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独立】前沿25-袁勇诗歌评论专辑
稿 约
2020【独立】前沿25-袁勇诗歌评论专辑
面对诗坛的困境
——对青年诗人袁勇《黑光》的读解
雨 田
就中国大陆诗坛的困境，我又能说什么呢？当前诗界（包括诗歌评论）的悲剧在一片沾沾自喜“自我超越”声中，很悲惨地陷入一种新的困境。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诗是诗人的一种想法。诗不能暗示什么，诗也同样不能像征什么。诗就是诗。诗就是诗人心灵的坦露。真正的诗是绝对有无限的生命的价值的，诗歌是语言艺术，而诗歌的本质是直接展开与生命的对话。然而，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近几年的诗坛，就不得不承认中国有几个真正的诗人留下几首真正的诗。一批又一批游击队似的“诗人”们过去了，他们口号般的宣言或主张从耳边飘过，现实是一个最严酷、最无情的法官。而说到底，写诗是一种活着的艺术，做人却是一种过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黑光》，是青年诗人袁勇君的近作，下面就谈谈我对《黑光》的两点看法。
一、《黑光》里的玄学与时代精神的本性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黑光》在文化背景的意义上来讲，是袁勇君诗歌建设的全新的生命的形态。说实话，我内心深深地掩藏着对中国当代的诗歌的深刻绝望没有了，《黑光》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重新反思东方的民族文化，是具有中国当代诗歌的革命性和先锋性的真实的温良和全部的高贵的生命特质。正是因为这一点，玄学贯穿了《黑光》的整体，为此，我并没有感到奇怪，而且能理解诗人导入事物的本质和一个价值的光辉形式。“思想和语言……从一个脆弱心灵出发，获得无限幽远的洞思力。‘玄’就是衡量‘慧’所能达到的空间浓度的最高标尺；‘玄’是起点，也是终点，它叙述了诗人卷入迷津与之搏斗的全部历程（朱大可语）”。
一些微尘死在另一些微尘里
结果有了更大颗粒的尘土
一些光明死在另一些光明里
直刺而来的是更炫目的光明
瞧啊兄弟 空中那只鹰
带着强劲的旋风正威逼竹丛里的雏鸡
死的利爪和生的光芒
像草一样繁荣又像草一样荒凉
那奔跑而来的孩子像一块黑铁正穿过远古岁月
大地不知不觉中绿了
而教堂尖顶在晚钟声里像一杆金枪刺向苍穹
在这个夏季的栏栅处
如蚁的人群无声地挥动他们的手臂
在眼前的一具棺材里
一个死婴在哭泣
毫无疑问，诗人为走投无路的生存在制造一种悲伤的场面，从一个更阔大的视界里探求事物的形态和因缘，我说过是令人害怕的经验，完全可以视作诗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文化玄学的意义。玄学在《黑光》里表现得很充分，其时代精神的本性也在诗中不断地显露。这样，“人类要生存并取得新的自由，只有接受并使用传统”（马林诺夫其语）的辩证关系，才能完全体悟到诗人在这里深藏着诗的生命的主题意识，成为时代民族走出黑暗的永恒的先锋卒子。
二、诗人的痛苦与诗的生命
痛苦，正如宗教所言：人活着就是为了受苦。从《黑光》里我们可以触摸到诗人对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危机的焦灼和抗衡。是这样的，一个充满良心的诗人面对无边无际的黑暗的吞噬和淹没一切的时候，难道说他不痛苦吗？痛苦是诗人的触角，袁勇君的触角伸向了人类。在《黑光》里，诗人强烈要求超越，使痛苦像闪电一样注入他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正是这种痛苦使他艺术生命得到升华。在今天，诗人们怎样重建诗歌精神的圣殿？这不是一般问题，它的确要真正的诗人去深思、去回答。诗人的痛苦本性在于，它是启迪人的生存中不断思考的一种精神境界。请看：
猎人巡行在夜的丛林
他握枪的手臂被一朵花染香了 狼来了
临死时他说 我无力打穿这苍茫的黑暗
他最后的血 被狼舔食
那血里奔涌着的梦和爱情 在狼腹
化成了苍茫黑暗中凄厉的长嗥
这动人的诗句并不仅仅只是辞藻的华丽和描写的生动，而诗人很自然地反映了人的肉体被“野兽”分尸的痛苦。在这里我必须指出的是从袁勇君的《黑光》里，我体会到一种现代诗的生命和价值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也是痛苦的。当然，也正是这感觉上的痛苦才能使我对诗的外表去进行寻觅。诗人，实际上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是这样，他们在痛苦地在建设着人类的艺术生命。如果没有他们首先（体验）的痛苦，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艺术生命力的。再请看：
兄弟 让我们抱着痛哭一场
像两块黑的天空突然撞在了一起
在这个夜里 让我们粗糙的手臂交缠成一条绞索
在那棵散发亘古幽香的树上
绞碎那块块坚冷的石头
……
看来，诗人组织语言的能力是惊人的。尽管一首诗的主题可能是发自一种生活体验，而就艺术的整体而言就不仅仅是这样，它可以来自于诗人对整个生活的体会。袁勇君的《黑光》体现他已经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以及将来还将经历的一种情感的东西，而这种情感的东西是只能悟到而不可见到的，这种情感是痛苦的，它不仅是诗人个人的痛苦，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和人类的一种痛苦。因此，这正是《黑光》的成功之处。
诗人并不是什么神，他只不过是写诗说话的人而已。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一直就是养育诗人的宝地，人的本性强烈地要求着我们的诗人说真话。然而事实又怎样呢？这是我们目前很难作出准确答案的。前一个时期，整个大陆诗坛前赴后继的践踏着北岛、舒婷和杨炼之流的尸骸蜂拥而上，从这个诗歌运动中，崛现出欧阳江河、廖亦武、翟永明、海子、雨田、周伦佑、宋渠、宋炜、骆一禾、万夏、柏桦、陈东东、西川、刘原、开愚等人的身影，他们的神圣的诗的语言握住了许多人，他们各自都开始建设着自己的艺术世界。而目前，除海子和骆一禾君见马克思去了，其他的都深陷于一种困境之中，但我深信这种困境是诗人的一种沉默的集中表现。
最后，我想说明一点的是袁勇君的诗，过去除他发在《阆苍》报1989年11月出“火鸟”诗专号上的组诗《红与黑》外，其中的《火之诗》、《木材》、《盲人》等三首也写的不错，诗中道出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黑光》这个诗先给我的是叫《保卫太阳》的组诗，诗中虽有佳句，但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却不一样了。当然，更主要是《黑光》修改过程是高度自觉的，我们可以一步步循着诗人的思路，看到他在直觉深处发掘更深刻的意义，就像一名雕塑家在原始材料的纹路和形状的基础上，超越地塑造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
我相信《黑光》这个诗是昭示了诗人自己“灵魂里质的真谛”的。
1990/1/29绵阳青义镇
生命悲剧的文化阐释
——论袁勇的大型系列情节诗《天子》
邱正伦
目前，诗界正被一种通俗作品的阴影所笼罩所污染，而且已形成了一种严重的疾病。这种阴影和病态的表情加暗了前卫诗歌的命运，前卫诗歌在危机中挣扎。为此，许多有识之士都为诗坛的前景忧心忡忡。然而袁勇君的一部大型情节系列诗《天子》，却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这种不安的确心境，给我们带来了阅读的喜悦，而且是一次巨大的安慰和震撼。毫无疑问，这一巨型情节诗组，会给这危机中的诗坛以大量的氧气，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它，对诗界有所指望，重新给前卫诗歌以新的生气和坚定的立场。
一、 神话结构中的生命现实
在分析袁勇这部大型诗组之前，我想提供这样一种事实：中国新时期的文字和艺术在取得自己的本体自觉时，就已经唤醒了沉睡在诗人、作家、艺术家心目中的神话意识，更确切地说，这正是时代和艺术家的天性趋逼的。因为现实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宣布：一套完整的神话，不管它是继承下来的，抑或是诗人自己创造的，他对于诗人、艺术家的创作和审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一切（至少是几乎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类型与每一部作品的情节格局，其中也包括表层结构上高度成熟的和真实的作品（这里主要指现实主义作品），都是特定原型的回复，从本质上讲都属于各种特定的神话公式。这种情形并非是我妄加的理论虚设，它已经被诗人自己的意识经验所证实。袁勇在《悲剧的诗歌》之三中讲到：“按神话方式，人由神化，所以人都是带着神性的。这种神性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慢慢被其人性覆盖了，最后甚至不能觉察其痕迹。但这种最初的原型意识（即神性意识）却永远无法从人心中消失，在人对自己的人性失望（或绝望）时，其神性必然复出。人的这种原初神性，原来正是人性之母，是人最本真最高贵的东西。”
