。高一时，我发觉学习物理与英语有一些困难。英语主要是初中底子薄，于是，我加强了阅读训练，哪怕假期也经常坚持学习，所以成绩渐渐跟上去了；物理则主要是没听明白老师讲的内容，这个是到高二换了物理老师以后，也渐渐解决了问题。但没有想到，在高二秋季结束的那个寒假，在跟父亲上山拉树木烧炭时，我不小心滑倒而扭伤了踝骨，结果高二下学期，掉了三个多月的课。这样，本来认为不太难的数学和化学，也跟不上节奏了。所以高二下学期最后一个月，我虽然回到了学校，但每天都为担心考不上大学而胡思乱想，成绩下滑十分厉害。到了高三，数学和化学学习仍然不见起色，我更着急了，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幸而有老师经常鼓励我，也有同学经常关心帮助我。这里要特别感谢高三班主任范道磊老师，范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他面庞瘦削，身体似乎也不是很好，却对工作极端负责，为人十分热情。更难得的是，他对我们这些“山里娃”格外关照。对于沉默寡言的我，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所以，到高三下学期，我的总成绩已经有所回升。1986年高考，我考了520分，刚刚达到第三批分数线；虽然体检时又“虚惊一场”，导致我填报志愿时不知所措，但最后总算被黄冈师专录取了。1989年，我从黄冈师专毕业，分配到了铺头坳中学工作，算是与当年读师范的初中同学“殊途同归”。但因为性格过于内向，思想“不合时宜”，我的从教之路也是一路坎坷。
1992年，我调到小学任教，并且“弃理从文”，改成语文教师。在昔日老师、当时同事的帮助下，我较快时间就适应了新的岗位。1997年，我有幸参加“麻城市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到麻城师范“回炉”，算是有短短半个月“牛坡山之旅”。从那时起，我对当初体检被拒之于师范门外不再耿耿于怀了。
半个月培训其实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主要是学一些理论课，也到实验二小听了几节课，再就是初步学习了一些计算机知识。半个月，接触的老师和“新同学”不少，但至今只记得教计算机的邱长春老师。因为他的姓名有些特别，我们私下里叫他“邱道长”（《射雕英雄传》里的丘处机道长，道号长春子）。邱老师除了会计算机之外，也特别喜欢照相，而且特别喜欢用手捋一捋脑袋上的头发，以维护自己的“形象”。据说后来，他调到武汉某高校去任教了。
我与牛坡山的交集，更多的竟然是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回顾过往种种，我很惭愧自己一无所成，大半生来虽无大波折，亦无可称道处，甚而“每况愈下”：从当年小学阶段的“学习标兵”，到重点初中的优秀学生，再重点高中的普通学生，再到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教师，甚至在参加工作三十多年间，一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逢人一直谨小慎微，胆小怕事，有时卑微到连自己都瞧不起。过去了的岁月，我可不敢说“无怨无悔”，只能说自己底子薄，情商有缺陷，也没有抓住机遇，只能“认命了”；但对于两个孩子，我还是比较寄予期望的。两个孩子都在牛坡山上的麻城一中就读。我是因为“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一代，我不想让孩子们再吃我那样的苦，于是想方设法节衣缩食，甚至让我的爱人在麻城打工，在一中附近（有一年住在校内）租房子、陪读；而我每到周末，也骑着摩托车风里来雨里去，赶到牛坡山陪读。在二宝高中毕业以后，我和爱人为了照顾她的侄子读高三，又继续陪读了一年。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可以说我的“牛坡山之梦”在孩子们身上得以延续和升华。大宝一直比较让我省心，当年中考以634分考入麻城一中“自强班”，后来又在武汉大学读完本科与研究生；二宝中考以637分的高分获得龟山镇第一名，本来远远高出当年黄高线，但在我们劝说下也选择了在麻城一中就读，后来高考发挥失误，但也被南京理工大学录取。我爱人的侄子也考取了武汉理工大学。当然，下一代的路还很漫长；受能力与财力限制，我也没法再把他们托举得更高，也无法预测他们的未来，但只是希望他们趁着年轻放手一搏，不要给人生留下太多遗憾。2017年，我在麻城买了一套商品房，一是减少了一点孩子们的奔波之苦，二来也稍微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条件。从此，每个周末下班，我都可以看看举水河，看看曾经令我魂牵梦绕的牛坡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