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古代各个民族都有“中国”认同意识，才使各个民族逐渐凝聚到“中国”这一共同旗帜之下，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

从多民族视角考察古代“中国”观2021年10月11日 10: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永春打印 推荐虽然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中国”观已多有研究，但美国“新清史”一派学者仍然主张以华夏汉族和非华夏汉族作为区分“中国”和“非中国”的标准，认为只有华夏汉族才是中国，不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国”。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一词的涵义很多，不仅具有指称华夏汉族的涵义，而且具有指称京师、中原、文化、国家政权和“继承性中国”等多种涵义。实际上，古代的“中国”一词并非以指称华夏汉族的“华夏中国”“汉族中国”为主要内容，而是以指称王朝国家（即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为主要内容。古代使用“中国”一词指称王朝国家时，不仅指称华夏汉族建立的王朝国家，而且指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无论是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古代用以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都不是单一民族的“中国”，而是多民族的“中国”。综合来看，古代“中国”观的发展经历了六个时期。“中国”观念逐渐萌芽并形成先秦是“中国”观念萌芽与形成的时期。学界普遍认为，记载西周初年史事的《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和《尚书·周书·梓材》中的“皇天既付中国民”，是目前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中国”一词。文中所说的“中国”，已经具有指称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即后来所说的中原地区）、一国之中心的京师以及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等多重涵义，而以指称国家政权为主要内容。最早见诸西周初年文字记载的“中国”一词，应是在社会上流传一段时期之后才会用文字记录下来。这说明“中国”观念的产生，应该在西周初年以前。一些考古工作者根据“中”和“地中”（也称“土中”，指地之中心）等观念的出现，认为最早的“中国”或出现于陶寺文化时期，或出现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等等。如果我们借助文献对“中国”的追述，将“中国”观念最早出现的时间确定在夏王朝时期，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最早见诸西周文字记载的“中国”一词和最早出现于夏代的“中国”观念，当时还没有用来指称华夏和华夏文化，并非是一个仅仅指称华夏族的种族概念，也不是一个指称华夏文化的文化概念，而是主要用来指称国家政权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一词在原来用以指称天下中心的中原、一国中心的京师和国家政权的基础上，出现了用以指称华夏族的种族涵义和指称华夏文化的文化涵义，并在其基础之上产生了“贵中国（华夏）、贱夷狄”“内中国（华夏）、外夷狄”等思想观念。同时，又产生了不以地域和华夏种族区分中国与夷狄而以“礼”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思想观念，认为“中国（华夏）”和“四夷”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中，尤以“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可以互相转化的观念影响最大。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互化”，虽然对华夏和夷狄来说是平等的，只要懂“礼”就是中国华夏，不懂“礼”就是夷狄，但时人所强调的“礼”主要是指称华夏文化之礼，亦即周公制礼作乐时所构建的“礼”，并以此“礼”泛指华夏文化而不包括夷狄文化，实质上仍然是“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观念在其中起到支配作用。受其观念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重视中国华夏文化、崇拜中国华夏文化、向往中国华夏文化的风气，“中国”认同观念随之而萌生。“中国”观念初步发展秦汉是“中国”观念初步发展和“中国”认同观念形成的时期。秦汉时期，“中国”一词虽然也具有指称天下之中心的中原地区、一国之中心的京师、秦朝以前的华夏族和两汉形成的汉族、华夏和汉族文化等内涵，但仍然主要用来指称秦、西汉、东汉以及历史上的王朝国家。秦朝将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吴、越等戎蛮统一整合为秦朝一国统治之下的臣民，在称其国为“秦”的同时，也称之为“中国”，并获得少数民族的认同。宋末元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就称“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等等。这就使从西戎发展而来的秦朝“中国”与华夏“中国”呈现出很大不同。由西戎发展而来的秦朝“中国”，不仅包括华夏和中原地区各族人，也包括受秦朝管辖的黔中、闽中、南海、桂林、象郡等边郡的少数民族，初步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的“中国”。西汉和东汉时期使用的“中国”一词，也以指称两汉王朝国家以及历史上的王朝国家为主要内容。两汉虽然是以汉族为统治者建立的“中国”，但与仅指称“汉族”和“中原”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大差异。两汉时期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人、中原地区各族人，还包括边地的少数民族，即受汉王朝管辖的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益州、南海、苍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边郡的少数民族，也是一个多民族的“中国”。两汉时期，不仅称呼两汉王朝国家为“中国”，而且在先秦时期出现的“华夷同祖”和“九州中国”等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华夷都是炎黄子孙以及用“中国”一词指称“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的观念，又构建了一个比两汉王朝国家管辖范围还大的“中国”，更是一个包括少数民族并体现“中国”共同体意识的“中国”。秦汉时期，在先秦时期“贵华夏（中国）、贱夷狄”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的优越感，并以其巨大魅力增强了中原和边地各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中国”认同观念正式形成。“中国”观念多样化发展和演变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观念多样化发展和演变的时期。三国时期，受“中原中国”观念的影响，人们仅称以汉族为统治者的据有中原地区的魏国为“中国”，而没有把同样以汉族为统治者的蜀国和吴国称为“中国”，蜀汉和孙吴两个王朝国家甚至被魏国称为“二虏”“二贼”等。这不仅使原来的“华夏中国”“汉族中国”观念遇到了新挑战，也使原来的“中国”观念进一步复杂化。受三国时期“中原中国”观念的影响，虽然东晋也称“中原”为“中国”，却没有自称“中国”的强烈愿望，甚至出现了东晋离开中原就是“自弃中华”（《资治通鉴》卷100《晋纪》）的说法。东晋以后，宋、齐、梁、陈出现了断断续续自称“中国”的现象，而且次数逐渐增多。由此可见，南朝时期又出现了由“中原中国”向“汉族中国”转化的趋势。无论是由“中原中国”还是由“汉族中国”指称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与东晋和南朝并立的十六国和北朝，虽然多数是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但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也拾取“中原中国”和“礼别华夷”的“文化中国”等观念，自称“中国”和“中国正统”。例如，匈奴人刘渊和刘曜建立的汉赵政权、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慕容鲜卑建立的五燕政权、氐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等，都以“中国”自居。十六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不在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自称“中国”的现象。例如，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并未控制中原，却以炎黄子孙自居，声称自己建立大夏政权是“复大禹之业”，明确标榜自己是夏王朝“中国”的继承者；西凉并未控制中原，也曾自称“中国”；巴氐李寿建立的“成汉”政权，也没有控制中原，同样以两汉和蜀汉“中国”的继承者自居。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自称“中国”，“华夏中国”“汉族中国”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争相自称“中国”。虽然存在南朝和北朝互不认同的情况，但华夷都是“炎黄子孙”的“华夷同祖”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张扬，并成为后来南北统一的思想基础。当时，偏安一隅的汉族政权自称“中国”的愿望并不强烈，而少数民族则争先恐后地宣称自己是“中国”，在“中原中国”“汉族中国”观念中夹杂着崇尚华夏汉族文化的“文化中国”观念，促使古代“中国”观念进一步多样化。“中国”观念逐渐升华隋唐五代是“中国”观念进一步升华的时期。隋唐时期，“汉族中国”观念虽然再次回归，但隋唐使用的“中国”一词仍然以指称隋唐王朝国家为主要内容。隋唐是在继承北朝和南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他们很注意对北朝和南朝多民族及其文化的整合，对他们直接继承的鲜卑等各个民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宽容大度的包容，并视那些少数民族官员以及列入隋唐户籍的少数民族（化内人）为隋唐“中国”的一员。可见，隋唐用以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并非单一民族的“中国”，而是多民族的“中国”。隋唐时期，在对各个民族充分理解与“爱之如一”思想观念和施政方针的指导下，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别华夷”和“华夷互化”的“中国”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韩愈将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思想概括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全集·原道》）。