这里，并没有把一切都悬置在神秘之中，我想进行的是这样的一种理论昌险（其实，我的设想是那样的朴实，那样平易近人，但硬要被一些人斥责为昌险，我也就只好承诺。）我认为人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生命现实，但所不同的是放在两肩之间的脑袋，使人充满了智慧的痛苦与欢乐。作为生命现实的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冲动，但归结起来，不外乎感性冲动和神性冲动。感性冲动可以理解为生命的形而下冲动或肉体冲动；神性冲动可以理解为生命的形而上冲动，宽泛地讲，可以理解为人的文化冲动。可以说，每个人都逃不脱这两种冲动的矛盾纠葛。感性冲动是为了让人获取生命不断要求的更大自由度，而神性冲动则是要使这种自由本身带着秩序带着方向带着信仰进行，或者是带着必要的锁链进行舞蹈。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感性生命就会因为没有任何的防洪措施而泛滥成灾，从而造成对人自身的毁灭。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有神性素质冲动，缺乏或无视自己的感性素质冲动，那么他会因此失去生命的血色和活性，只能成为面色苍白的宗教和鬼气十足的巫师。事实上，神性正是人性的表现，它本身也同感性一样，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诗人、艺术家，尤其是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感性素质和神性素质都是如此深厚，充满光辉，不仅照耀自己通体透明，而且也照亮了人类阴暗而荒凉的沙漠。
因此，最重要的不是是否承认人的神性素质，而是他如何把握这种素质状态。毫无疑问，人、艺术家，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唤醒和实现自己的感性素质和神性素质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奥尼尔的《悲悼》，以及杨炼的《诺日朗》《半坡组诗》等，都借用了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格局，精心纺织进他们的当代素材。而在理论上，荣格的“深蕴心理学”。法国结构主义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都对这种情形作了精彩而深刻的描述和可靠的回答。
接下来的问题是，诗人和艺术家如何营构一个最完美的形式使自己的神性和感性得到最充分的表现。现在我们再来剖析袁勇的巨型诗组《天子》便有了基础，便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显示出来自己从容的批判态度和具体的操作态度。
袁勇在《天子》这一系列的情节诗组中，运用了全息状态的神话结构，而且正是这一全息的神话结构，一直盘距在诗人的内心深处，并不断地骚扰着他的舌头，催促他怂勇他迫使他运用诗篇的方式来解救暗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神话真实，显示神话全部魅力。直到诗人以一部大型的情节诗组《天子》的方式面世，袁勇才赢得了暂时的喘息机会。而且事实的确是这样，诗人一旦通过语言的方式将这种神话精神显身于世，就在很大程度上撤消了横置在诗人内心世界中的时间屏障；而积压得使他生疼的神话经验，一经诗歌的触发，诗人就再也遏制不住，直到落稿为止，诗人才有勇气逃离书桌侧身打量他自己的也是人类的神话影子。
《天子》作为一部大型系列情节诗组，共有10篇，分别是《混沌》《天梯上的伏义》《无头刑天》《大湖夜记》《高地》《山洞》《楚国丛林中最后一群歌舞的山鬼》《星空》《眉间尺》《女丑》。这一系列情节诗组，以一个完整的神话结构对全诗进行布局，而且整个神话结构是按文明推进的方向展开的。也就是说全诗的神话结隐含着文明的方向，之所以这样讲，那只是因为《天子》是按诗歌的语气来盘问文明和历史的，它提示的是艺术的真实，而以任何史学的手势来指点《天子》都是不确切的，都只能陷入一种批评的误区而不能自拔。
正是因为神性的生命冲动和生命需要，袁勇在《天子》里，俨然一副天子的姿态和神情，给我们完整地绘制了一个天启的世界，神话的世界：“混沌死去/生出巨人盘古……巨人盘古/生下天地和四大种姓……混沌死去/只有盘古/像混沌一样 垂死化身/气生风 身生江河 眼生日月/死亡向内/死亡敛紧……天地生罪恶和堕落……混沌死去 天地诞生”在这里，诗人通过盘古的一把斧子创世，从此，混沌消失。接踵而至的是天地的诞生，四大种姓的出现，以及风、江河、日月的诞生；再接着是二元价值形态的诞生：生与死、善于恶、和平和暴力、正义与邪恶等等。
我们说，袁勇在《天子》的神话结构之中，提示了一种生命现实。那么，这一生命现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又是怎样造成的？！这是需要我们做出回答的。我想指出的是这样一种事实，袁勇是一个现代意识极强的诗人，他没有凭借《天子》来取得复古的思想动机。他需要做的是努力放纵自己内心中的时间状态，从而获得非常自由的想象功能，并运用神话观念的途经来营构假定性的客观时间。经历这种方式之后，诗人内心的神话与传说就不由自主带上了现代人的经验素材和现代人的神性脸谱。而天启的神话世界，就只不过是现代生命的形而上指向和某种精神幻想的需要罢了，就这样，生命的存在经验通过神话的结构清理得到了最崇高的表达和传达。柯勒律治在谈到人的内在天性时说：“古老的天性召回了古老的民性，这种天性便召回了盘古、大禹、启、汤王、伏羲、无头刑天以及天地、黄蛇、青蛇、山鬼等古老的名姓。所不同的是，这些古老名姓都经历了诗人现代经验的过滤、整理和重塑。从而将传统古老的神话预言同自己的现代生命直观幻象经验熔成一体，创建了属于袁勇个人的新的神话系统，即《天子》作为现代诗所具备的独特文化系统。”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袁勇处在《天子》的抒写状态时，注重的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态度，而是其神话结构的功能态度，即神话对现实的指涉与象征功能。从创世，天启到人与神，英雄与悲剧，情节与主题，都运用了神话原型的超验功能，古代神话与现代生活的直接通话直接认同。我们作为读者和接受者，也正是凭借诗人布置的神话结构，从表层现象到深层次细微的触摸，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现代人的神性脉搏和神话对现代人的生命指涉。否则，不管诗人怎样运用狡诘的语言，又怎样堆积神话意象，都只有将我们引入到一个没有任何灵气的、失血的、枯萎的语言苗圃之中，让我们在接受语言的欺骗之后全面败坏我们的味口，从而也败坏诗歌的名声。不过袁勇在《天子》里似乎表现了一种原罪情结，他甚至接受了集体无意识的神话召唤，把混沌视为绝对实体和绝对价值，而混沌的丧失，则意味着真理的丧失。所以他由衷地写到：“老混沌 你是老真理/真理死去 真理尸体上的虫子/生出四大种姓/真理的汗毛生出新的真理/和罪恶与堕落……老混沌你活转来/疏忽啊你俩停下来/七窃请关闭/新生啊请停止。”但人类文明的步子一经迈出,就无法收回，这正是悲剧之所在，也是文明的伟大之所在。所以，诗人又必须承认这种严酷的现实：“但老混沌死去/这老混沌是那么坚决地死去/这老混沌是那么快乐地死去。”
二、悲剧情节中的生命“误置”。
在描述生命的两种基本冲动状态时，我必须指出这样一种现实：生命的感性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生命的本能驱使，而生命的本能总是不顾一切地冲破任何束缚，带着强有力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方向。而与此同时，生命的另一种冲动状态，即理性和神性冲动方式却总是想方设法去限制整理生命的感性状态，使生命的感性状态得到修饰和规范，从而呈现秩序和稳定。换一种说法，生命总是处在一种“误置”的位置上，即处在理性和神性整理的位置上，正因为如此，理性和神性使得感性冲动和历程方式带上了痛苦的神色。更准确地讲，是一种痛苦的光辉，即悲剧的光辉。我们知道，某种理性与神性，一旦凌架于具体的人的感性之上，以抽象和某种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的面孔出现，或者以某种灾难的方式对生命冲动本身横加阻隔，生命冲动便由此失去了绝对自主的可能。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干涉与阻隔，由于这种所谓的灾难，才既强化了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或者说，通过灾难对生命的困扰，并被神性进行高度纯粹的整理和修饰，生命冲动才带上神圣的光环，并由此而得到明确的强有力的自我显示，赢得生命全部的价值能量。对生命来说，即使是毁灭性的灾难，但只要生命趋向的是更高的价值目的，那么生命也就取得了更高的悲剧效果和更强大的生命力量。里普斯在描述这种感觉时说：“在我看来，做人是一种平常的事情，只有人的价值超过一般尺度时，我才对它有特殊的感觉。”从这里可以看出，里普斯的悲剧审美观不是屈服自然打击的，而是强调了生命的存在价值。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决不是闲庭信步，无为而为，而是悲剧的景象一直在我们的眼前晃动，才使我们生命的光辉不断加强，生命价值不断地得到提升。
