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关于“赤字货币化”（内部线上研讨发言，2020,6.11）

客观上讲，赤字货币化，在中国过去就有，在国际上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实践。但是近二十年有了MMT这样的理论流派以后，有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形式，而到了最近几年，又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实践中有较突出的对应性的表现，似乎理论和概念已经产生了指引作用，而且还没有看到带来很多人担心的通货膨胀威胁这样一种现实。在中国当下，对此有理由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

我个人认为，在定义上，赤字的货币化，并不是简单地就可与MMT的理论框架等同起来，MMT还显然有它明显的逻辑不顺、表述不清、研讨不到位等等问题，当然也有它的启发性，可以继续研究，但决不是MMT出现才引出的赤字货币化。在实际生活中间，这个赤字货币化，我赞成用一个广义的定义，像吴晓灵行长专门说到了，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买国债，就放出基础货币——可以认为这些国债在发挥其功能中间，带有弥补赤字的功能，当然就有与所谓赤字货币化这方面连通的关系。狭义的定义，有的学者强调，只有央行直接买财政部的国债，限定在这个范围里边，才能解释为赤字货币化。当然定义上也可以有此一说，而实际生活中间，不妨把广义的概念纳入视野，这样才好针对现实问题做更展开的讨论。

我的基本看法：赤字货币化过去就有，但是中国在实际生活中间已经有相关机制上的进步，最典型的，首先是传统体制下，财政银行其实是“穿连裆裤”的，但是穿连裆裤也不能一方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当年就注意到了，虽然是连裆裤，但是资金不能“一女二嫁”，这是传统中就形成的概念。再有，改革开放以后，资金吃紧，央行正式立法之前，财政向央行透支，后来发现透支效果不好，没有什么约束，应改为借款，而借款运行几年以后，发现也不行，没有预期归还的约束，它跟透支几乎就是一回事，所以最后是朱镕基同志下决心，体现在央行的立法方面，切断了这种直接的赤字货币化的途径，剩下的，就只有广义的赤字货币化其余途径了。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是不是有三个概念，再加一个层次，共有四点可谈：

第一，我们要理论结合实际说清楚，赤字货币化过去就有，未来也会有，但是它绝对不是不考虑货币数量，所谓“货币数量论过时”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因为货币数量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变量，加上它的流通速度，跟总体物价水平的关联，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所以理论联系实际，在这方面还是要承认，货币数量在种种经济变量制约之下，始终有其安全区问题。这是第一个概念，就是赤字货币化客观上有安全区问题的制约。

第二，有财政央行两大部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协调机制如何优化的问题。我现在的认识是，应该适应激励兼容的制度建设原则，充分运用广义赤字货币化现在已有的、大家认为可接受的规范渠道——不要带随意性地轻易跨越这样一些限制，说可以重新考虑，把央行法推翻（再来一轮修定），把这改成可以像原来那样财政直接透支和借款。制度机制的优化，实际生活中间还会有一个动态的过程，现在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需要把朱镕基同志原来划的那条线否定掉。

第三，与赤字货币化相关，资金的运用还确实有它的绩效问题，就是财政和其它主体履行功能中，这个钱怎么用合适？财政是代表政府花钱，这和央行调节货币供应量、有了这种宏观调控以后市场主体去花钱，在实际的绩效方面，有种种的区别。正面讲，财政花钱更多地要考虑国民经济综合绩效，更多考虑所谓正的外部性，但是确实容易出一些偏差；微观主体讲究成本效益分析眼界之下的直接效益，有由市场主导的值得肯定之处，但是确实不能够兼顾社会多目标的综合绩效，就是有所谓市场失灵的问题；央行和由其调控的商业性金融系统，也有各自一定的局限性。这个用钱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问题到了财政口上，怎么把它处理好，也有一个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配套改革的问题：一方面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一方面还要充分尊重市场决定性的和基础性的作用，是这样的一种制度机制组合。

三个概念，从“货币化的安全区”，到“货币化的机制”，到“货币化问题上资金运用怎么样追求综合绩效”——框架上、技术上、管理上的形式，就是所谓事前、事中、事后全面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既覆盖财政，也应覆盖到财政和央行作为国家调控机关他们的配合协调。

还有最后一点，我愿强调的是，中国当下情况严峻，以底线思维正视问题，我们确实可以在内部讨论一个预案，把最坏的情况都想象出来。最坏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不排除非常时期有非常之策，修改央行法。但现在来看，还远远到不了那个火候上。很多的学者在强调，现在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箱里备用的工具还比较可观，财政和货币配合这方面，还有很多空间没有充分运用，没必要一下就捅到打破原来已经形成的防火墙，重新考虑由央行直接买国债。

这是我粗线条的四点认识，前三点我觉得都是属于真问题、必须要深入讨论的命题，后面一个就是连带说到，因为现在决策上也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话说到有不同层次的预案，不同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按照预案，从比较小的可选择力度，一直到最极端的情况，以服务于极端化假想情况中的决策与操作。我个人认为，最极端的情况，在美国，在日本那边，他们的一些表现，亦绝对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国来。在美国那里，凭借全球美元霸权他再怎么弄，他还成不了津巴布韦，在中国可是有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促国民党垮台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些可展开的讨论还有很多，在预案的设计上，从比较低的力度向上设计，也可有那么几档，但一定要把利弊说清楚。

这是我不成熟的一些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