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琢 | 《庄子》“吾丧我”思想新诠
本文对“吾丧我”的探讨，是从传统“小学”通往哲学的一次尝试；对“吾”“丧”“我”的词源意义的考察，是这一尝试的起点。通过汉语词源学方法，我们将探讨这样一些命题：“我”和“吾”的词源意义与精神实质是什么？“丧”是怎样的一种精神运动？“吾丧我”是如何统摄《齐物论》的思想体系的？这些命题的探讨，均有助于我们理解“吾丧我”在《齐物论》及《庄子》中的核心意义。
一、方法：为什么是词源学？
通过“小学”考证探讨“吾”与“我”的不同，是理解“吾丧我”的重要路径。前人的研究体现为三个角度：语义、语用、语法。《说文》：“吾，我自称也”，“吾”和“我”的词义并无本质不同，因此，学者多通过语用特点、语法位置的对比来展现其差异。如陈少明先生指出，“‘吾’是一般的自我称谓，故它常作为主语使用；‘我’则相对于与非我关联时的自称，如今天沿用的你我、人我甚至物我等说法，他可以用作宾语，也可以用为主语。”[1]这是典型的语用、语法的辨析。但正如陈静先生所言，这种差别是“倾向性”的，而非“规定性”的，我们看不到“吾”和“我”之间具有鲜明的“概念性的分别”[2]。
吾、我
载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清嘉庆二十年刊本
二、“我”：人物关系的倾斜
《甲骨文合集》10405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倾斜”的词源意象和“我”的关系是什么呢？理解这一问题，先要明确庄子对“我”的反思视角。陈静先生指出，“在庄子那里，‘我’是对象性关系中的存在，永远处于物我、人我、彼此、彼是、是非的对待性关系之中，相对于不同的对象，‘我’又具体地展现为形态的和情态的存在。”[6]在《庄子》中，对“我”的理解体现为三重角度：人物关系中的“我”、形体的“我”与精神的“我”，后两种“我”的特质又是以人物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倾斜”和“我”的关系在于，自我意识具有“倾斜”特性，它的实质是一种人物关系的不对等性。在人与物、心与万象、主体与存在之间，由“自取”而导致了以“我”为中心的关系倾斜与认识偏重。这就像一个身躯沉重的人跳上蹦床一样，他的位置往下一陷，周围的人都向他倾斜——打破均平，发生倾斜，都与“独重”的状态密不可分。自我意识亦是如此，“我”在人物关系中是最重要的，一切事物都以之为中心进行倾斜，从而形成了属于“我”的一隅，这是个体生命牢不可破的角落[7]。
“我”的倾斜是如何形成的呢？“吾丧我”之后，庄子旋即提出“三籁说”，在三籁的发展脉络中探讨“成心”与“成形”的生成机制，这是对“我”的进一步说解。从“大块噫气”到万窍之声，再到人为的丝竹管弦，“三籁”展现出由整体走向判分的、心与物共通的生成框架。其中，“大块”是宇宙混沌之象，“噫气”象征造化流行，“天籁”既是生成万物的本体之“道”，也是作为各种精神现象的内在依据的“真心”。天籁吹过不同窍穴，奏响地籁的“万窍怒号”，喻指多样性的存在样态与精神形态。到了人籁，“比竹”是对自然的仿效与规范，代表后天的执取、分别与是非。我们将其哲学隐喻表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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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 |
地籁 |
人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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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
大块噫气 |
众窍之声 |
比竹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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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真心 |
成心 |
是非纷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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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道 |
成形 |
终身役役 |
在“三籁”的判分运动中，由“天籁”到“人籁”的过程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一方面，“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郭注：“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三籁”的生成是“自取”而非“他予”的，不依赖任何外在主宰，因而是自然的；一方面，具体心物形态的生成是精神运动和宇宙造化的规律，人文价值的不断创造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地籁与人籁都是“不得已”的必然进程。“我”与地籁相应，天籁之风吹入地籁的不同窍穴，形成了具体而多样的万籁；进入窍穴、进入角落、进入具体的心物存在——这种“不得已”的入隅运动，是“我”得以产生的根源。“我”的具体性与特殊性使之呈现出“倾斜”特点，在每一个人的外在样态（成形）与精神形态（成心）构成的存在角落中，“我”与整体性的世界区别开来。就形体而言，“我”表现为“成形”的外在样态，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体形貌。“成形”与“成心”密不可分，“形”何以能“成”？人执之而成！它的背后是各种与身体有关的人文价值的纷争执取。因此，“成形”成为生命悲剧的重要来源，“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亡”与“丧”同源，倘不能“丧”其成形[8]，生命不断与外物顺逆往复，直到“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庄子称之为“行尽如驰”，当不得已的入隅运动不能自觉与自反时，“我”的倾斜与强化、“我”与物的对立也就永不止息，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存在困境。
三、“丧”：作为退场的精神运动
从词源上看，“死”是一种消逝的状态，《说文》：“死，澌也”，死者的生命犹如落在烧红烙铁上的水滴，化作一缕水气，散入虚空；“亡”则是一种离去的状态，中国人以“亡”言死，是不忍说生命彻底消逝，仿佛只是永远离开一样。因此，和“亡”相对的不是“生”，而是“存”。所谓“存心”“存诚”“成性存存”，这是一种理性的凝聚与集中，是精神的“在场”状态。相应的，“丧”与“亡”是理性的游离与排遣，是精神的“不在场”状态，也就是“我”的退场。那么，退场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呢？离开了固有的场域，“我”又将归往何方呢？
郭象用“忘”解释“丧我”的退场方式，“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说文》：“忘，不识也。”这一解释自有其训诂依据。“忘”与“识”是对立的，“识”是一种人文的标识，它与“志、帜、职、史、时、事”同源，无论标志、旗帜、职业、历史、时间、事项，都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人文标识。“标”与“识”结合成词，它建立在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只有在网络状的信息关联中，坐标才能具有定位的意义。我们熟悉“刻舟求剑”的成语，“刻舟”之所以是一个失败的标记，正是因为舟的游移让契刻的参照系丧失了。既然人文标识与知识体系相互依存，“忘”作为标记的去除，也就意味着“知”的退场，它在《庄子》中甚为常见：
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天地》）
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达生》）
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达生》）
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齐物论》）
寿夭俱忘，穷通不足言矣。（《天地》）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
四、“吾”：与万物相遇
《梦蝶图》
元刘贯道绘，美国王己千先生怀云楼藏
五、结语：意象与哲理之间
对“吾”“丧”“我”的分析是理解齐物思想的枢纽，词源学方法则为我们探求“吾”与“我”的意象性分别与“丧”的意象性特点，提供了根本性的启示。对《庄子》研究而言，如何沟通意象与哲理的关系，从而把握其哲学特质与语言特点，始终是关键性的研究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意象与哲理的张力不仅存在于文本之中，亦潜藏在汉语言文字的内部。利用汉语词源学方法辨析词源与词义，由语文世界进入思想世界的深处，为“训诂通义理”的传统提供了新的进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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