事实上，袁勇自己就对生命的悲剧情节有过充分的意识自觉和理论准备。他在《悲剧的诗歌》（1），（2）中都有过深刻的表述：“悲剧的诗歌其实是最伟大的诗歌，虽然悲剧现象与智慧的人类的方向‘相悖’，从一幕悲剧中，能让人看到作为本身不愿看到的诸如‘俄狄浦斯’等情节，正因为有些‘相悖’情结，从而也就更深刻鲜明地提示出人类生存本质”。是的，人类的生存本质本来就是在逆向对质中或者说是在悲剧中展开的。“在众多的神话中。‘元度英雄’即神的人类代表，总是有一个悲剧性的生存结构。即诞生、受难、修炼、换血、神话（与超自然力溶为一体）。”所以，我要说袁勇的《悲剧的诗歌》（1），（2）是他创作《天子》的全部写作经验。袁勇的内心被神话经验积压得太久太重了，他必须借此进行一次全面的挥霍，才能取得生命和意识的轻松。
情况的确如此，《天子》里谱写的神话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没有经历生存痛苦的悲剧体验，没有一个没有被悲剧情节死死纠缠。从盘古到伏羲，从大禹到汤王，从无头刑天到泰逢的儿子，再到与星空对话的“我”，再到《眉间尺》中的尺儿，他们无不经历着诞生、受难、修炼、换血、神话的全息生存阶段，这些阶段都浸透着痛苦与幸福、灾难与幸运、世俗与崇高、人性与神性的悖逆现实。只有战胜了痛苦与灾难的人，才能让生命最终领受到崇高的神性安慰。诗篇中呈现的神话人物无不都是经历了悲剧体验的英雄，而且是诗人自己所命名的“元度英雄”。在《星空》篇里，诗人写到：“永远是这样的时日/在星空下仰望星空/我的四周是高山和大地/我一字不识 像个盲人/飘浮地走在星空下/我身边长满了森林/我的耳朵里 栖满了鸟啼//我不识一人 我是这世界的陌生人。”诗人面对浩缈灿烂的星空，感受到人生的有限和无奈、孤独和无助，这正是诗人悲剧生命的体验过程和现实，生命被无限的时空牵扯得痛苦不堪，被时空汹涌的海洋所淹没和吞噬。“我盲目地走在高原和盆地上/飓风骤起 大沙盖在/在风中数天上的星子/在沙土下听银河的水声/月亮象下垂的子宫/把光胎于荒路上/我从阴霾中抬起头来/脸上的鲜血像月光里的红缨”。这正是生命被悲剧情节“误置”之后的不满，它要冲破悲剧情节的层层障碍，指向光灿灿的存在方向，指向自由与正义的海岸。
由此可以看出，袁勇不是确切意义上的第三代诗人，因为第三代诗人总是回避和逃离悲剧情节的追捕，卖弄象牙写作风度。而袁勇却是一个悲剧性很强的诗人（他对海子和骆一禾的推崇，实际上是对自己意识倾向的储蓄性承诺），他怎么也不回避诗人的参与感和诗人的责任感，他总是将生命现实投入到悲剧的情节之中，然后来审视自己的面容。不过，袁勇并没站在情感失控的立场上来贩卖诗歌，而是很有理性很有控制感地对生命进行放纵，同时他从容地运用自己的操着优势，那就是现代诗的语感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直接地也是痛苦淋沥地排谴和披露自己内心里隐埋很久的悲剧意识经验和由此而演化成的悲剧情节。
三、生存与死亡的文化价值纠葛
生存与死亡这一矛盾存在，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不同的是生存与死亡的方式和价值。在第三代诗人那里，由于非理性主义泛滥，他们撞入诗界的大街小巷，大势地对文化与价值进行毁容和借此对文化与价值敲诈勒索，根本就不过问生存与死亡的文化价值。这样一来，反映在诗歌里的时间链条变得松驰和散乱，更有甚者是有意识地对时间链条进行作践和捣毁。这样一来，作品成为诗人另一种发泄的器官。诗成了非诗，价值成了攻打最激烈的对象。生存与死亡都是自然本身的事，与一般的植物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因而不必去追求人生的价值，不必去静听流淌在人的脉管里的血液的节奏和声音，苟活与无为的任气，消谴与发泄成为诗人的品性。
而在袁勇这里，情形却是另一种状态，或者完全相反。他把生存和死亡都建立在文化与价值的背景之中。而且是通过神话与悲剧文化的价值来实现的，因而他的诗的价值就自然显出了崇高的品格。他自己就一直鼓吹元度英雄，鼓吹诗人和作品的神性气味（素质）。他犹其反对那种自以为是的诗人与作品，反对那些两袖轻风貌拟超脱，没有任何责任感参与感价值感和痛苦感的诗人。把诗人沦落为社会杂皮，把诗沦落为铺子上的杂贷。与此相反，他主张生命的全部目的都在寻求价值与意义，无论是生存与死亡。生存不是单纯的活命，而应该是在一种充满活力又具有理性与神性把握的状态和方式中进行；死亡也并不是单纯的自然法则所能摆布的，死亡的本身就是生存的一部份，是对生存价值的一种确认。所以，作为政治家也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才讲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应该是对作为价值生命的人最好的最精典的表述与概括。
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之中，“死亡——再生”之题常常被称为是各类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它的基础是仅包含着生存季节的自然循环，也包含着人类生命的社会循环，由此，“死亡——再生”作为文学艺术最根本的原型，也就深深地蕴藏着生存与死亡的价值意义。我们又一次回到袁勇的诗篇之中，在《眉间尺》里，我们看清了夜晚的古森林，那些亡灵云集，正在合唱生存与死亡的歌谣：“早上生接纳了我们/晚上又把我们 推向死亡/瞧那些世人/就像一块粗布/任人裁剪缝补/机运好的穿在高贵者的身上/寥落者则依附于一个乞儿/恩仇怨恨 因果轮回/环环相套 何时结束。”很明显，诗人通过亡灵的歌谣，对上述的人生态度进行了无情的否定和清算。而诗人的人生态度经青衫人的嘴里得到高尚的表现：“生本无贵践/死亦无高下/只是命里的血/不能白流/以血补血/才是活血。”由此可见，诗人取得了自己对生存与死亡的选择权，并以强烈的生存价值与死亡去加入生命与鲜血的体验。领悟与判断。他对有血性有价值的生存与死亡作了极高的评价与赞美，而对无血之躯的生存与死亡进行了全面的拒绝与否定。有的人即使活着，也形容枯槁，与死亡没有什么两样，而有的人即使死了，也会使你想着他那鲜红的血液，仿佛就在你的脉管里流着，而且充满音乐与生气。这就是文化和价值的生存方式死亡方式与自然的生存方式、死亡方式的区别。那么袁勇是怎样通过诗歌的形式来切入对生存与死亡的价值思考呢？很明显，诗人在《天子》这部系列组诗之中，把生存与死亡的对立都统一在人的文化这一强有力的轴线上，然后在这一文化轴线的转动之中，自然地引导人们对人类生存与死亡进行价值的反观和打量。通过诗歌这面明亮的镜子，看清了人类生存与死亡的面容。“我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 /哗哗的响声 浓郁的香气/使人忆起了活命的日子…...道的火焰 命的火焰/不熄的血的火焰……我们带着枭气/我们散发鬼气/肉体消失 我们成灵/我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见不到血气/枉费我们对血的无限痴迷。”（见《眉间尺》诗篇的第三、第四、第五）站在通过死亡的路口来观察人的生存现实和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从更深的层面上去触摸人在生存与死亡上的文化心跳，使全诗愈来愈朝着悲剧的方向推进，使诗人的神性光辉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不断的加强，以致照耀得我们通体透明。这既是诗人的创作态度，也正是我们虔诚的审美期待。
1991年11月 北碚
关于神话长诗《天子》的
通信三篇
袁勇：
信及诗收到。
对《天子》我先谈点印象。
1、这种“大型系列情节诗”在国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几乎可以说是“首创”这种创举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2、本诗结构考究、严谨，前后浑然一体，似自然天成之感。敢于从事如此巨大的结构构造，可见你的胆略及艺术底气。
3、用典是本诗的特点之一。用典而达到细致、谨密、不露痕迹，这需要高超技巧和手法。
4、本诗用字华丽、堂皇，一反简朴和直接，具有文化上的价值及汉语言的传统贡献。而这种长篇“史诗”，又将杨炼们的探索推进。显示出文化上的博大与精深。
5、我正在作进一步的阅读与批评。
以上，仅是一点印象。需解读此诗，尚需时间和精力，绝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总之，我很高兴和乐意深入研究，我觉得很值得。
尚仲敏
1991年11月6日成都
袁勇君：
先谈谈我对《天子》的粗浅看法。
1/有创意。首先是在《天子》里你显露了自己的诗歌背景，亦即复活了东方神话的语境。我认为，作为一个大诗人，他的诗歌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背境，像荷马、但丁、歌德等，海子、骆一禾的作品也有自己的背景。但他们的背景几乎都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圣经体系）之上，背景是一种更深也更真的“根”，海子和骆一禾君的“根”似乎有点“歪”，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像西方集体化的构作，你的背景不一样，全是东方味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你的突破较大。
2/《天子》实现了在抒情诗歌中的故事性，并且这种故事性是“神话原型”的，像乔依斯的《尤里西斯》，著名影片《鸟人》各自带着西腊神话和《圣经》原型一样。
3/《天子》中的神话原型具有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得一个体系得以构成和展开，我不知道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天子》十篇与女丑的十个太阳之间暗含了一种将作品本身引开去的意图。