皇甫湜提出了“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皇甫持正集·东晋元魏正闰论》）的观点。陈黯著《华心》，称“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程晏作《内夷檄》，也主张“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认为少数民族懂礼即是“中国”，而“中国”之民如果忘弃仁义忠信就是夷狄。因此，古代的“中国”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升华。隋人和唐人在论述历史上的“中国”时，不仅用“中国”指称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也用来指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形成了为隋唐所继承的各个政权都是“中国”（即“继承性中国”）的思想观念，并遵循其思想观念，以为高句丽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旧唐书·高丽传》），也在隋唐继承中国历史遗产的范围之内。隋唐提出的这种“继承性中国”的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隋唐时期使用的王朝国家的“中国”观念、“礼别华夷”的“中国”观念和“继承性中国”的观念，都不是单一民族和国家的观念，而是多民族“中国”的观念。“中国”观念多元一体化辽、宋、西夏、金是“中国”观念由多元向一体化发展的时期。辽、宋、西夏、金政权并立时期，所使用的“中国”一词也以指称王朝国家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不仅汉族统治者建立的两宋王朝自称“中国”和“中国正统”，契丹、党项、女真族统治者建立的辽、西夏、金也自称“中国”和“中国正统”，“华夏中国”“汉族中国”观念继续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辽、西夏、金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朝是“中国”，但在是否认同宋朝为“正统”的问题上则存在不同认识。辽人认同宋朝为“中国”，但不认同宋朝为“正统”；西夏既认同宋朝为“中国”，又认同宋朝为“正统”；金人认同宋朝为“中国”,但只认同北宋为“正统”，不认同南宋为“正统”，后来也有人从多统实际出发，在认同金朝为“正统”的同时，也认同南宋为“正统”。宋人既不认同辽、西夏、金为“中国”，也不认同辽、西夏、金为“正统”。宋金后期，金人中出现一部分人认同辽、宋、金都是“中国”和“正统”的思想观念，宋人中也出现了个别人依据金人据有中原地区这一历史实际而称金朝为“中国”的思想观念。辽、宋、西夏、金分属于不同的王朝国家，具有多元性质，但他们都自称“中国”，都具有“中国”认同意识，在对“中国”的认同意识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这一时期，“中国”观念呈现出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中国”观念走向定型元、明、清是“中国”观念走向定型的时期。元、明、清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仍有多重涵义，但都以指称元、明、清以及历史上的王朝国家为主要内容，同样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元朝时期，不仅汉族称元朝国家为“中国”，蒙古等少数民族也称元朝国家为“中国”。例如，蒙古人完泽和蒙古化的西域康里人不忽木在元世祖欲发兵征伐安南时说“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元史·张立道传》）；成宗时期的蒙古人哈剌哈孙在有人主张出兵征服八百媳妇国时说“山峤小夷，辽绝万里，可谕之使来，不足以烦中国”（《元史·哈剌哈孙传》）。完泽、哈剌哈孙等人所说的“中国”，都指元王朝国家。这说明元朝时期，蒙古人和色目人也认同元朝为“中国”。元人用“中国”一词指称的元朝国家，主要指元朝本部的国家，即元朝所承袭的辽、宋、西夏、金以及吐蕃的国家，并不包括蒙古西征建立的伊利汗国（又称伊儿汗国、伊尔汗国）和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元人还按照辽、宋、金“各与正统”的思想观念，确立了三史修史方案，修成了中国正史《辽史》《宋史》和《金史》，表明元人具有认同辽、宋、金等政权都是中国历史发展谱系成员的思想观念，意欲在承袭辽、宋、金的基础上将元王朝纳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明人虽然声称重建汉族国家，但用以指称明朝国家政权的“中国”，也不是仅仅指称汉族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包括明朝境内各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与明朝并立的北元政权，也声称自己是大元“中国”的继承人，甚至以手握元朝传国玺而炫耀自己是比明朝更具正统性的正统政权。清朝是由满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也主要用“中国”一词指称清王朝国家政权和历史上的王朝国家。乾隆皇帝不准人们称清朝国家为“汉”，但允许人们称清朝国家为“中国”，对“中国”与“汉”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认为“汉”仅仅是汉民族、汉文化的称谓，而“中国”一词作为清朝国家的代名词，则成了多民族国家即“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因此，“中国”与“汉族中国”的概念最终完成了分离，古代的“中国”观念最后走向定型。明清王朝都非常重视“继承性中国”观念的应用。朱元璋在与高丽和安南进行领土交涉时，均按照“继承性中国”原则，以继承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领土的史实而据理力争。清朝更是按照“继承性中国”的原则，不允许自己所继承的各个政权的领土分离出去，也不强行将原来不属于自己所继承的各个政权的领土纳入进来。清朝按照历史中国的领土管辖情况，将周边非汉民族划分为“内藩”和“外藩”两大部分，视“内藩”为“中国”之内属，视“外藩”为“中国”之外围，明确了“中”“外”的划分，完成了从复数“中国”向单数“中国”的转化，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并确立下来。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各个民族所形成的“中国”认同意识，在中华民族和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由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均有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中国认同意识，他们才不愿意走上与“中国”分离的道路。例如，属于北元的漠北喀尔喀蒙古遭遇噶尔丹攻击时，不投俄罗斯而举族内迁；漠西蒙古中的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历尽艰辛，从俄国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回归中国，就充分体现了这些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正由于中国古代各个民族都有“中国”认同意识，才使各个民族逐渐凝聚到“中国”这一共同旗帜之下，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疆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吉林大学历史研究院教授）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2021年09月16日 11:45　来源：《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作者：赵永春打印 推荐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始走向瓦解，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天下”和“中国”观念最终完成了分离。关 键 词：中国古代/“天下”/九州/“中国”/王朝国家社科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项目编号：15ZDB02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有关中国古代“天下”“中国”的观念问题，是如何认识古代“世界”与“中国”、天下体系与中国体系、天下秩序与中国秩序，以及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的大问题，因此，早已成为学界最为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先后出版了众多引起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成果。①但这些成果虽然认为古代的“天下”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多数成果仍然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指世界，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认为“中国”的概念仅指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等等。其实，中国古代的“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古代“中国”的内涵虽然很多，但如果从多层次视角来认识的话，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和京师等。古人用“天下”指称世界(大九州)的内涵少有人在实际中应用，又没有用“天下”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相当于狭义“中国”的内涵，因此，古人所说的“天下”，就成了一个用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成为古人实际应用中等同于“中国”的概念。日本人安部健夫曾对中国人的“天下”观念进行论述，提出了中国古代的“天下”所指的范围不是我们所谓的世界，而是“中国”的观点，②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因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就这一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一、“天下”与九州、四海“中国”观中国古代确实提出了“天下”等于世界的观念，但采信者较少，更多的人则是用“天下”指称“中国”。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中国”，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之“中国”，这方面的史料有很多。战国时期的邹衍，是较早将“天下”、“九州”和“中同”连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学者之一。③邹衍将“天下”分为九个大州，而儒者所说的“中国”也称“赤县神州”，只是“天下”九个大州之中的一个，在“天下九州”之中像“中国”这样的州还有八个，后人称之为“大九州”。“中国”虽也分为九州，但每一州不过是“天下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而已，被后人称为“小九州”。