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天津文庙：双庙毗邻，崇化继奠（上）
天津因建卫而有了卫学，因卫学而有了文庙。
关于天津最早的记载，应该是本自《金史·完颜佐传》：“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颜齩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齩住副之，戍直沽寨。”
文庙门前的寂静
直沽寨应当就是后来天津的大直沽。元延祐三年，朝廷命副都指挥使伯颜镇守直沽，同时改直沽为海津镇。到明永乐二年，天津设卫，《明太宗实录》称：“设天津卫。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同年，设天津左卫。永乐五年，“改青州右卫为天津右卫”（《明太宗实录》）》。
下马碑
清顺治九年，朝廷将天津三卫合为一卫，统称天津卫。这种称呼流传到今日，老天津人仍称自己是天津卫人。其实卫为军事单位。雍正三年，清廷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又升为天津府。
小花园内的大门
1928年天津升格为天津特别市，之后几经变迁，成为了中国三大直辖市之一。前些年重庆也升格为直辖市，故中国至今有四个直辖市。
另一侧的牌坊
关于天津卫设立卫学的起因，乃是跟天津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天津整饬副使毛公德政去思旧碑记》中记录了当时天津的社会状况：“盖天津近东海，故荒野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风俗不甚统一，心性少惇朴。官不读书，皆武流拙者；竖子不解事，巧者能辩有口，且万灶沿河而居，日以戈矛弓矢为事；兵马倥偬之际，而欲其和辑小民，不亦难乎？既不读书，争相骄侈为高，日则游猎从，歌舞俱在衣襦纨袴之间，而欲其道德揖让，不亦难乎？”
文庙入口 牌匾
因为天津处于九河下梢，而古代船运是主要的运输渠道，故这里聚集了大量的外地人，因为各地风俗不同，船民少有读书者，且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械斗，致使社会治安败坏，故而设置卫学乃是教化当地百姓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想将天津的社会风气由武改文。故《提学佥事殷武卿揆文书院记》中明确地说：“卫学之设，实寓修文于武卫之中。盖上以人伦为教，则下以惇伦为事，风习渐涵，恩义维系，由是战则胜，守则固，文教武卫，要不可歧而二之也。”
等候的小狗
关于设置天津卫学的时间，来新厦、郭凤岐主编的《天津通志》中的《天津卫志》载：“天津三卫者，未有学。正统纪元，圣天子嗣位之初，以武臣子弟皆将继其祖、父之职业，以效用于时，不可不养素而预教之。乃命天下，凡武卫悉建武学而立之师，选武官与军士子弟之俊秀者充弟子员，于是天津及左、右卫始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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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天津卫设立卫学的时间是明正统元年。其原因乃是卫所的武将子弟均习武而忽略文教，于是朝廷下令各地武卫都要建立卫学，选择武官的子弟入学受教。
天津在设立卫学的同时，修建起了学宫，学宫建造用地乃是由当地的一位官员捐赠的。《天津河北文史》第10辑中载：“正统元年（1436），由天津左卫指挥使朱胜捐宅办学，为‘卫学’之始。”
棂星门
关于天津文庙的建造时间，杨莉在其专著《民国时期天津文庙研究》中称：“正统十二年（1447），建成大成殿，并在景泰五年（1454）之后，每次春秋祀孔礼颁胙肉时，赐予当初捐出学宫地的朱胜后人一个猪头。先建成了学宫，12年后建成了文庙的大成殿，天津卫学基本完成了‘庙学合一’的形制。”
万仞宫墙
此后天津文庙经过陆续增建，逐步得以完善。《天津卫志》载明天顺二年，户部员外郎监督军储谢延年为文庙增建两庑，对于其增建的原因，文中提及：“其时文教聿兴，规度未备，虽创建文庙，而两庑迄今二十余年未立。每过春秋二祀，蓬席为舍，设先贤位，祭毕撤去以为常。景泰丙子领教以来，顾兹缺典，未尝不抑郁而发唏嘘之叹也。”
孔子像
可见文庙建成之后，二十多年内都没有两庑，每年春秋两次举办祭孔仪式时，只能临时搭建棚舍，等祭拜完毕后再拆除。这种因陋就简的方式令谢延年颇为感慨，于是集资修建了两庑，同时又以多余的资金在大成殿内增建了像龛、重修了棂星门：“凡材用之出入，渊实掌之，经始于是年三月，落成于七月，计若干楹，覆以瓦，甃以砖，各辟二门四窗，涂以丹艧，设木主、造香案如仪，又以余资增置正殿龛案，重修棂星门，皆以次成，始有足观者。”
庙府状元桥