4/语言的叙述性极有力量，像读海子君的诗歌一样，我感出了《天子》语言中隐蔽的爆力，这种力量几乎笼罩了整部《天子》，作为作者的你已经不见了，是语言在面对读者，它带着指事、造物的使命，因此你的《天子》具有一种精神空间的向度，整部作品不是平面的一个点，而是一间屋，一间由众天子的骨胳和血液构成。
5/我看出你在创作中相当注意节奏，并且实现了诗歌中的多声部奏鸣，从语势来看《天子》十篇从尾音的缓凝逐渐过渡到强音的大幅度振颠，这种处理暗合了情感本身的声音，因此我要说，在《天子》里，你有一双天子的耳朵。
另外，从单独篇章来看，我较喜欢《高地》《星空》和《女丑》，它们相当丰满而且精致，在整部《天子》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运动和构成（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相当不容易）。
当然我也谈谈“不足”。1、结构上尚觉有些浅性化，即使是多声部奏鸣，也看的出故事的因果和中途止步，如果《天子》要在结构上更丰满一些，那就是一件几十年的大事。2、词语和节奏上尚觉单一，拿我喜爱的《星空》来说，我觉得如果你在节奏上走的更远，就有可能在诗篇中实现一位天子的诞生。
好了，关于《天子》暂谈于此，由于还没有时间仔细研究，更细的问题今后再谈，但我首先祝贺你，我认为，在中国，能写也 《天子》这们的作品，确实没有几个。
哑石
1991年11月16日凌晨一时
袁勇兄：
我们谈论文化的历史，已经很久了。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他一出现，就深受着文化的影响。除了接受和判断，我们不会再拥有什么。或者说，往往不会想到其它什么。文化存在，我们也存在。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赋予我们的一切经验，或者来自我们的灵魂深处的瞬间性对事物的高度关注与惊奇，以及我们的血液中那些来自于生命的不彻底的信任，都迫使我们对我们以及与我们相关的事件进行重新关注与思考。
我们无法回避一种最原始的、但把我们的一切引导到这个时代的东西。这是一个阻碍事物与我们的心灵完全契合的流体。它随时间一直流动，我们所把握的它的一定状况，只是经过我们面前所留下来的一些不自觉地踪迹。我们很难知道它的过去。它固执地、不断改变形态地渗入与我们相关的一切具体细节。
这就是文化前提。或者说，为了使文化得以在具体事物中以及抽象的观念中流通而事先建立的文化模型。
最古老的文化模型，就是一切文化的根源。它是作为幻想的、从生活结构和期望中抽象出来的幻象体。从大量事实中，我们发现，它具体体现为一些关于宗教和神话的支离破碎的情节。但这些情节有机地、而又不太和谐地构成了一个坚固的文化实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文化实体被不断地修正和变异。
袁勇的大型系列情节诗《天子》，把这样的幻象体置于他的语言系统中，或者说，让这些幻象体通过它自身的肢解和重新组合形成一种特有的语境系统。这就是《天子》的题材：作为文化前提的幻想式的幻象穿行和渗透现代的文化背景与文化事物，从巨大的假定中获得它所激发的高度真实。但《天子》并非亦步亦趋，在袁勇那儿，现实是起源的导向，起源只是为现实提供论证，或者说，起源仅是作为现实的存在提供一种可能性的悲剧的潜在原因。《天子》的意义在于，它发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存在：诗歌必须揭示那些几乎永远存在于人类本性和意识中，并几乎于人类的存在混合成一体的、抹杀人性的光辉和使心灵放弃自我的东西。可以说，《天子》承认并表现人性的自我反抗，抑或说，人性在力量的差异作用下分野的若干类型之间的抗争。抗争是永不消失的，它是自由的载体。只有自由的无限性的彻底确立，它才能自动消失。
要成为诗歌本身，必须具有对人性自由运动历程的吸收并直接成为它们，甚至，把我们隐藏在心灵的背后，让从它们之中获得的感受焕发的自由的绝望所激发的激情首当其中，以最大力量呈现并作用在现实文化的中心。不是回到最原始的原理去，而是，一切重新开始，或者说，通过对最原始的所谓原理的质疑，进而进行根本的改造。
诗歌的秘密，永远是人类处境的秘密，或者说，永远是人类同自然及其自身抗争的手段和过程。《天子》并不急于提出人类活动的全部设想，它是而且首先是，寻找出人类活动经历中的典型事件和本质，尽管这些典型事迹及其本质已经淡化于文化与现实的神秘性所构成的语言之中。这使《天子》充溢着强烈坚实的诗歌精神企图。
太古老的、与现实精神格格不入而又纠缠不清，甚至将其左右的文明，几乎构成了《天子》的全部题材。《天子》赋予它们沉重的与现代语言一定割裂的、与现代文明形成幽默对应的语言形式，使它们与现代精神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张修林
1992年2月
作为叙述的诗歌
——读袁勇的几首诗
杨远宏
袁勇在这几首诗中究竟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当我这样提出问题时，袁勇诗歌语言的朴实单纯，意象的简洁清澈，情绪心境的线性展开，就无可避免地对阅读构成一种挑衅和逼迫。换句话说，简洁单纯就不再简洁单纯包容着某种蕴含、宽度和复杂性。我这样说来自两个层面的思考：袁勇诗歌的结构、语言方式以及这个方式的诗意表达。
一般说来，诗歌的结构、语言方式有两种：一是以叙述为主，在叙述中诗人实现对自身与世界的诗意表达，即所谓叙事诗。二是以表达为主，结构、语言材料是诗人自身与世界诗意表达的直接涌现，即所谓抒情诗。尽管这种划分在理论对创作的实际清理中可以带来表层技术的方便，但因其进入实质性阐述的相对、模糊而使批评陷入几乎不容分说、难以说清的麻烦和尴尬,可是人们仍然利用这种划分有效地区别两种诗人和两种诗歌。在这样的划分中,诗歌中的叙述所叙之事,一般总是已然发生或可能发生之事,换句话说,总是一种生活经验或可能用生活加以验证的经验.当然,我指的是大部分中国传统叙事诗。
现在让我们看看袁勇的叙述：
毫无疑问，袁勇对诗歌的“故事性”有着倾心的迷峦。尽管他也以叙述者“我”的方式在诗中随时出现，但他并不急迫地对“我”作出表达，而是从容不迫地讲故事，在讲故事中获致从容不迫（这使我们想到写作必须的克制和可能的成熟）。只是到了结束，他才要么以“菜花深处/留着一套莲蕙编织的衣冠”，“女人的腹中怀了一片草原/女人的奶头流淌着牛奶”的意象或画面的方式，要么以“这暴雨倾盆的世界/无法覆盖这支聚众喧哗的队伍”，“像诗歌 抵达心灵/像真理 跨越边界”的思辨的方式对全诗作出深长、宽阔的诗意的暗示。我谈到了从容不迫。时间在叙事的从容不迫中密集甚至停顿，在此我们与时间遭逢当然是哲学意义的遭逢。而时间比我们已经说出和将要说出的永远要多得多。
我在前面说过，中国传统叙事诗的叙事，一般说来总是一种生活经验或可能用生活加以验证的经验；由此，它可以或可能表达的生活意味或道德承诺、伦理愿望等意义、价值双方面的内容，也常常是明晰可辨而相当稳定的,如《氓》《孔雀东南飞》《琵琶行》等等皆如此。而袁勇的作为叙述的诗歌，除《大雨中的麻雀》等个别诗篇尚可加以特殊的讨论外，其余篇目所叙述的“故事”都很难说是一种生活经验或可能用生活加以验证的经验。几乎诗中的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寓言或一种象证，《林中的女儿》《三套车》《草原》的寓言或象证色彩当然更充分一些，其实，就连看起来叙述的现实性较强的《大雨中的麻雀》，又何尝没有寓言、象征的投影！寓言、象征，使袁勇的诗歌叙述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叙事诗。由此显出了一些新意和特色，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简洁单纯就不再简洁单纯而包容着某种蕴含、宽度和复杂性”。这一来我们就从袁勇的诗歌叙述语言进到了他的抒情、意义层。
让我们先看看《三套车》：
首先使我们想到的是那支穿过茫茫风雪而来的悲怆、辽阔的俄罗斯民歌,那苍凉的苦难感。袁勇的《三套车》有着同样的风雪的背景。“白天的钟表已停/夜晚的火光熄灭”是超越现实时间的恐惧和战粟，“世界在风雪中死了”是超越现实空间的空旷、苍茫，风雪飞旋的中心是孤单与缄默。这正是人类某种边缘意味的精神处境。袁勇的《三套车》就是呼唤、奔驰在这样的边缘，最终，“像诗歌 抵达心灵/像真理 跨越边界”。《三套车》于是成为象征，人类沉默的坚实、孤单的坚韧所表现的庄严卓绝的象征。
再看看《草原》：
《草原》初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回归自然的意义简单的寓言。但我们注意到了“奶子”奶牛”“女子”“夕阳照亮女子的腹部”等表达。《圣经》中圣母玛利亚或亚当、夏娃的传说在这首诗中的恍惚投影或改版，使境界和诗意都远比回归自然有了更辽阔、更多的含义。
我还注意到了袁勇在《诗歌报》92年2月号上的一首短诗：《花朵》——
一朵花从枝头落下
她小小的尸体
倒在了泥土上
整个春天她都在枝头
含露歌唱
那个孤独的流浪人
被树上的露水打醒
他拾起小小的花朵
想着把她好好埋葬
但那散乱的花瓣的芳香
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房
同样的,单纯、简洁、优美的叙述中包含着宽度和复杂性。可以肯定，袁勇在自觉地追求自己作为叙述的诗歌的风格，他从容不迫的表达，在追求中表现了一位青年作者难得的沉着与稳重。
1992年3月于成都
以简代文
——致袁勇
叶 橹
袁勇：