邹衍又认为被称为“中国”的“小九州”，四面有海围绕着；被称为“天下”的“大九州”，四面有更大的海围绕着。在邹衍所构建的“天下九州”(大九州)和“中国九州”(小九州)体系之中，“大九州”是“天下”，指世界；而“小九州”则是指“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邹衍对“天下”的构想，是他当时对世界的一种认知，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并为汉代的一些大夫所引用，④但由于时代和科技等条件的限制，大多数人对邹衍的“天下”构想，尤其是他的“天下九州”(大九州)学说，并不赞同，如汉代的桓宽、王充等即认为邹衍“所言迂怪虚妄”。⑤后人虽然多数没有采纳邹衍“大九州”的“天下”学说，⑥但对其所说的“中国九州”(小九州)学说则少有人怀疑，并认为邹衍所说的“中国九州”(小九州)即是“禹之序九州”，也就是《尚书·禹贡》所记载的“九州”。⑦这也是古人通常所说的“九州”，并将这一“九州”(小九州)视为“天下”。⑧如《礼记·月令》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⑨即将“天下”与“九州”并举，视“九州”为“天下”。汉代王充《论衡》称，邹衍之书，言“《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⑩明确将邹衍用“大九州”指称的“天下”改变为用《禹贡》“小九州”指称的“天下”。唐徐彦为《春秋公羊传》“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作疏称“据九州之内言之，亦得谓之天下矣”，(11)即认为《公羊传》所说的“天下诸侯”是指九州之内诸侯，明确称“天下”为“九州之内”。宋陈埴称《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又分为五服”，(12)认为《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是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天下”和“九州”就成了同义词。元脱脱等人编写的《辽史》称《禹贡》“九州”为“帝尧画天下为九州”。(13)明章潢称“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别五服”，(14)也称《禹贡》“九州”为“天下”。可见，中国古代很少有人将邹衍所说的“大九州”视为“天下”，而都是将邹衍所说的《禹贡》九州(“小九州”)称为“天下”。如上所述，邹衍称“禹之序九州”是属于“赤县神州”的“中国”，这里所说的“天下”也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天下”“九州”“中国”就有了相同的意思。古人正是取“天下”“九州”等于“中国”这一内涵，经常称“天下”为中国九州。如唐人《初学记》曾引用《河图》曰：“凡天下有九区，别有九州。中国九州名赤县，即禹之九州也”，(15)将“禹之九州”(即“天下九州”)明确说成是“中国九州”，用“天下”指称“九州”并指称“中国”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唐孔颖达为《毛诗·大雅》“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作疏称“中国是九州”，(16)又为《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作疏称“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国民矣”，(17)均称“中国”为“九州”。《尚书·禹贡》称“九州攸同……成赋中邦”，唐孔颖达疏称“'九州’即是'中邦’，故传以'九州’言之”。(18)“中邦”即是“中国”，后人则有直称“成赋中邦”为“成赋中国”者。(19)这也是以“九州”为“中国”的意思。“九州”为“天下”，“九州”为“中国”，“天下”也就具有了等同于“中国”的意思。等同于“天下”的“中国九州”，也就是《禹贡》九州，其包括哪些地区和人民，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虽然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天下”“九州”“中国”这一体系之中，“九州”“中国”仅指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和中原政权，“天下”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但从上述“天下”等于“九州”、等于“中国”的体系来看，中国古代的“天下”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者中原及其政权和四裔及其政权所构成，用“天下”指称“九州”的“中国”，不仅仅是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的概念，而是一个以华夏汉族为主包括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概念。如等同于古代“天下”和“中国”的《尚书·禹贡》“九州”(20)概念，就不仅仅是指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禹贡》在其构建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九州”体系中，冀州是中心，为“帝都”(21)之所在。有关冀州的地域范围，《禹贡》并没有明确表述，但冀州条下有“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等记载。孔安国传称“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又引“马云：'岛夷，北夷国’”；孔颖达疏称“此居岛之夷，常衣鸟兽之皮，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还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又引“王肃云：'岛夷，东北夷国名也’”，又称“渤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均谓禹治水已达“岛夷皮服”之地，遂将“岛夷皮服”之地划归冀州。按此构想，则知冀州地域范围十分广大，已达“岛夷皮服”的东北夷之地，并非全部在中原范围之内，亦非全部在华夏族地域范围之内，应该包括“岛夷皮服”的北方和东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尚书·禹贡》“九州”的青州条下还有“嵎夷既略”“莱夷作牧”等记载。孔颖达疏称“嵎夷、莱夷、和夷为地名，淮夷为水名，岛夷为狄名”，孔安国传称“莱夷，地名，可以放牧”，即这些被称为“夷”的地方可以放牧，与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民族还是有所不同，说明青州也应该包括嵎夷、莱夷等少数民族地区。徐州条下有“淮夷蠙珠暨鱼”等记载，有人认为“淮夷是二水之名”，郑玄则认为此句的意思是“淮水之上夷民献此珠与鱼也”，认为淮水之上有夷民。按此理解，徐州境内也不完全是华夏人，还应该包括淮水之上的夷民。扬州条下有“岛夷卉服”等记载，孔安国传称“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孔颖达疏引正义曰“上传海曲谓之岛，知此岛夷是南海岛上之夷也”，说明扬州境内也不完全是华夏人居住之地，应该包括南海岛上之夷。雍州条下有“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的记载，孔安国传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孔颖达疏称“三危为西裔之山”。雍州条下还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等记载，孔安国传称“织皮毛布，有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孔颖达疏还称“此四国，昆仑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国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总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美禹之功，远及戎狄”，(22)说明雍州境内也不完全是华夏人居住之地，应该包括西裔的戎狄。墨子曾说“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23)将禹平水土称之为“通四夷九州”，将“四夷”与“九州”并列，显然是认为大禹治水时已达四夷之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24)的“九州”，也应该包括禹治水时所达到的四夷之地。可见，《禹贡》“九州”之“中国”，并非仅仅限于中原，亦非仅仅限于华夏，也应该包括周边四夷之地。沈长云认为《禹贡》“九州”是战国时期形成的观念，“扬州，是越国的领土”，“荆州，是楚国的地域”，“楚国西面的巴蜀地区称作梁州”，“雍州，属秦国”，(25)即认为“九州”包括被人们视为戎蛮的越、楚、秦等地。学界一般认为，《尚书·禹贡》所记“九州”与《周礼·职方》《吕氏春秋》等书所记“九州”为同一体系。《周礼·职方》所记载的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的“天下”“九州”，也不仅仅指中原或华夏居住区。如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浸五湖”，贾公彦疏引“越传曰，禹到越，望苗山，会诸侯，爵有德，封有功者，更名苗山曰会稽山，因疾死，葬棺”，(26)称会稽山在越地。《墨子》称：“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清孙诒让诂引“毕云：'江、淮、汝在荆，五湖在越也’”，(27)称《周礼·职方》所说扬州“其浸五湖”的“五湖”在越地。由此而知，《周礼·职方》所称的扬州包括吴越等南夷之地。《周礼·职方》称“九州”中的荆州“其山镇曰衡山”。据先秦史书所载，“荆”与“楚”常常连称，如《毛诗·商颂》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毛亨传称：“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孔颖达疏称：“荆是州名，楚是国名，故云荆州之楚也。”郑玄笺曰：“维女楚国，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国(此'中国’指中原或华夏，并非是指称'九州’之'中国’)之南方。”(28)他们均认为，被人们视为夷蛮的楚国属于荆州，说明荆州之地也有夷蛮。荆州的镇山衡山也不在中原华夏之地，如《春秋左传》称，襄公三年(前570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杜预注称“鸠兹，吴邑，在丹阳、芜湖县东”。(29)鸠兹在吴国境内，衡山自然也在吴国境内。按此理解，荆州应该包括被人们视为夷蛮的吴国和楚国等地。《周礼·职方》称“九州”中的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郑玄注称“医无闾在辽东”。(30)是知，幽州也包括辽东之地。我们再从“周公斥大九州”(31)来看，《周礼·职方》所记载的西周“九州”的范围只可能比《尚书·禹贡》所记载的禹“九州”的范围更大，而不可能小于《尚书·禹贡》所记载的禹“九州”。可见，后人在为《周礼·职方》作注时，虽然曾用“中国”指称华夏或中原，但《周礼·职方》所记“九州”的原意则不仅仅指中原或华夏民族的“中国”之地。吕不韦《吕氏春秋》释“九州”，也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相比附，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32)认为“九州”之中的豫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幽州六州是被人们视为中原、华夏的周、晋、卫、齐、鲁、燕等国之地，而扬州、荆州、雍州三州则是被人们视为戎蛮的越、楚、秦等国之地，《吕氏春秋》所释“九州”亦不完全为中原华夏所有。