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到处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中国画展览、形形色色的中国画拍卖和销售，各种报刊杂志、新闻媒体到处都刊登和介绍着形形色色的中国画家，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从现象角度上讲，这是一种文化繁荣，是一种社会的需要。问题是这种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危机，一种由原来单纯的学术标准转化为以功利、市场运作为标准的趋势。一件作品的好坏不是由真正有学识的专家来定论，而是由政治的需要、市场的需要、关系的需要来定论，原本单纯的艺术沾上了许多的人情世故。于是“杰作”泛滥， “大师”成灾，最终留给后人的是一堆垃圾。30年前，当中国的画家们还在羞于启齿谈钱的时候，他们多少还保持着对纯艺术的虔诚，中国画的作品尚有相当的品格。而今天，中国的画家们则完全抛开了往日对钱的矜持，以艺术的名义走向了市场，中国画作品的品格却每况愈下。如果说十年浩劫带给中国画家的是痛苦和贫穷，但至少还有艺术的深刻的话，那么现在，新世纪文明的滥觞，在带给中国画家富裕的同时，更多的却是对艺术的困惑和迷茫。更为糟糕的是，全国竟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画家队伍，每天生产着大量的“国画产品”。且不论这些“国画产品”的优劣，单就这件事物本身都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有时，我也会因为自己是他们的同行而对中国画艺术感到厌倦，对中国画艺术的未来失去信心，甚至原谅那些“西方中心论”者对我们的批判。我无意剥夺大众从事艺术的权利，更无意划分艺术阶级，我知道大众对艺术的重要，但我更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画的“繁荣”将是以牺牲艺术品质和艺术高度为代价的，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子孙在经济上十分富有并能傲视西方的时候，他们会因我们的过失被西方人嘲笑为“东方艺术沙漠”而感到耻辱。多年的教训告诫我们，任何一种行政指令和政策干预都会对艺术本身造成伤害，同样，在以资本与媒体左右艺术市场的今天，功利思想又加剧了这种伤害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去面对。我们无须去批评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或施行某些艺术政策时助长了这种趋势，无须去批评大众对于生产和需求这些“国画产品”的热情，无须去批评“西方中心论”者们的陈词滥调，我们只需要批评我们自己。因为，在道德修为、文化学养、艺术境界上都不具优势的我们这些中国画理论和创作的践行者们，确实到了该重新认识和提高我们自身素质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画发展的真正危机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我们自身。还是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山水画创作中以意境去追求境界的传统模式，在今天已经受到了挑战，中国山水画的“意境说”已被那些缺少文心的画家们曲解和平庸化了。他们所追求的意境，不过是些图文解字，略有意境的，也谈不上什么境界。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其所造成的危害是，山水画的创作从境界的高度跌落到技术的层面，人们所看到的不是“古意”而是“旧习”；不是“创新”而是“杂耍”。这种背境界而去的所谓意境，对中国山水画的伤害是致命的。眼前的事实是，大众一面在吸食着这些“类精神鸦片”，一面却还乐在其中，这便是目前中国山水画的真实现状。面对这种尴尬局面，许多业内人士呼吁以“笔墨”来改造中国山水画。这也许是条正道，可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无法改变山水画从本质上摆脱平庸，那些连境界都不懂的人们，怎么能够懂得“笔墨”这一涵义深邃的字眼，更何况“笔墨”在境界上还有高下之分呢？一方面是大众乐此不疲，一方面却是专家们叫苦不迭，一个中国山水画史上的混乱局面便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机遇与危机共存，在当今这个时代，缺失了高尚境界的山水画坛，必定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施展才华、创新进取的空间和可能性。近二十年，我们在看到了太多的“类精神鸦片”的同时，我们也偶尔能看到许多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画家们所创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好作品，许多并非通过对意境的追求（严格地说是传统中古典意义上的意境）而能达到一定境界的山水画好作品，尽管这些作品与古代大师们的作品在境界上相去较远，但这无疑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契机，一种觉识新时代山水画境界的契机。由此，我们已然开始明白，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本质和动因是对于境界的价值判断，山水画意境（传统中古典意义上的）的追求并非是唯一通往境界的途径。在山水画意境衰微的今天，探索各种通往境界的渠道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所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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