你的来信及上次寄来的诗歌作品集都已收到。以前收到你们办的《诗研究》时，我曾打算给你写点什么的，可是后来由于为杂事所扰，竟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愿望。现在你们又在等办另一期《诗研究》而向我约稿，我一时也很难想出什么好的题目来做文章，权且“以简代文”一回，当作同你的一次“对话”吧。
关注中国诗坛的人，大体上都能够感知近些年的所谓“不景气”至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其解释则是因人而异的。我始终认为，中国的人文环境如果得不到改善，则从总体上想根本改变创作的太势，实在很难的。抽像地谈论这类问题似乎于事无补，不妨就你这几年的诗作谈谈我的看法吧。
我读你“的作品集”，似乎感受到一种因强力的扭曲而导致创作上的转向。说句老实话，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个诗人身上，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例子，意外地强力的扭动，有时候正是造就一个诗人的机遇。记得你最初把《嘉丽祭坛》寄给我时，我曾写过一封信给你，谈到了我的看法。当时我的心情也极为恶劣，然而又十分无奈。我能够深深地体会你写《嘉》诗的激情。至今岁月又流逝了几度春秋，人胶所爱到的精神扰似乎不再是血与火的经验，而是金钱的诱惑了。
你是一个敏感且富有激情的人，相信你对周围世界的反应要比我敏感得多，你的“下海”也许正是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行为。作为诗人，你可以在精神上遨游于天地之间，而作为现实的人，你却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谋划柴米油盐以及满足妻室儿女的种咱需要。诚然，我们都是凡人，无法摆脱各种现实问题的纠缠，所以才有了“文人下海”的种种议论。我并不反对文人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作出的努力，从根本上说，我向来是反对那种认为只有“穷而后工”的观点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用“穷”来扼杀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箅独立精神，正是历史上一切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安贫乐道”作为一种无奈何的自我安慰或许不失为“粘膜神支柱。但它毕竟不符合人类发展和追求的目标。我的主张是，精神上的自由是第一位的，无论穷或富，都不能忘了保持精神上的自由追求。杜甫一生潦倒，但没有影响他感受“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状豪放之气；李白如果安于侍从的地位，也就不可能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这些都是精神自由而不错受“穷”的例子。那么“富”了就一定“饱食终日”而无所作为了吗？我看未必。托尔斯泰、歌德呢？即使是鲁迅，也不“穷”的。所以作为诗人或作家，关键并不在于穷与富，而在于精神上是否能保持独立自由的主体意识。因为你在：“下海”，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提请你注意，不管你是因此而富起来或继续穷下去，保持心灵王国的自由天地才是最重的。
谈到你在创作上的“强力扭曲”，当然是指外在环境所使然的。关于诗人的内心世界外在环境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争论而又不太太容意说清楚的问题。我坚持并且相信，作为：“诱因”，外在环境是促使和促发诗人进入创作的基本因素，但是每一个诗人的内在创作驱动力和想像力则是各自不同的。因此我们研究诗人的创作，侧重点不能放在外在环境的共同性的探索上面，而必须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以求得对“这一个”的解释。你写诗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内心世界的变化程度上都颇为巨大。我在读你最初写的那些诗时，感到你是趄情和纯情的，及至后来，特别是90年以后所写的诗，你的真和纯都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本来，一个诗人写诗经常不断地变化着，这才是属于正常的艺术追求。但是有一些变化，却是由于某种突变因素所导致的。我认为你的变化之大，盖出于突变因素之所所使然。不是那种一味沉迷在“玩”的境界里自我陶醉。
我们的文坛有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有的人口口声声喊所谓“社会责任感”，其实正是他们对事关民族生存的大事最无动于衷，用最冠+堂皇的花言巧语来蒙胧蔽人们的社会良知。这样的“说教”怎么可能让青年们人相信他们是真诚的呢？照我的最粗浅的理解，一逐步形成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绝对不会在人们锥心刺骨的痛苦事件中保持冷谈的平静。我当然绝对不会主张诗歌要去配合政治事件，但是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诗人，应该使当代的和后代的人们能够从他的诗中感到一种时代氛围的弥漫。人们固然不必到诗人的诗中去诠释事件，但是应当在他的诗中读出社会和时代的某些特征和本质。我相信你的《嘉丽泽祭坛》《黑光》在这方局作出了一定努力的。关于你的《天子》，很多青年朋友们已经对它作了不少很好的证明价。我能够体察到你在悲剧意识的指引下所写出的这部神话型诗歌的内蕴，但是我还不能对它作出很明确的分析。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神话”几乎永远只是限于启迪而不能成为行动，这也正是它灾难深重和劫难轮回的根本原因罢。
人们常常提出“诗人何为”这样的问题，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这是一个具有“第二十二条军规”性质似的坚圈。你不妨想一想，在“诗”与“为”之间，是不是经常存在着一种相互抵悟的东西？有鉴于此，一些人出于善良愿望而提出“纯诗”的主张，这“纯”字则妈终语焉不详。就是提出这一概念的瓦雷里，也无法把它说清楚。所以我不太主张用“纯”字来概括诗的品格。“水至清则无鱼”，“纯”到极致也就无诗了。有各种各样的诗，唯独没有纯而又纯的诗。所以我一直很少使用这个概念，而只相信诗歌中可以具有“纯净美”这一品格，那只是相对于它的另外一些美学品格而言的。
因此，我也不太同意“纯诗”的概念来谈论你的诗。一首诗，特别是规模较大的诗，无论如何是不能用“纯”来加以评价和阐释的。《浮士德》是纯的吗？《荒原》是纯的吗？你的《天子》也不纯。我甚至可以断言“纯”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存在，在事实上都是绝无的。诗也一种想象，但它的想象是掺杂糅合了许多人生体验和感受的，这就注定了它的不可能纯而纯。“结庐在人境，而无牵马喧”，纯在无车马之喧，但仍有“庐”和“人境”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有菊有篱有南山在。有人说，能得之纯在于它的语言，在词与词的搭配与构成，这或许可以算是一种理解，但我却无法进入这种境界，我总是在词语间看到一种现实和精神的存在，如果连一点也体味不到，我只好承认自己的抵能而远离了这类诗歌了。
我一直对你的诗怀有较好的印象，这并不是因为在诗歌刊物上读到你的诗。在我的印象中，你在诗歌刊物上只发表过不少数的短诗，而纯大部分都还是“自印”的。不过我以为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诗有一种比较严肃的品格，不媚俗，不哗众取宠。这也同时注定了它的命运。所以我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我愿意用瓦雷里《海滨墓园》最后两行诗句，也是他刻在墓碑上的诗句来赠送给你，同时结束这封又长又言不及义的信。
多好的酬劳呵，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1994/2/8
脚印：当代新诗随笔
——兼谈袁勇的诗歌精神
长 征
精神的多极趋向，语言的非实谳性运用，生存状态的日益异己，特与欲的挤压，诗歌批评与创作的背向与隔离，使我作为一名平庸的诗歌写作者，陡生出一种欲言又止的失语感，在官方的诗坛上，我人产迟看不到到真正有作为或至少是值得一提的诗人，我们就此注视着那些诗歌好手的沉默，要么同死亡一起湮没，要么隔着着死亡发出光辉——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尚末到来，标志着这一艺术奇迹的天才诗人尚末诞生，或事实上已然存在却也是翻不开这个时代的层层尘土。
对于袁勇，我是第一次目睹他诗的风采的。也许是我个人的孤陋寡闻，也许是社会的艺术钝感。像袁勇这样一样，他的尴尬、孤寂是悲剧的必然，他是一位颇有独立色彩的献身感诗人。从袁勇的搁笔我们可以窥见当代诗人生存境遇的豹斑，“物”正寡廉鲜耻地吞吃着日益哀微的艺术之光——我们也就比前人更难回答这个永恒的课题：究竟是怎样的时代才能造就并有力量托起那位辉煌的诗歌天才？
然而袁勇或有一能天能从商品阵地上败下阵来，重返灵光照彻的内心，不然他也是怀抱着诗的精神：这把从时间的沙土里打磨的宝剑，守卫着寂寞的灵魂，提醒着自己弹指即灭的生命，也算是降格以求了。
袁勇不是说的那位“天才”，然而在当代他是优秀的，有那些熠熠生辉的诗句为证，有大诗《天子》为证。