汉孔安国为《尚书》“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作注称“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并起为寇。此戎夷帝王所羁縻统叙，故错居九州之内”。唐孔颖达疏称“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羁縻而统叙之，不以中国之法齐其风俗，故得杂错居九州之内。此伯禽之时有淮浦者，淮浦之夷并起，《诗》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则戎夷之处中国久矣”。(33)他们均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错居九州之内”，并称“戎夷之处中国久矣”，说明“九州”之内也有戎夷。《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年)称“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帅，以纳王于王城”，晋杜预注“九州戎，陆浑戎，十七年灭，属晋”。(34)哀公四年(前491年)称“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晋杜预注称“九州戎在晋阴地陆浑者”，(35)认为九州戎即是晋国境内的陆浑戎。杜预虽称这里所说的“州，乡属也”，并非是“九州”的州，但晋国在“九州”之内，晋国的戎，也是九州之内的戎。这也可以说明“九州”之内有“戎狄”等少数民族，“九州”是由华夏和戎夷共同构成的。战国时期，邹衍称其所构建的“中国九州”(小九州)为“禹之序九州”的“九州”。如前所述，禹之“九州”并非仅仅指华夏或中原之地，那么，邹衍所说的“小九州”的“中国”，也不应该仅仅指华夏或中原之地。唐孔颖达为《尚书》“肇十有二州”作疏时，曾称“天地之势，四边有水，邹衍书说'九州之外有瀛海环之’，是九州居水内，故以州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为九耳”，(36)并称邹衍所说“中国”“九州”(小九州)居水内，四边有水。孔颖达又为《毛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疏称“古先圣人谓中国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又引邹衍的话说“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有瀛海环之”，称“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滨是四畔近水之处，言'率土之滨’，举其四方所至之内，见其广也”。(37)也就是说，邹衍所说的“中国”“九州”(小九州)远达四海，无疑具有称“中国”“九州”为四海之内的意思。这与中国古代常称“四海之内九州”(38)“九州四海，相似如一”(39)“中国是九州”(40)等“中国”为“四海之内”的认识相一致。中国古代，“四海”与“天下”同义，(41)“四海之内”为“中国”，也就有了用“天下”指称“九州”“中国”之义。按照这种认识，“九州”“中国”已远达四海之滨，也不会仅仅指华夏或中原之地，而是指包括了华夏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可以看出，古人所使用的“天下”一语，常常与“九州”连用，并用来指称“中国”。这一“天下九州”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华夏汉族或中原之地，亦常常笼统地包括“四夷”的四裔之地。足见，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并不是仅仅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也不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和四夷或中原和四裔所构成。既然“天下”并非是仅仅指称华夏汉族或中原地区的概念，那么，用“天下”这一概念来指称的“九州中国”，自然也是一个将华夏汉族和四夷统统包括在内的概念。二、“天下”与王朝“中国”观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中国”的第二个层次，是用“天下”指称王朝“中国”。在中国古代，狭义的“天下”用来指称王朝国家，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古人不仅称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为“天下”，也称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为“天下”。无论是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即使是狭义的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的“天下”，也没有单单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的意思。而狭义的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的“天下”与中义的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内涵相同。因此，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也是由华夏汉族和四夷或中原地区和四裔地区共同构成。(42)西周以后，见诸于史书记载的历代帝王，也被称作“天子”。“天子”，顾名思义，指天的儿子。古人认为，“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43)“天”或“天帝”至高无上，地上(天之下)的国王是上天的儿子，“受命于天”。(44)也就是说，地上的国王是被“上天”或“天帝”派到地上，代替上天管理地上的人民和土地。因此，天子代替上天管理人民和土地所及之处就被称为“天下”。《郭店楚简》就有“尧生于天子而有天下”(45)之语，即是说，尧做了天子，代替上天管理天下人民和土地，就是有天下。所说“天下”无疑是指天子管理之地。《礼记·曲礼》称“君天下曰天子”，(46)认为做了“天下”的国君就是“天子”，所说“天下”也是指“天子”的管辖地区。《礼记·郊特牲》“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47)也意味着天子所治理的地区就是“天下”。《墨子》称“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48)谓天子管理天下，要符合天的意志，也将天子管理的土地和人民说成是“天下”。汉代赵岐为《孟子》“天下国家”作注时称“天下谓天子之所主”，(49)认为“天子”所主管地区就是“天下”。后人也称“天下者，天所与之天下”，(50)“有天下者称天子”，“天子系乎天，君与天一体也”，(51)“君者，天下之义”，(52)都将“天子”治理和统领的地区称为“天下”。中国古代的“天子”也称国王，后世称皇帝，“天子”代上天管理人民和土地的组织形式，已经有了国王、官吏和管理国家的机构以及军队、法律、监狱等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形式，应称为国家(53)，中国古代的国家主要是指王朝国家。这些王朝国家在古代常常被称为“天下”或“天下国家”。(54)《荀子》所称“壹天下，建国家”，(55)就应该是这个意思。《晋书》称“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56)认为各个王朝都以自己王朝国家的名号(国号)为“天下”的名号。这些被称为“天下”的各个王朝国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均自称“中国”，或被他人认同为“中国”。(57)于是，用以指称各个王朝国家的“天下”就与各个王朝的“中国”出现了重合，“天下”就有了等同于“中国”的意思。确实，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国家，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比如，先秦时期，就在用“天下”一词指称“九州中国”的同时，还用“天下”一词指称夏、商、周王朝国家之“中国”。据《韩非子》记载，秦穆公时，由余曾说“昔者尧有天下……尧禅天下，虞舜受之……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58)“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59)将尧、舜、禹领有的夏王朝国家称为“天下”，并将争夺夏王朝的领导权称之为争夺“天下”。《孟子》载：“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60)意思是说，尧不能将“天下”交给舜，舜有“天下”，是上天所赐。所说的“天下”，也是指尧、舜所领有的夏王朝，“天下”与“夏王朝国家”就成了一个相同的概念。《孟子》又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61)“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62)这两条史料所说的“天下诸侯”，都是指夏王朝领有的诸侯，所说“天下”也是指夏王朝国家。《管子》又称“昔者桀有天下，而用不足”，(63)《韩非子》则认为“桀以醉亡天下”，(64)所说“天下”无疑是指以夏桀为国王的夏王朝。夏王朝是“中国”，这不仅是古人的普遍认同，也是今天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古人称夏王朝为“天下”就是称夏王朝这一“中国”国家为“天下”的意思。这里的“天下”和夏王朝“中国”就成了同义词。《慎子》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65)称夏桀、商纣领有土地和人民是“有天下”，就是称夏王朝国家和商王朝国家为“天下”。《管子》称：“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66)即称以商汤和商纣为国王的殷商王朝为“天下”。《韩非子》记载：“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67)称商汤曾假意将“天下”让给务光，所说“天下”无疑是指商王朝。《韩非子》又载：“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饮于湛溪，右饮于洹谿”，(68)这里所说的纣“率天下甲兵”，也是指纣率领的殷商王朝的甲兵，所说“天下”也是指殷商王朝。《宋书》称：“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69)明确称殷商王朝是“天下”。商王朝国家是“中国”，这里所说的“天下”，就有了指称殷商“中国”的意思。《左传·昭公》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武王克商，光有天下”。(70)《礼记·中庸》载：“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71)认为周文王、周武王治国有方，灭亡商朝建立西周王朝是“有天下”。《礼记·大传》载：周武王伐商之战以后，“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祭奠祖先，追尊“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72)所称“天下诸侯”无疑是指西周领有的诸侯。《礼记·明堂位》又载：西周“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即称周公所治理的西周王朝为“天下”，并认为周公治理有方，“天下大服”。