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关于“赤字货币化”(内部线上研讨发言,2020,6.11)

客观上讲,赤字货币化,在中国过去就有,在国际上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实践。但是近二十年有了MMT这样的理论流派以后,有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形式,而到了最近几年,又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实践中有较突出的对应性的表现,似乎理论和概念已经产生了指引作用,而且还没有看到带来很多人担心的通货膨胀威胁这样一种现实。在中国当下,对此有理由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
我个人认为,在定义上,赤字的货币化,并不是简单地就可与MMT的理论框架等同起来,MMT还显然有它明显的逻辑不顺、表述不清、研讨不到位等等问题,当然也有它的启发性,可以继续研究,但决不是MMT出现才引出的赤字货币化。在实际生活中间,这个赤字货币化,我赞成用一个广义的定义,像吴晓灵行长专门说到了,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买国债,就放出基础货币——可以认为这些国债在发挥其功能中间,带有弥补赤字的功能,当然就有与所谓赤字货币化这方面连通的关系。狭义的定义,有的学者强调,只有央行直接买财政部的国债,限定在这个范围里边,才能解释为赤字货币化。当然定义上也可以有此一说,而实际生活中间,不妨把广义的概念纳入视野,这样才好针对现实问题做更展开的讨论。
我的基本看法:赤字货币化过去就有,但是中国在实际生活中间已经有相关机制上的进步,最典型的,首先是传统体制下,财政银行其实是“穿连裆裤”的,但是穿连裆裤也不能一方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当年就注意到了,虽然是连裆裤,但是资金不能“一女二嫁”,这是传统中就形成的概念。再有,改革开放以后,资金吃紧,央行正式立法之前,财政向央行透支,后来发现透支效果不好,没有什么约束,应改为借款,而借款运行几年以后,发现也不行,没有预期归还的约束,它跟透支几乎就是一回事,所以最后是朱镕基同志下决心,体现在央行的立法方面,切断了这种直接的赤字货币化的途径,剩下的,就只有广义的赤字货币化其余途径了。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是不是有三个概念,再加一个层次,共有四点可谈:
第一,我们要理论结合实际说清楚,赤字货币化过去就有,未来也会有,但是它绝对不是不考虑货币数量,所谓“货币数量论过时”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因为货币数量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变量,加上它的流通速度,跟总体物价水平的关联,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所以理论联系实际,在这方面还是要承认,货币数量在种种经济变量制约之下,始终有其安全区问题。这是第一个概念,就是赤字货币化客观上有安全区问题的制约。
第二,有财政央行两大部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协调机制如何优化的问题。我现在的认识是,应该适应激励兼容的制度建设原则,充分运用广义赤字货币化现在已有的、大家认为可接受的规范渠道——不要带随意性地轻易跨越这样一些限制,说可以重新考虑,把央行法推翻(再来一轮修定),把这改成可以像原来那样财政直接透支和借款。制度机制的优化,实际生活中间还会有一个动态的过程,现在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需要把朱镕基同志原来划的那条线否定掉。
第三,与赤字货币化相关,资金的运用还确实有它的绩效问题,就是财政和其它主体履行功能中,这个钱怎么用合适?财政是代表政府花钱,这和央行调节货币供应量、有了这种宏观调控以后市场主体去花钱,在实际的绩效方面,有种种的区别。正面讲,财政花钱更多地要考虑国民经济综合绩效,更多考虑所谓正的外部性,但是确实容易出一些偏差;微观主体讲究成本效益分析眼界之下的直接效益,有由市场主导的值得肯定之处,但是确实不能够兼顾社会多目标的综合绩效,就是有所谓市场失灵的问题;央行和由其调控的商业性金融系统,也有各自一定的局限性。这个用钱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问题到了财政口上,怎么把它处理好,也有一个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配套改革的问题:一方面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一方面还要充分尊重市场决定性的和基础性的作用,是这样的一种制度机制组合。
三个概念,从“货币化的安全区”,到“货币化的机制”,到“货币化问题上资金运用怎么样追求综合绩效”——框架上、技术上、管理上的形式,就是所谓事前、事中、事后全面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既覆盖财政,也应覆盖到财政和央行作为国家调控机关他们的配合协调。
还有最后一点,我愿强调的是,中国当下情况严峻,以底线思维正视问题,我们确实可以在内部讨论一个预案,把最坏的情况都想象出来。最坏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不排除非常时期有非常之策,修改央行法。但现在来看,还远远到不了那个火候上。很多的学者在强调,现在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箱里备用的工具还比较可观,财政和货币配合这方面,还有很多空间没有充分运用,没必要一下就捅到打破原来已经形成的防火墙,重新考虑由央行直接买国债。
这是我粗线条的四点认识,前三点我觉得都是属于真问题、必须要深入讨论的命题,后面一个就是连带说到,因为现在决策上也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话说到有不同层次的预案,不同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按照预案,从比较小的可选择力度,一直到最极端的情况,以服务于极端化假想情况中的决策与操作。我个人认为,最极端的情况,在美国,在日本那边,他们的一些表现,亦绝对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国来。在美国那里,凭借全球美元霸权他再怎么弄,他还成不了津巴布韦,在中国可是有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促国民党垮台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些可展开的讨论还有很多,在预案的设计上,从比较低的力度向上设计,也可有那么几档,但一定要把利弊说清楚。
这是我不成熟的一些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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