一、精神分裂与心理失衡
诗被写到今天，与十年前的诗歌相比自是面目全非，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挡不住的开放潮流，给当代青年诗人带来了广泛的思辨机缘，东西文化的碰撞、移植、融通，打破了传统文化的长期封避与自足，而这种风暴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精神碎片，越是一种世纪末的人类情绪越无力用另一种领袖秩序、规定与统领它，它带给我们的思想迷雾足以消解我们开窗眺望的开阔与欣喜，从而陷于精神的歧路，成为当代迷途的羔羊，更何况诗人首先是人，尘世潜伏在他肉体内的欲火与惰落，又从不同的角度围攻这帮群龙无首的精神乌合，使当代诗人生发出无可名状的心态失衡，那些逝去的大师们的灵魂，用不同的腔调使人就范也使人怀疑。他们各自傲立，无法在一颗后来的诗人的心中获得统一与共融，而这颗心中却还深理着固执排他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诗歌这种最具生命形态的前卫艺术，遭遇到空前的困境与迷惘一种并不典型的后现代状态：即信任也消解，既携崇也抗拒。我最近读了霍尔特．胡森林的《里尔克》，从中可以看到现代派文学在西方的发展是经历了怎样的心灵苦痛与历险，而在西方五彩纷呈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百卸历史，已在十年内被我们的诗人们游戏完毕。这一切过去后，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在中国真正的“现代”时代是经过去了呢？还是仍未到来，这是困惑着当代诗人的典型的创作心态之一。
这种写作过程的精神摇摆，在袁勇的诗中呈现的清晰而深刻，他同样是在这种困惑中艰难的寻找着独属自身的精神领域：“故乡呵，你养不活我/我将远走他乡”（《歧路》），在诗人充满悲剧幻灭的生命体验里，唯美风俗而忧伤的故乡心态至少不能让这位精神的浪子，在那里安居乐业。也许诗人要企及的地方永远无法到达，他永远走在流浪的途中，明白无望又拼命奔波。他知道光明的源起与归宿：“而黑夜是一位更博大的盲人/它从容地接纳/从四面八方流浪来的/无家可归的光明。”然而这仍是一位把头理进沙子里的理想的鸵鸟：“一个人在夜里/闭着双眼/望太阳”（《夜诗之四》），“黑的天空/月是一个光亮的窟隆，”流浪进黑暗中的光明与黑暗中光明的出路，构成了诗人心中难以摆脱的精神背向。然而总的说《夜诗》这组优秀之作，典型代表着他颇务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愫：对光明的永恒渴望。在《注定》中作者则又产生了超越本我的强烈渴求，在这首精粹而扎实的小诗中，可以看出诗人业确到位的表达方式，直截了当的话语手法，摈弃了意象运作的技巧感，直刺意义之核：“你总要改变你/你总想战胜在你体内的人……而那个人/是你命的看守/你与他为敌/他却认你为亲。”（《注定》），可以看出他在观察人的生命形态时，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即“本我、自我、超我”在生命个体中相互统一与矛盾。而在《怀念》中，另一方面又实在是展现着他内心的精神冲突。在当代，这种精神冲突的最高情结是海子之死。
二、亲在事实与新诗错位
诗歌与当代的历史与文化究竟是一对怎样共存，是相互介入还是相互对立各自封壁，物与心灵是共生还是互灭？我想这是当代新诗面临并且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
在此我们必须谈及海子，因为海子的诗的确形成长久而广泛的诗歌效应。这位可歌可拉的诗歌天才，以他大量优秀的诗篇提升了当代诗歌的艺术水准，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海子以降风起云涌般的模仿者，庸俗地搬运着海子的诗歌意象，制造出一大批乡土诗，农耕诗、怀旧诗、田园诗、仿古诗，他们关心的是一些逝去而又遥远的事物，唯美而又颓废。在中国这些诗有它出现的根椐和合理性，然而它带给诗坛的是旧病复发的贫血与惰性。我对这些诗歌除了一点点同情和对技巧层面的魔术欣赏外是绝不看中的，他们脆弱又多产，竟然消磨着先锋诗歌的锐气仍无退潮之势。并且在以诗歌界个别的官方刑物推崇中恬不知耻，消遥“法”外，其情状是可悲的，凭着他们成就不了中国新诗的气候。人们忽略了诗所不能忽略的二个问题：对当代现实的介入和对亲在真正的关照。这二个问题决定着艺术的脚印和潮流。各种主义和流派都与此有关，当然了我指的并且平庸的写实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境界。此外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现状与民族记忆决定着中国当代诗人不是梵高笔下的向日葵，在一丛火焰的中心燃烧着阿尔的太阳（日神崇拜），也不是艾略特在《新批评》中指出的回避个性的创作，好扫净心灵的殿堂等候神的降临。在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诗人的当务之急是回到文本，回到真实的人本与当代生活彻底克服可有可无的浮悬式创作：“我要献出倾听苦难有耐心，忍住黑暗中的美”（雪松）。
我仍是坚持认为，韩东等人的创作，为中国新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抛开对他的一片指责声，起码他给了我们一种更高意义的真实感，“诗致语言为止”的论题并不浮浅，反倒从某种角度刻地指向了当代新诗的症结，他们对于文本的老实态度，他们对于人及其生活的准确指认有着内在的严肃，他们有着深刻的思想只是不愿信口说出。
袁勇的诗没有被那些流行病传染，读他的诗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看起来他坚持着独立的诗意不卑不亢。即便是吟诵乡土的诗歌，也是情真意切，意境高妙清新。袁勇的诗中最富魅力的，应是那些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与激情的抒情诗。他的语感与语境很好，背景宽畅，语言机智锋利，如“闪烁的眼睛中横着两把冰冷的剑。”可以看出袁勇对于汉语本身的热爱与注视，外来形成固然重要，可我们是用汉语写诗的，要做好中国诗人是必须穷尽汉语表达的可能。汉语由来已久，她的历史感、柔软感、弹性、意境、简洁、细致、豪华、无法言说等优点，有待于诗人们去开发，我对于当代新诗是持整理文化的，真正的大面积创新时期尚未成熟，但整理本身也是必不可少的，正是优秀诗人们的共同整理、挖掘与寻找，才使诗的语言式具备了今天的局面。袁勇正是这样一位诗人，他的形式上做着多种实验，譬如他在抒情诗中溶入叙成份，就使他的诗焕发着一种凝聚状态与质感。这是成功的。然而在个别的诗中这种叙述损坏着语言应有的空灵，使已获得的诗意张扬不开，而在他优秀的诗中他又用轻巧的比喻，直觉的勾联救活了它们。
三、大诗：“困难界说与二难处境
肯定是一种民族自尊心在作崇，说得简单些就是“面子”，使得一些诗人投入到长诗、大诗、史诗的创作中，最初也是最根本的理由是：中国这样一个诗歌大国竟没有产生过史诗！有一些充满忧患意识与责任感的诗人才为此献身并前仆后继。
江河、扬炼之后可以举出一串至力于此的诗人，海子是大诗创作的集大成者。当代中国诗坛尚不景气，不管这些人的努力成功与否，我们都有责任珍惜他、推崇他、捍卫他。
“大诗”这个词直到现在也存着概念上模糊，这种大诗的主题、结构、语言、篇幅，仿佛均无明确定性，这是诗歌理论的滞后导致的，然而即使有一大批人毅然走远了，并且他们的创作实践已达到了令人振奋的高度，我们可以综合这些作品意会到大诗的品质，大诗大约是介于长诗与史诗之间的一种创作情形。
大诗创作的成就与优长，一些评论家已谈及了许多，我暂不赘述。与尚仲敏先生的观点相似，海子、骆一禾的先验框架在背景上有些“歪”，但他们是以整个人类文化传统为背景的，而且也显然有其中的一支根触及到东方历史与文化，从这一点上说也无所谓“歪”。但我自以为袁勇以《天子》为标志的大诗的出现是海、骆之后的必然现象，我本人就曾计划写出“东方大诗”，而精力、文化视野与才能的不足，致使它迟迟未从我身上产生！袁勇写出了而且非常优秀，我竟有一种轻松感，这说明他的确这诗坛做了一件极有价值的事。因为他的大诗回归到一套东方的神话框架，多维度地地深入到东方文化之核，作为海子、骆一禾大诗的补足，可谓非常必要和富有见识的。
当代中国大诗的不足，显而易见，包括袁勇在内的大诗实践者，采用一种纵向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寻根的手段值得怀疑，因为他们企图用诗的佚锨把这棵人类文化的蓬勃之树，从底部彻底挖出来，以达到寻根的目的。其不知这样以来他们看到根之所在时，活生生的根已是死掉的标本。我觉得寻根的办法之一，就是顺着自我的血脉倾听“根”从底部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听见你的心跳了吗/那是祖宗留给你唯一的声音。”（长征）
另外，这些大诗仍是缺乏一种重要的精神因子，那就是当代现实与灵魂亲在的关照和介入。美国诗人斯蒂文期夺一首《坛子的故事》就有力地佐证过艺术对现实的秩序与现实对艺术的牵制。尽管袁勇的大诗诗溶入了诸多现代意识，但仍是古装打扮、画脸演出的，从文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曲》、《浮士德》、《尤利西斯》、《红楼构》、《荒原》，这些史诗规模的作品，如果拿掉他们的神话框架，就会看到活生生的，直接地对当代题材的深刻指涉。而当代中国大诗就多少失却了被现实的牵制，更多地倾心于抽象精神的操纵。
当代诗歌令人但优的现象之一，就是诗歌触角的多方面消失和某一方面的畸形粗状，这样说来尚需有人接过大诗的接力棒，继续奔跑！