这几条史料所说的“天下”，无疑都是指西周王朝治理的地区，也就是指西周王朝国家。西周是“中国”，这里的“天下”就成了“中国”的同义词。秦汉以后，虽然也用“天下”一词指称“九州”“中国”，但用以指称各个王朝“中国”的史料日见增多，难以尽述，只能择其要者，概述如下：史书称秦王朝国家为“天下”的史料很多，如称“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而王天下”；(73)“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74)“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75)“秦兼天下，罢侯置县”，(76)“分天下为三十六郡”；(77)“秦兼天下，币为二等”；(78)“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79)；“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80)等等。他们都称秦王朝为“天下”。“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81)称秦王朝为“中国”。于是，秦王朝的“天下”也就具有了与“中国”等同的内涵。汉王朝国家也被称为“天下”。如汉高祖刘邦曾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82)又曾置酒洛阳南宫与群臣讨论“吾所以有天下者何”，(83)还曾下诏说“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84)董仲舒也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85)三国时期许靖等人也说“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86)均用“天下”指称汉王朝国家。王莽篡汉也称“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87)称王莽所建“新”王朝为“天下”。汉王朝、新王朝是“中国”，这里所说的“天下”，也就具有了指称“中国”的意思。三国时期，常常称“天下三分”，(88)多以魏、蜀、吴三国共为“天下”。但有时也分别称三国各自国家为“天下”，如称曹魏建国为“魏有天下”。(89)魏国中书监刘放在魏明帝曹叡病危时，曾问魏明帝说：“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90)刘放问魏明帝死后，将“天下”交给谁？所说“天下”无疑是指魏明帝管理的魏王朝国家。偏居西南的蜀汉政权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后主刘禅在延熙元年(238年)册封张皇后的册文中就说“朕统承大业，君临天下”，(91)后主刘禅称自己继承刘备的事业，做了“天下”的君主，所说“天下”无疑是指蜀汉王朝国家。偏居东南的吴国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嘉禾二年(233年)，吴大帝孙权因“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大悦，发布诏书称“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闻知”，(92)其大赦范围不会超出吴国境内，所说“天下”也是指吴国。三国时期，虽然只有魏国称“中国”，蜀汉和孙吴没有称“中国”，但后世皆称三国为“中国”，因此，三国各自所称之“天下”，均具有与“中国”等同的含义。西晋统一全国以后，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晋书》称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中，帝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93)西晋武帝司马炎为了选娶良家女子，下诏书禁止“天下”嫁娶的范围不会超过西晋统治范围，所说“天下”就是指西晋国家；泰始四年(268年)，“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杨后崩，天下将吏发哀三日止”。(94)为文明皇后和武元杨后发哀的“天下将吏”，也是指西晋王朝境内的将吏，所说“天下”也是指西晋王朝。东晋十六国时期，“天下”一词虽然主要用于指称属于“四海”“九州”的东晋和十六国的整体范围，但也用来指称各个政权。如西晋灭亡，司马睿率众南迁，在大族王敦与从弟王导等人拥立下，建立东晋政权，“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95)认为司马氏与王氏共有“天下”。这里所说的“天下”，无疑是指东晋国家。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以匈奴人为统治者的汉赵政权就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元熙元年(304年)匈奴人刘渊即汉王位，建立汉国，“改晋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96)匈奴人所赦“天下”的范围，当在汉国境内，用“天下”指称汉国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刘渊养子刘曜在晋阳战役中受重伤，傅武以马授刘曜，称“天下何可一日无大王也”，(97)让刘曜骑马逃生。靳准曾劝刘聪子刘粲早居东宫之位，“使天下知早有所系望也”。(98)刘聪欲立中常侍王沉养女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等谏称，王者之后，“生承宗庙，母临天下”，应该选择“世德名宗”(99)为皇后。这三条史料所说的“天下”都是指继刘渊之后的刘聪汉国政权。光禄大夫游子远因前赵国王刘曜杀巴酋徐库彭导致“四山羌、氐、巴、羯”叛乱，上表谏诤，刘曜又要杀游子远，刘雅、朱纪、呼延晏等又向刘曜谏曰“若子远朝诛，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过差之咎。天下之人皆当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复与谁居乎”。(100)此处所说“天下之人”就是指前赵国家之人。其后，刘曜又下书封乔豫、和苞“并领谏议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101)这里所敷告之“天下”，也是指前赵国家。羯族统治者建立的后赵也自称“天下”。如后赵皇帝石勒曾“临石季龙第”，表示以后要为石季龙修造房子，石季龙免冠拜谢，石勒曰：“与王共有天下，何所谢也。”(102)这里，石勒称其与石季龙“共有天下”的“天下”，无疑是指后赵国家。石季龙即位以后，曾在一次所下诏书中说“先帝创临天下”，(103)则是指石勒等人所创临的“天下”，无疑也是指后赵国家。又，侍中韦謏曾因石季龙“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而上书规谏石季龙“不可忽天下之重，轻行斤斧之间”(104)。韦謏所说石季龙“不可忽天下之重”的“天下”，也是指后赵国家。石季龙和大臣们“议立太子”时，大司农曹莫认为“天下业重，不宜立少”，(105)这里所说“天下”也是指后赵国家。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后燕、北燕等政权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前燕文明帝慕容皝曾说：“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106)称自己所取政权为“天下”。前燕景昭帝慕容儁病危时，曾有意将皇帝之位传给自己的弟弟慕容恪，慕容恪不受，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宁不能辅少主也”，(107)表示自己不继承大位，但可以辅佐少主管理“天下”，所说“天下”也是指前燕政权。慕容暐继任前燕国王以后，慕舆根曾以“暐既庸弱”，劝慕容恪废主自立，曰：“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过山陵之后，可废主上为一国王”。(108)慕舆根称慕容恪“定天下”有大功，是指慕容恪对前燕政权建立有大功，所说“天下”就是指前燕政权。后燕也称自己的政权为“天下”。据《十六国春秋》记载，后燕国王慕容熙曾于建始元年(407年)正月，“大赦天下”，(109)大赦范围在后燕境内，所说“天下”就是指后燕政权。北燕也称自己的政权为“天下”。如北燕国王冯跋病危时，“命太子翼摄国事，勒兵听政”，宋夫人有意立自己的儿子为国王，讨厌太子翼听政，称“上疾将廖，奈何便欲代父临天下乎”，(110)意思是说，皇帝的病很快就会痊愈，太子为何这么着急继位呢。这里所说“天下”就是指北燕政权。氐族统治者建立的前秦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如前秦建立不久，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就曾对前秦国主苻生说，占卜显示“不出三年，国有大丧”，苻生曰：“皇后与朕对临天下，亦足以塞大丧之变”。(111)苻生说他与皇后“对临天下”的“天下”，无疑是指前秦政权。前秦大臣薛赞、权翼也曾对苻坚说“今主上昏虐(指苻生)，天下离心”，(112)劝苻坚谋取大位。“天下离心”是指前秦上下离心，“天下”一词仍指前秦政权。苻坚即位，统一北方以后，又要出兵灭亡东晋，他与群臣议曰：“东南一隅，未宾王化”，“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苻坚在这里所说的“天下兵”，当指前秦全国兵力。许多大臣不同意苻坚出兵灭晋，但苻坚一意孤行，坚持出兵。淝水之战被东晋打败以后，苻坚对张夫人说“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邪，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113)称自己没有脸面再做“天下”之主了。这里所说“天下”也是指前秦国家。羌族统治者建立的后秦也自称“天下”。如后秦皇帝姚苌在病危时，意欲让太尉姚旻、尚书左仆射尹纬等辅政，说：“吾气力转微，将不能复临天下，卿等善相吾子。”(114)姚苌说自己“不能复临天下”，就是说自己无法再做“天下”之主了，所说“天下”无疑是指后秦政权。姚兴继位为后秦皇帝以后，曾有意进图南凉，尚书郎韦宗称南凉王秃发傉檀是一个人才，且有“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姚兴曰“勃勃以乌合之众，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115)所说“天下之兵”应当指后秦全国的兵力。姚兴还曾想亲自率军伐魏，司隶姚显劝阻道：“陛下天下之镇，不宜亲行”，(116)称姚兴镇守国家为镇守“天下”，也就是称后秦为“天下”的意思。偏居西南一隅的成汉政权也称“天下”。李雄时期，国家初建，“国用不足，故诸将每进金银珍宝，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杨褒谏曰：“陛下为天下主，当网罗四海，何有以官买金邪”，(117)称成汉国王李雄为“天下主”，此处“天下”无疑是指成汉政权。偏居西北的南凉也称“天下”。如后凉王吕光曾遣使授河西鲜卑秃发乌孤“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秃发乌孤不受，称“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118)秃发乌孤在这里所说的“天下主”，就是指秃发乌孤即将建立南凉政权之主，此处“天下”就是指南凉政权。以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为统治者的大夏国，也称“天下”。史称赫连勃勃建国之后，“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119)意思是说赫连勃勃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因此为他新建的都城取名为统万城。此处的“天下”就是指大夏国。