天津文庙的硬件设备直到明万历二十九年基本完备，赵宝琪、张凤民主编的《天津教育史》中在“万历二十九年”条中称：“巡抚汪应蛟联合张汝蕴、李望瑞等人重修天津儒学。这次的修缮工程最为浩繁。‘为之凿池，为之易门，为之崇殿基。为之建文昌寺于东，移启圣寺于后，而迁名宦、乡贤、俎豆于学之旁’。使学宫为之一新。”
状元井
关于天津文庙的建造及修缮资金，杨莉在其专著中认为“主要是由官员捐俸，邑绅捐献。”而后转载了《天津卫志》中关于天津文庙修两庑时的情形：
天顺戊寅，适户部员外郎栖霞解公延年监督三卫军储，谒庙之余，以补漏为任，顾材用无所出，乃首捐己俸为倡，又集三卫官僚而语之再四，始各出奉有差;于时境内者老高仲良、蒋英、高冕辈闻之，而递相播告，以乐助之。凡材用之出入，渊实掌之，经始于是年三月，落成于七月。
府庙泮池
这种情形一直为天津文庙所沿用，比如《天津县新志》中载有同治三年一些地方大员及天津官员捐资修建文庙的数额：“兵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捐银贰百两，直隶布政使司石赞清捐银肆百两，长芦盐运使司克明捐银贰百两，分巡天河兵备道李同文捐银贰百两，升任天津府知府潘霨捐银贰百两，天津府知府费学曾捐银壹百两，天津河防同知陈重捐银伍拾两，天津海防同知姚经陛捐银伍拾两，天津县知县张余庆捐银壹百两，长芦分司运同王嵩皋捐银伍拾两，长芦批验大使左晨捐银拾贰两，长芦盐经历钱沂捐银陆两，长芦盐知事孙锡恩捐银陆两。”
龙头出水
古碑
除了这些官员之外，当地一些商号也纷纷捐钱：“义丰号捐银壹佰玖拾壹两叁钱，义兴成捐银贰拾捌两陆钱捌分，长裕号捐银壹百壹两陆钱，德盛号捐银壹百捌两捌钱玖分，义森号捐银拾玖两陆钱肆分，义开德捐银陆两壹钱伍分。”
残件
然商户所捐之钱跟那些官员的捐款额比起来相距甚远，而一些文人因为家中贫穷，捐款额就更少了，比如“举人李世珍捐钱壹百串”“庠生冯僧年捐钱肆拾串”，捐款额最少者乃是廪生李逢春，因他捐钱数额仅是拾串。而头品顶戴张锦文捐款数额则为“银伍百两、钱壹千捌佰肆拾串”。由此可以看出，天津文庙的修缮款主要是官员捐俸，其次则为商号赞助，而普通学人的捐助额堪称杯水车薪。
《论语》
有趣的是，天津有两座文庙，且两庙仅一墙之隔毗邻而建，虽然在其他城市也有两座文庙的情形，但少有像天津这样将两庙建在一起。关于这种情形的来由，杨莉在其专著中称：“雍正九年，在天津升州为府以后，在附郭设置天津县，所以在雍正十二年（1734）又在天津府学西侧建立了天津县学。此后，天津的庙学就有府学和县学两级，府学称‘上庠’，县学称‘下庠’，二者不相统属，只是学额有多少之分。”
荫凉下的刻石
此处讲述的是府学和县学，而天津属于庙学合一的建制，故两学又分别有孔庙，《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载：“儒学建设在孔子庙堂之侧，所以重道崇儒，俾莘莘学子近圣人之居，以资观感也。”故天津既有府文庙，也有县文庙。
难睹里面情形
然而这两座文庙因属性不同，故每年春秋丁祭只是在府文庙举办。1937年后，成立了伪天津特别市，当时天津县希望接管天津县文庙，天津县署向当时的特别行政处提出：“天津县东门内文庙，虽在天津特别市区域以内，但市署不便因有两庙而举行两次祀典，亦因庙在市区，致天津县无处举行丁祭祀孔典礼、事关天津一县文化观瞻，与普通市辖庙产情形不同，似宜归划天津县署管理。”（《关于准将天津县文庙仍划归天泽县署管理致天津特别市公署的训令》）
府庙中轴线 一律朝前的刻石
华北政务委员会批准了天津县署的请求，然而却遭到了天津孔庙保管办事处的反对，该处给市公署的公函中称：“查天津两庙纯为地方公产，向由当地士绅保管。自明正统元年朱胜捐私宅创建以来，已五百余年，历次修葺，率由士绅兴起，至民国十二年殿庑将倾、宫墙残坏，复由当地士绅集款落地重建，以庙基为私人输捐，费用为私人募集遂设保管办事处，函准官署备案有案，每值举行祀典，官署照例函知敝处襄助筹备官绅在两庙同时并举，故天津祀典独盛他邑，至于每年修缮亦例由敝处负责筹措，历尽困难。”
名宦祠外观 名宦祠内的牌位
可见，无论府文庙还是县文庙均属地方公产。明正统元年，朱胜捐私宅建造文庙，距此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此后每次修建都是由官员和士绅捐款。虽然筹资历经艰难，但却说明了两处文庙的庙产都不属于政府所有。此文中又谈到：“在从前官府，曾有将文庙处分或改作他处所之议，几经折冲，始克保有，今日虽属两庙，其实一地相连。而保管之权未能划分。”
大成门
大成门匾额
看来以前的官府就打过天津文庙的主意，经过有识之士的争取，两庙得以保留下来。同时，府、县两庙处在一个地块上，且两庙在权责上并没有具体的划分，所以他们希望天津县能够遵从两庙的沿革，不要将其划走：“兹天津县未明究竟，坚请划拔，敝处深惧今日放弃保管权，异日难免有妄行处分，甚或误认官产，强行变卖者印证以往，杜渐防微，未敢缄默，总之天津两庙为数百年来当地人士保管之公产，自应始终由当地人士保管之，既与官府所辖之普通庙产情形不同，又与其他地方官府保管之文庙财产者亦不同，故天津文庙保管问题，证之以往沿革情形及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