无意批评袁勇优秀的诗歌，只是以此为引，与袁勇君交流一下困扰当代诗歌的诸多是非，算是为当代新诗微薄声援了。
1994/３/２于滨州
精神换血的壮丽历程
——对袁勇《永安寺》的解析与期待
孙 文
肉身在大地上行走，使用的仅仅是时间；心灵在宇宙中飞翔，使用的是包含着时间的空间。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包含着肉身和心灵溶合一体的生命；一个以肉身在大地行走而意识不到心灵的人，是一个盲目的蒙昧者，其一生的历程就如“早晨醒来一块/会走路的石头”（曲有源诗《山民》）。这样言说绝对没有隐含着对时间、对卑微苍生、对平凡生存的蔑视，而恰恰相反的是唯有具备了对生命高度自觉的，对生命充满着悲悯情怀的人，才能用心灵的火焰来观照肉体在时间过程中的生命存在。
诗人袁勇这样认为，“入世是因，出世才是果。没有入世就没有出世；入世的是肉身，出世的是精神；在诗中入世与出世是融合在一起的，精神靠肉体供氧才会飞翔。”（见九六年《诗研究》14期）肉体生存将如何达到生命存在——这是一个在诗学思考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认识。“人是因，文明是果。”这是一个判断的结果。这一命题中孕含了诗学认识上的“生命存在”。在这个面对生命的精神意识活动中，诗人——唯有在生存高度自觉地运用了对生命存在的历史意识，并始终不断地以自己生命的体验实践提升、观照、温暧自然时间，这一命题才会取得最终的文明之果。试看诗人袁勇在自传仪式诗《永安寺》中展现的生命历程：
一位寺者引我浴身，我利索地剥光衣裤
寺者猛然大叫：“你的心呢？快来瞧呀，
这是个被掏空了的家伙！”寺者齐声喝道：
“你究竟是谁！受谁的指使，你是不是真的？”
……
我在光明的后面找到的是别人的影子
我用尖刀在自己的胸膛上轻轻一划
再把消过毒的手指伸进去抓出一些汁液
然后包扎好就去找我的化学教师
“你找到了什么？”血！化学老师说：没留心！
许多年我都这样心肌衰竭，头脑经常
因晕旋而休克。我身兼众多的时代综合病：
液溢、酗酒、溢脂性脱发、痔疮、前列腺炎
我肉体破败，精神随候鸟迁徙，穷途末路 内外成空
诗人巧妙地通过寺者道出在俗世丢失心灵这一结果。在这段叙述过程中，从诗人入寺“利索地剥光衣饰”到“找我的化学老师”，至少给我提供了两条丢心的线索：一、诗的主人公是一个不信教者，而且是任何一门宗教都不会相信的人；二、心是被尘俗的毒瘴给夺走了；“我的化学老师”——这一诗中的意象此刻就格外地显明了。我们不仅要问“你为什么不去找语文、数学、物理老师？”而且要更深地意识到“化学”有可能隐含着更深的指涉。这个变化莫测的时代，魔术般的化合作用是令人着迷的；这样的“化学老师”就更加可疑了。他是诗人心中烙印很深的一个潜意识中的深刻形象。这其中包含着或许是诗人经历中的一段生活故事，抑或真的有这么一个同诗人私交非常的中学老师呢？“我肉体破败，精神随候鸟迁徙，穷途末路 内外成空”，这里最让我感触的是“精神已随候鸟迁徒”这句诗中的“候鸟”这一意象，在此不仅表示了诗人精神随它“迁徒”，更是导致诗人“穷途末路 内外成空”的罪魅祸手。
一九九二年的初夏，诗人无论肉体的生存还是精神生命的存在，都承受着双重火烤烟熏般的煎熬。大自然的气候虽已转暧，但诗人竟没有丝毫的感觉，心中的冰冷已令肉体生命难以维持，诗人激情澎湃，诗人壮怀激烈而怒发却从脑壳上纷纷脱落，不到三十岁的年青生命突被暴虐的市场经济风潮袭击，这时上有老人下有妻儿的他将如何面对生存啊？原本安逸稳妥的做个好诗人的愿望，终于被现实血淋淋的利爪撕碎；这是时代对一个善感诗人的心灵进行粉碎。历史的真实“脚印”从不曾留在闭门造车以粉饰之笔著书立说的学者们的史书中，它只存在于历史起身迈步踏去的时代的瞬间。当历史那脚步再度提起，空间的尘埃荡起生存的烟雾，在那迷蒙的雾霭里，诗人把对生活的激情寄托给了笔端的言说，在这个巨大的无意识的空间里，诗人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即将飞升/但生命却万般热爱”，在激烈的诗兴宣泄之后诗人仍意犹未尽，他还想再追述说明以对自己有所交待：
“这首诗本身既是自传，又是诗与生命交融的仪式。也许将来我还会写出另外的自传诗或仪式诗，但对于这首，我已相当满意。……”
《永安寺》是袁勇二十九岁前的自传，是他在生命精血最为充沛和与现实生存搏击最为激荡时期的忠实记录。诗人的诗篇经过了五年时间的沉淀，今天拿出依然血浪涌起，气势逼人，可见出袁勇当年诗歌语言修炼的功底和精湛的写实诗艺。
一件艺术品，完全可以将我唤醒
像神话中的女娲，将我创造
把我的视力拉到无穷无尽的远处
可以点亮我的一边脸，将另一边吹熄
可以扭曲我的五官，把自己透穿
但我看不见点艺术的陈迹，面对这巨大的
无知，我仿佛沦陷在某条迷路上
从入口处张望：已知和未知的东西在眼前飘飞
如果说，诗人是一些具有表达和书写才华的人，与常人相比这是一个特长的话，那么，对时间、对空间、对无限的追念和沉思则更能体现出一个真诗人与伪诗人的精神特质。入诗的心境，对真正的诗人来说是自由的。人类诞生以来，诗歌从没有停止过她的歌唱，诗意从人的心灵中滚滚而来，澎湃而出，体现在历史咏叹的各个领域，从伦理精神到哲学、宗教、政治科学，人生中无处不飞动着昂扬的诗意。诗的空间绝不仅仅意味着审美的情趣，更深的本质是：对生命神圣的关怀。诗意孕含着对短暂有限的叹息，包容着对无限永恒的感怀、念赞和对生命的永恒信仰。在对生命的永恒信仰的诗学空间里，个体的诗人身份来自于——心灵世界在外部物质世界和宇宙世界的压力下，经由独立的生命感受而与现实时间（时代）一起自觉地把信仰生命的追求放入诗意化的历史实践。
在当代汉语诗界的个案考察中，从海子的自杀，到顾城杀妻自杀的悲剧，我们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生存背景，那就是海子和顾城均是一个没有真正进入诗的空间的诗人，他们以其悲残事实的指证告诉我们——他们是被审美精神所杀——“审美是不关乎利害实在，而只涉及纯相形的趣味的判断。”（康德语）在这“审美的纯相形的趣味判断”中，海子的精神无限膨胀，到了把自己认做是：“中国的诗歌王子”的臆想之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说，在当年怀抱诗篇走入四川盆地，想找到对他诗篇敬仰不已的四川诗人，其结果四处砰壁，因为那时盆地的才子诗人个个沉浸在自己创作的诗篇里，谁也没有耐性倾听一个名声不响、地位不尊的诗人的声音。海子在仰郁中回到北京，偶然碰到了他在大学里单恋的那个姑娘。诗人心潮澎湃，未曾想人家姑娘对他冷气一团。只沉浸在自己“纯相形的趣味判断”下的海子，这个安微乡村农民的儿子，以特殊的才气考入北大的天之子——自命为：汉语诗歌的王子，怎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几天几夜心如刀绞的痛苦翻腾之后，他终于喝醉了，当着众人说了很多伤人伤已的话，酒醒之后无地自容，在多重打击下，终于怀抱诗篇横尸在山海关。再说顾城在新西兰流球岛上建立起了自己臆想的审美“帝国”，企图想过着一种仅凭个人趣味营造起的一人二妻的田园式的美梦生活，结果自个儿离了妻子连生计也无法维系。最终英儿走了，谢烨也不愿处在他的王国之中。这时，眼看着自己营造的世界将要崩溃，诗人便在绝望中变成了杀人的凶魔，最终自己也不能善终。这仅仅的两例只是当代汉语诗歌界某种倾向的极端例子，而成群接队的将遭受“审美精神残害”的中国诗人，现在正日益走红变得大名鼎鼎。正准备把自己摆放在某个“历史位置”的诗人们，我将忠告你们：生命至尊自贵，切莫为了那点名声那个地位，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千万别为了达到自己“纯相形的趣味的判断”臆造出来的美梦迷幻世界时，也跟海子一样让至尊至贵的生命烟散。
袁勇的自传《永安寺》中，就已透露出了这种“审美”不成，干脆脱离肉体的危险审美倾向：
大地暗淡，天空低重，万物一派静寂
黑夜如此博大、深邃。月晕像条巨大的子宫
笔直投下，将群山笼罩；远处影影绰绰
闪动着谁的影姿？风攀附着寺门，从天空深处
传出亡灵的歌声：
“先生，你的星座升空，时辰已到！”
尘俗囚禁了我这么多年，我拼杀了这么多年
挣扎和爱，如今我将全部交付
妈妈问：“你是一个失败的孩子吗？”
如今我回答：“噢！不！妈妈
我活得很值得，也很精彩！”
我毫无保留地付出了我的一生
我拼杀，挣扎，爱，最后一无所有
只留下这即将自焚的躯体。妈妈，但我值得
瞧，妈妈，祭坛已摆好，柴已堆得高高
我即将献给我最后的这具躯壳
最后这点点尘埃。我将追随我的真而去
我将与真同行，在极乐处，真指引我向返回
最初的原来。在那里，智慧和诗到处飞行
悲剧朴素地舞蹈。我将在天地的中心定居
与善良的亡灵为伍，与先知为邻
噢，妈妈，我对得住，很实在
星座已闪烁，火焰已发光，听见了吗？妈妈
虽然我即将飞升，但生命，我却万般热爱
在现实生存中的袁勇，最终做了勇存者，在与现实生存的顽强搏斗中，他以清醒的现实精神，率先只身下海，羸得物质上的自由，为今后再能重回自己心系的写作净地，大干了三年。“这三年全力付出总算达到了最初的心愿。我想，今后即或是我只身走天涯，妻儿也不会挨饿，也不再为住房发愁。”这是诗人对生活作出最朴素的回答：是诗人肩负着生命信息对生活具体入诗的实践；是诗人说出的平凡而又深具生命关怀、生命实践之责任的话语；是诗人自生活深处告诉我们的最本真的生活之诗章。在与现实的抗争中，诗人终于又完成了他生命之诗的“第二次涅磐”；诗人第一次濒死的体验在一九九一年元月一日，《永安寺》中记下这个场景：
……1991年1月1 日，我独自一人
环行泸沽湖，我被巨大的恐惧袭击
从小我就被婆婆教会了信神，是个虔敬的孩子
但那时，在泸沽湖要命的荒凉深处
神像远离贝庞城一样远离了我。死亡
像狼一样紧紧尾随着我。在浑浊的日光下
在剌目的雪光下，我像个失去了双亲的婴儿
流下了汪汪的泪水。在绝望中我突然大声嚎叫
“神啊!我受到了恐惧的击打
总有一天,我要向恐惧一样地报复恐惧!”