南北朝时期，虽也用“天下”一词指称属于“四海”“九州”的南朝和北朝，但也用“天下”一词指称南朝和北朝的各个政权。据统计，记载南朝宋国历史的《宋书》，共出现“宋有天下”2次，“大赦天下”57次，“明令天下”和“班下天下”各1次；记载南朝齐国历史的《南齐书》共出现“齐有天下”“大赦天下”等各类相关表述10次；记载南朝梁国历史的《梁书》，共出现“梁有天下”“大赦天下”等相关表述38次；记载南朝陈国历史的《陈书》，共出现“陈有天下”“大赦天下”等相关表述28次；记载北魏、东魏、西魏历史的《魏书》共出现“魏有天下”“大赦天下”等相关表述100次；记载北齐历史的《北齐书》，共出现“王有天下”“大赦天下”等相关表述8次；记载北周历史的《周书》，共出现“周有天下”“大赦天下”等相关表述20次。各个政权的建立均称为“有天下”，大赦境内均称为“大赦天下”，向境内颁布政令均为“班于天下”“诏颁天下”“布告天下”等。这说明南朝和北朝的各个政权都称自己的王朝国家为“天下”。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不仅两晋和南朝(宋、齐、梁、陈)被称为“中国”，十六国和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也称“中国”。如匈奴人刘渊在建立汉政权时，即以两汉和蜀汉的继承人自居，称“太祖高皇帝”“是我祖宗”，“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120)就是以“中国”自居的一种表现。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大臣徐光曾说“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121)明确称后赵石勒为“中国帝王”。前燕皇帝慕容儁曾对东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122)明确称自己已经当上了中国皇帝。前秦皇帝苻坚在派遣吕光率兵进攻西域时曾嘱咐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123)即是称前秦为“中国”。东魏孝静帝初年，大臣李谐出使南梁时，曾对南梁大臣范胥说：“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124)意思是说，南梁怎么能与鲜卑人建立的魏国相比呢，正统自然应该归于以洛阳为首都的魏国。李谐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在内的魏国。《万历野获编》称北齐神武帝娶柔然阿那瓌次女以及北齐和北周争相与突厥和亲为“中国娶夷女”，(125)明确称鲜卑人建立的北齐、北周等政权为“中国”。可见，魏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都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又都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天下”和“中国”在指称王朝国家的意义上无疑出现了重合。隋唐“大一统”王朝更是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隋书》中称隋朝国家为“天下”的表述计有10次。《新唐书》称“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景云二年(711年)，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126)《旧唐书》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天下为十五道”，(127)明确称唐朝管辖的郡县为“天下”。隋唐国家称“天下”，又称“中国”，“天下”和“中国”也成了一个相同的概念。辽宋夏金时期，虽然也用“天下”指称属于“四海”“九州”的辽宋夏金等各个政权的全部范围，但以“天下”指称各个政权仍是“天下”一词的主要用法。如《宋史》称“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号曰宋”，(128)称宋朝国号为“天下之号”。又“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三”，“宋有天下三百余年”等，(129)明确称宋朝所控制的疆域为“天下”。《辽史》称辽太祖“简天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130)又说“太宗选天下精甲三十万为皮室军”。(131)辽太祖和辽太宗选拔精锐建立腹心部和皮室军，一定是在辽朝控制范围内选拔，所说“天下”无疑是指辽朝国家。辽圣宗曾于太平五年(1025年)下令“禁天下服用明金及金线绮”，(132)辽兴宗曾“诏天下言治道之要”，(133)萧孝穆“表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134)所禁服、下诏和表请“籍天下户口”的范围都在辽朝统治范围之内，所说“天下”都是指辽朝国家。《金史》称金朝建国为“金源氏有天下”(135)“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136)皇帝称其登基为“朕得天下”(137)“朕为天下主”；(138)皇帝称其管理国家或与群臣共同管理国家为“朕治天下”，(139)大理寺“掌审断天下奏案”，(140)劝农使司“掌劝课天下力田之事”；(141)称其在全国进行大赦为“大赦天下”；(142)称其向全国发布政令为“诏天下”(143)“颁之天下”；(144)称金朝国家派遣官员巡视地方为“按行天下”等，如“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145)，“世宗选能吏八人按行天下”；(146)称全国户口物资等为天下户口和物资，如称“大定初，天下户才三百余万”，“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147)“天下常平仓总五百一十九处”，(148)“天下岁入二千万贯以上”。(149)这些地方均称金朝国家为“天下”。元朝也称自己的政权为“天下”。《元史》载有“元有天下”“分天下为十八道”等表述17次、“大赦天下”等表述60次、“诏天下”等表述124次、“治天下”等表述29次，明确称元朝国家为“天下”。辽宋金元时期，不仅宋朝自称“中国”，辽、金、元也自称“中国”。如辽道宗时期，大臣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150)所说“中国”，就是指契丹，表明辽人已经明确地自称“中国”了。金朝海陵王统治时期，梁珫曾劝其出兵伐宋，有大臣上疏说“议者言珫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151)意思是说，梁珫劝皇帝伐宋并非是为金国着想，而是与宋朝通谋意欲把金国搞乱。因为出兵攻宋就要征全国之兵，使国家疲弊不堪。这条史料所说的“天下”和“中国”，无疑都是指金朝国家，既说明金人早已自称金朝国家为“中国”，也说明金人在这里所使用的“天下”和“中国”是一对内涵相同的概念。另如元朝大臣魏初曾说“高丽、安南使者入贡，以观中国之仪”，(152)也称元朝国家为“中国”。可见，辽宋金元都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又都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其所说“天下”和“中国”的内涵是相同的。明朝时期虽将包括北元在内的四海九州都称为“天下”，但又认为明朝“继正统而有天下，四海九州罔不臣服”，(153)因此仍以“天下”指称明朝国家为主要内容。清朝统一“天下”，将四海九州之“天下”与王朝国家之“天下”合而为一，也用“天下”指称清朝国家。明清时期，用“天下”指称明清国家的史料很多，有关颁诏天下、天下有司、天下州县、天下学校、天下儒士、天下臣民、天下田土、天下户籍、天下贡赋、天下宗藩、巡行天下、大赦天下等史料，比比皆是，且多有“天下国家”连称者，并称“天下之事”为“天下国家之事”，明确用“天下”指称明朝和清朝国家。明清王朝在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的同时，也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如《明宣宗实录》记载，大臣范济曾在上疏中说“天命我国家，混一天下，物阜民安，九夷八蛮朝贡中国”，(154)所说“天下”无疑是“中国”的同义语，明确称明朝所统一的“天下”是“中国”。清朝也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如乾隆皇帝曾对臣下在外交文书中写有劝缅甸“归汉”一语大为不满，认为大清王朝“或称天朝，或称中国”，(155)但不能用“汉”指称大清王朝。可见，明清王朝既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又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将先秦以来形成的“天下”等同于“中国”的观念发展到了最高峰。中国古代，既被称为“天下”又被称为“中国”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那些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都包含有已内附的少数民族。而那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也都包含有大量汉族人口，甚至汉族人口占了大多数。无论是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狭义的用以指称王朝国家的“天下”和中义的用以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都没有仅仅指称华夏汉族或中原地区的意思，也不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和四夷或中原和四裔所构成。归纳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古人所说的“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是指“大九州”的“世界”，中义是指“小九州”(即通常所说的“九州”)、“四海”，狭义是指各个王朝国家。古人所说的“中国”之内涵虽然很多，但如果从多层次视角来认识的话，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小九州”(即通常所说的“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各个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中原和京师。“天下”与“中国”在理论上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中国古代的实际应用中，则成了两个互相重合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邹衍虽然提出了“天下”等于“大九州”即“天下”等于“世界”的广义“天下”的学说，但限于时人对世界的认知，较少有人采信。更多的人则是用“天下”指称“小九州”(即通常所说的“九州”)、四海之“中国”和王朝国家之“中国”。再加上古人所说的“天下”并没有用以仅仅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的狭义“中国”的内涵，“天下”一词就成了用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实际应用层面，古人所表述的“天下”就是一个等同于“中国”的概念。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中国”的第一个层次，是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之“中国”。实际上是采纳战国时期邹衍所说的“小九州”为“赤县神州”之“中国”的学说，并用邹衍所说的“小九州”(中国九州)与《禹贡》的“天下”“九州”相比附，视“天下”为“九州”，视“九州”为“中国”。古人用来指称“九州”和“中国”的“天下”概念，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与“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是一个包括九州、四海之内所有华夷及其政权的“华夷一体”概念，也是一个多民族或多民族政权(复数“中国”)的概念。这种中义的“天下”等于“九州中国”的广义“中国”的概念，与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等于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的概念完全不同，也是一个包括华夷及其政权的多民族和多民族国家的概念。按照这种“天下”等于“九州中国”的观念去认识古代的“中国”，我们便会对古代的“中国”形成一种新的认知。这种新的认知，与中国是由多民族凝聚而成的认知完全吻合。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中国”的第二个层次，是用“天下”来指称王朝“中国”。狭义的“天下”用来指称王朝国家，各个王朝国家也称“中国”(中义的“中国”)，于是，狭义的“天下”与中义的“中国”又出现了重合。以“天下”指称王朝“中国”，是古人在使用“天下”一词时最为普遍的用法。安部健夫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所指的'范围’不是我们所谓世界，而是中国”的认识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古人用“天下”指称的王朝国家，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不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与“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和四夷或中原和四裔所构成。这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的王朝国家，不仅包括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也包括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不管是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他们都是既自称“天下”又自称“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不是与“四夷”或“四裔”并列，而是包含了“四夷”或“四裔”在内。用这一“天下”等于王朝“中国”的观念去认识古代的“中国”，也与一些人所说的“中国”仅等同于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的概念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用“天下”来指称“九州中国”或王朝“中国”，即“天下”等于“中国”，是中国古代使用“天下”一词时最为普遍的情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天下”主要是一个与“中国”重合在一起的观念，并非是一个“天下”等于“世界”而“中国”只是“天下”一部分的观念。因此，在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研究中，没有必要用“天下边疆”来取代“中国边疆”一词。中国古代这种“天下”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发展到了高峰，但与此同时，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出现了“天下”与“中国”观念逐渐走向分离之趋势。明朝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将“天下有五大洲”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据《明史》记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156)当时虽然有人认为其沿袭自战国时期邹衍所提出的“大九州”学说，视其为荒诞不经之说，但后经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附和，尤其是在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梁廷枏《海国四说》等将“天下”有“五大洲”的“天下观”进一步介绍给国人以后，这一学说开始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中的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逐步流行，中国古代原有的“天下”等于“中国”的观念受到新的“天下观”的挑战并开始逐步走向分离。到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天下”等于世界与“中国”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国家的观念，普遍为国人所接受，“天下”与“中国”概念的分离才最终完成，并一直影响到现在。注释：①有关中国古代“天下”“中国”观讨论的论著众多，主要有：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载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后收入氏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中国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扬帆《“天下”观念考》，《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陈玉屏《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何新华《试析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甘怀真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版；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于逢春《疆域视域中“中国”“天下”、“中原王朝”与“中央政权”之影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克健《“天下”与“一统”：认识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维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胡阿祥《四海与天下：中国人的天地观》，《唯实》2016年第9期；陈进国《内含天下的中国与外延中国的天下——评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江海学刊》2017年第6期；赵现海《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差序疆域”》，《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吕文利《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7期；[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等等。②日本人安部健夫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中国”，或指某一个政权的统治范围；广义的“天下”则指世界。他认为中国古代“天下”一词绝大多数都是狭义的，指“中国”或指某一政权的具体的统治疆域，而将“天下”视为世界则是一种非常态的观念(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政治思想史的讨论》，载《元代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宋文杰中译本载《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五辑，2017年)。安部健夫将中国古代的“天下”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并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所指的'范围’不是我们所谓世界，而是中国”，“占据优势地位的是墨家和儒家的中国=天下这一概念”(参见[日]小野泰教《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的意义及课题——在日本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天下概念》，《中国儒学》第七辑，2012年)，称“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心当然是'中国即天下’”，“'天下=中国’的思维方式占压倒性的优势”，无疑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认识。但十分遗憾的是，他所说的广义的“天下”，不仅包括邹衍所说的“大九州”的世界，也包括“中国+蛮夷=世界”的世界，所说“中国”又回到了仅指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的老路上来，而忽略了他在文章中偶尔披露的古人还有用“天下”指称某一政权统治疆域的并非是单一民族“中国”的论述。③安部健夫认为“天下”是一个战国时期形成的概念，是由墨家创造的。参见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政治思想史的讨论》，宋文杰译，《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五辑，2017年。④大夫在和文学进行辩论时曾引用邹衍的话说：“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此所谓八极，而天地际焉。”(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9《论邹第五十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51页。⑤(汉)司马迁：《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5页。⑥姚大力认为，邹衍所说的“大九州”的“天下”，“为中国所不了解的外部世界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和知识框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开放系统，但它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没有什么关联。除了被记载在正史外国传里，以及在偶尔接触到据说是出产在那里的奇珍异兽时会稍稍想起它们外，它们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北方民族史十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⑦顾颉刚、史念海认为“'九州’一名辞，虽已见于春秋时铜器《齐侯镈钟》及《诗·商颂》(作'九有’'九围’等)，但整个九州每州之名称及疆域之分划，则恐为战国以后之安排”，“今日所见之《禹贡》为记禹时九州贡赋及治水刊山之书，虽非禹时实录，然亦足代表战国时代人之古代地理观念”。参见《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⑧谈晟广即认为“'九州’在后世成为总括'天下’的一个代名词”。