此刻，诗人从记忆到笔端的恐惧，为我们提供了人从幽邃的内心世界深处发出的绝望的嚎叫。死亡在这里不仅仅是“神像远离贝庞城一样远离了我”，而且是行动着的“像狼一样紧紧尾随着我”，……这无比的惊惧震憾，或许早已超过了诗人心灵空间所能承载的记忆沉重和疼痛，他在苍茫中为我们沉痛地写下：“在浑浊的日光下/在刺目的雪光下”——景物与心灵相互产生巨大交融的一刹，诗人成了“失去双亲的婴儿/流下了汪汪的泪水”。太阳浑浊冰雪残光，冷酷的原始寂静中，一个无助的婴儿忍不住悲啼的哭声，撕心裂肺地成为了生命在绝望中嚎叫的绝响……此时此刻，如果你，如果我，如果是任何一个拥有独立生命体的人，站在这里，你会听到诗人描写下的生命气息和人类在残酷的原始自然中所发出的永恒心跳，那是隆隆的血脉之声的永不停息：
我突然大声嚎叫
这是诗人代表人类，在绝望之中发出的生命永不屈服的“嚎叫”，这嚎叫里人的气息涌满，生命的滋味百生，人的心灵空间感念无限……这是人的生命在最后时刻，作为一个诗人，作为袁勇自己存在的明证。一个诗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独特的个体，在濒死的一刻中，面对时间、空间、宇宙那无限的永恒，发出的最无奈的渴望。我们可以对照里尔克在《严重的时刻》中的“哭声”。
里尔克的声音里充满着冷寂、绝望的寒凉，没有真诚关怀和温暧的慰藉。诗人、小说家北村说起过他的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那时，北村虽然小说已在全国走红，但内心的生命却晦暗无明，他跟妻子离了婚，把自己封闭在写作的疯狂里，除了用文字游戏和花样翻新的语言来表达他生命声息的喧哗与苍白的骚动外，一切都是死亡的。有一夜，他孤身一人在大雨中骑着摩托车，漫无目的地游荡，突然摩托车熄火，就在他推着车艰难地朝向雨幕的黑暗深处走去的时候，里尔克的诗句《严重的时刻》一行一行地刻进了他的脑海，一行又一行地逼迫着这个心灵世界充满死灭与苍白的人。他突然扔掉推着的摩托车，站在大雨中泪水滂沱：我要死——我要立刻就去死！我要马上就投入到死灭的行动中去！这就是北村的刻骨铭心般的死灭体验，在经历了这次最残酷的摧残之后，北村说：我诅咒里尔克！啊，也许我们是该到了重新批判、重新审视、重新思考里尔克这可疑的令人类心灵暗然无光的著名诗篇了。而此刻诗人袁勇在绝望中的那一声嚎叫——那在绝望死灭之中发出的抗议之声在我的心中冲荡不息，足足的饱满，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在人类世界中，只有对生命充满着无限热爱，对光明充满着热切的希望，对永恒的生命充满着坚定信仰的人，才是真正地具备了诗学精神的人，才有资格，有能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不是仅仅用文学的趣味在诗艺技能上来回游戏的工匠。亿万篇智行操作高超的诗篇，也不抵一句对生命充满热爱和信仰的诗句。高扬对生命至尊至贵的信仰，并且在希望的光明中去追求的人，才是用生命去写诗的人，才是充满着光明、热爱和温暧之火种的、精神澎湃的诗人。诗学精神绝不能与审美精神划等号。诗学精神，应该直接指向对生命的无限关爱。它排除掉没有生存背景的文本指证——它要求学术回到人的现实大地，能够在生命存在的背景空间考察到灵魂对生命体的神圣观照。它不仅仅关系到对生命的爱的信仰，更关系到具体的生命在时间中、空间中（时代中和历史中）、有限和无限中，去实证灵魂的永恒和博大的存在。
你验证的是学术，
我验证的是心灵。
你验证的是学识，
我验证的是生命。
（孙文《光源》）
用生命实践贯穿而起的诗学精神，才是人类生存的最高精神天性。这种“天性”是运用在生命每一刻中的灵魂体——日常生活的修炼和运用生命实践的每一自觉目的，就是要接近或者达到这一精神的天性和生命永恒存在的灵魂。诗化人生的实践道路，也将会随着这门崭新的诗学理想而展开。这是生命觉悟和实践之路。这是生命通过觉察、觉醒、体验、认知，然后进入灵性、灵感，进入悟性和自己心灵最深寂之处的灵魂之呼吸——纯洁的语言，发出声音的本质和根源。诗化人生的实践道路将成为人类文明的崭新可能即在于：生命实践道路的完成将通过精神换血这一壮丽的生命历程。所以，诗化人生的观念绝不仅仅停留在“学术理论”中，道路只存在于你的生命实践，心灵实践中，存在于你朝向热爱和温暧的光明追求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体。谁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去实现，并成为诗学实践中的学者、体察者、觉悟者、否定者，以及坚定的信仰追求者。
诗必以最大的无限进入生存之重，
昭示真并呼唤神圣，以杜绝“奥斯维辛”
的重演，并给一切受难者以神圣的关怀。
——余红《奥斯维辛之后》
神圣的关怀——绝不能仅仅只停留在学术的研究和理论的学习上，她是具有生命气息的，温暧的，纯洁的，善良的，充满着光明的生命实践。哪怕是诗人袁勇在绝望深处所发出的那一声仍然充满着拼搏挣扎气息的——嚎叫！诗人袁勇在生存绝望深处的呐喊，也在验证着他的生命追求和对生命的无限渴望。于是他带着生命之中尊贵的灵魂之光重新回到了生存的大地。今天的袁勇生活得自在而坚定。
当我忘却自己时就得剖析自己，就得
深入自己内部，察看我的德行和良心
这是诗人用深刻的生命体验，熔炼出来的生命箴言。“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哲人为全人类提出的一个最大的研究课题。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类可以飞跃太空登上月球，但对自身依然还未认清。诗人凭着自己对生命的感悟把对生活的认识提高到了自觉的理性上来，把对生命的直觉上升成了对生命的思想：“深入自己的内部，察看我的德行和良心。”诗人明澈地深思到生活本质不在于外部的寻求，或者不仅仅只在于外部的寻求、更重要的是一切根本都还在自己的心中。心灵的世界使人在人世间获得了道德伦理、良知正义的德行证明；没有心的验证，人的一切都是徒然而蒙昧的，都是行尸走肉、物欲横流。千古的诗句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就是因为她将心灵之光凝聚在那照彻永恒的精湛语言之中。而那语言之光中孕育着神奇的爱的伟力，不断地在心灵境城中唤醒着沉睡的人性，直到把自己的心灵之光播撒到一个又一个锁闭着的心灵之中去。诗人用最简单的字、最简洁的语言，把一种巨大的精神气势给贯穿起来,使人感觉到心灵之光的伟大所在,并受到启示和震憾;重新以这个思考的高度继续思想,最大限度地把想象的激情和巨大的凝聚力结合起来,把象征着我们更高理想的愿望挖掘出来,展现出来,一直开掘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把人性中潜在深藏的力量加以开发和利用，使人的完善得以更大的提升。认识你自己——从自身大脑潜在思维能量的开发和利用做起，这或许才是人类整体化现代工程之中的首要工程。诗人为我们截获的顿悟,给我们富有启示的箴言的意义就在于：从认识自己出发，到成为你自己。然后再到实现你自己，再走向更高的超越你自己。在生活中，你不要总肤浅地期待着一些世俗的满足，被人赞美，夸奖你的名份与财富，那一切在人的一生中，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其总量与心灵的充实与丰润相比，只能是时间的陪衬，过时的新潮时装，甚至连思想也有可能是新瓶盛着老酒。只有当你以自己的独特而光茫四射的精神和生命实践的追求，在心灵事业中放射异彩的时候，你的超越自我的理想，才有可能成为你人生的现实。
做一个诗人，做一个无愧地始终忠诚于自己心灵的诗人。你无论生活在哪里都应该以你那罕见的真诚和静穆的诚信去追求善的实践，达到真的境界，赢得美的花园。无论你生活在高处或是低层，都应该对生活充满坚定的信心，拥有自己生命的品德和气质，并让这一切成为你修炼灵魂的坚实大地。心存高志放眼天下，心怀悲悯善待万物，直到把你的灵魂熔炼成生命之诗。
诗歌，当你从冷凝激情的月光中脱颖而出，化为悬垂于空间的柔情和闪耀神秘之光的金星，你的光是多么沌洁清激啊！在深夜或黎明——你始终就是人类在宇宙间的指路明灯！
——孙文《光源》
当你的人生有了心灵的醒觉，昨日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的旧梦，新的生活也将随时为你而打开。那支写作的笔将被沉思着的心灵之光无形地牵引，让你无拘无束地描绘那自然的最高峰巅。在星光的锤炼下，黄金般的文字境界赐予你永在的激情，并把畅想和永恒的情思记录下来，经过苦难的磨砺，遭受无穷灾变的打击，直到这时，你手中的诗篇才会拥有更高的内容和绝美的形式，你的诗篇中也才会写出那冷凝激情的伟大德性。诗人的生命和诗篇会壮丽地融合为一体，进入到那博大精绝的永恒之中。这就是诗歌最伟大的纯粹的德性。德行——是人性中最崇高的山峰。作为诗人的袁勇已经清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现在我努力做到的是一个人面对自己，使自己正本清源，呈显生命本体的澄明，清除那附加在生命和生存中的一切名利伤害。我很高兴能处在返回的路上，我多年以来一直追求的自然和朴素，今后将是我全部人生的道路。我不喜欢城市、而喜欢乡村；我不喜欢聪明的城里人，而喜欢朴实的农夫；在城市与乡村对抗与寻求间，我将达到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生命本质的醒觉让自己的生活之路出现澄明的壮丽，实现自我达到完善。”
一位友人的诗篇写得装丽而诗意盎然：
一座岛屿被触摸。
透明的海浪手指、礁石
道路在水底发出
便之成其为道路之光。
——史幻波《书札》
这诗中所描绘所吟诵所念赞的，也许正是袁勇的未来。而这诗的命名却是“苦修者”。人生充满苦难而袁勇历来都是迎着苦难而上的勇者。他的诗如其人，人如其诗。他通体灿然，笑声嘹亮，性情豪放，只是发起怒来有些惊天动地……他用本真的诗心锛炼自己的一生。作为多年诗友和生命的兄弟，此时，我心中涌满吉祥的喜悦，默默地为他祝福……
一九九七年十月六日于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