参见氏著《重识何尊：揭秘最早的“中国”》，《中国文化报》2019年10月13日。⑨(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17《月令》，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84页。⑩(汉)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11《谈天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73页。(11)(先秦)公羊高等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8哀公十三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52页。(12)(宋)陈埴：《木钟集》卷5《书》，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703册，第657页。(13)(元)脱脱等：《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7页。(14)(明)章潢：《图书编》卷34《舆地图总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9册，第668页。(15)(唐)徐坚等：《初学记》卷5《地理上·总载地第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7页。(16)(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18《大雅·荡之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3页。(17)(先秦)孔子编，(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14《周书·梓材》，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8页。(18)(先秦)孔子编，(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6《夏书·禹贡》，第152页。(19)(汉)司马迁：《史记》卷2《夏本纪》，第75页。(20)中国古代除了《尚书·禹贡》记有“九州”以外，《尚书·舜典》还记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幽、并、营“十二州”，称舜“十二州”；《尔雅·释地》记有冀、豫、雝、荆、杨、兖、徐、幽、营“九州”，多谓殷“九州”；《周礼·职方》记有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九州”，多谓周“九州”；《吕氏春秋·有始览》记有豫、冀、兖、青、徐、扬、荆、雍、幽“九州”，多谓战国“九州”。这些史书所记载的“九州”或“十二州”，虽然州数和州名有所不同，但所包括的范围并无实质性差别，所表达的意思也是一致的，都认为“九州”是“天下”，是“中国”，表达了古人对 “天下”地理或国家地理的一种建构或认知，并非是历史上真正实施过的行政区划。因此，本文所说的“九州”，如果没有特殊说明的话，均为以《尚书·禹贡》禹之“九州”为代表的包括《尚书·舜典》“十二州”、《尔雅·释地》“九州”、《周礼·职方》“九州”、《吕氏春秋·有始览》“九州”和邹衍所说“中国”“九州”(“小九州”)的统称。(21)唐孔颖达为《禹贡》作疏称：“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尚书注疏》卷6《夏书·禹贡》，第146页。(22)(先秦)孔子编，(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6《夏书·禹贡》，第146-151页。(23)(先秦)墨翟著，(清)孙诒让诂：《墨子间诂·后语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82页。(24)(先秦)左丘明等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29襄公四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33页。(25)沈长云：《“九州”初谊及“禹划九州”说产生的历史背景》，《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2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3《夏官·职方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2-863页。(27)(先秦)墨翟著，(清)孙诒让诂：《墨子间诂》卷4《兼爱中第十五》，第72页。(28)(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20《商颂·殷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7页。(29)(先秦)左丘明等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29襄公三年，第1930页。(3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3《夏官·职方氏》，第863页。(31)(先秦)左丘明等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5桓公二年，孔颖达疏引正义之文，第1744页。(32)(秦)吕不韦等著，许维通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13《有始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8页。(33)(先秦)孔子编，(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20《周书·费誓》，第254页。(34)(先秦)左丘明等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50昭公二十二年，孔颖达疏引正义之文，第2100页。(35)(先秦)左丘明等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57哀公四年，孔颖达疏引正义之文，第2158页。(36)(先秦)孔子编，(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3《舜典》，第129页。(37)(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13《小雅·北山》，第463页。(3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11《王制》，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3页。(39)(先秦)慎到撰，钱熙祚校：《慎子·逸文》，载《丛书集成新编》第2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公司1985年版，第492页。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本，据《列子·汤问篇》张湛注，将“九州四海”改作“虽在夷貊”，又称《绎史》引作“虽在夷狄”(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4页)，虽认为慎到原文并非称“九州四海”，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因为将“虽在夷貊”或“虽在夷狄”改为“九州四海”之人，无疑具有视“九州四海”为至“夷貊”或“夷狄”之地的意思，认为“九州四海”包括“夷貊”或“夷狄”，更有利于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40)(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18《大雅·荡之什》孔颖达疏，第553页。(41)(战国)庄周《庄子·逍遥游》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庄周撰，张默生新释、张翰勋校补《庄子新释》，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85-86页)，即称尧所治理的“天下”为“海内”；《管子》称齐桓公曾说“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仅能制于四海之内矣”(管仲等撰，黎翔凤校注、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16《小问第五十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64页)，称周公辅助成王所治理的“天下”为“四海之内”；等等。(42)那些主张以华夏汉族为“中国”、以中原地区为“中国”的认识，则与此种认识完全不同。如果这些人也承认王朝国家是“中国”的话，毫无疑问，在如何认识王朝国家的问题上，这些人所使用的“中国”概念，就出现了“中国”里面又包含有“中国”的自相矛盾的说法。(4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50《经解》，第1610页。(4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54《表记》，第1643页。(45)刘钊：《郭店楚简校释·唐虞之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4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4《曲礼下》，第1260页。(4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26《郊特牲》，第1452页。(48)(先秦)墨翟著，(清)孙诒让诂：《墨子间诂》卷3《尚同下第十三》，第61页。(49)(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7上《离娄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8页。(50)《明英宗实录》卷192，景泰元年五月辛未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4021页。(5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31《顾宪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30页。(52)《明太祖实录》卷51，洪武三年四月己巳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1005页。(53)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根据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状况，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16-17世纪出现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三种类型(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笔者以为国家可以分为古代国家、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三种类型。中国古代所建立的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和政权，都已经“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并且完成了“公共权力的设立”，有国王，有人民，有土地，具备国家形态。虽与近代民族国家有所不同，但与近代欧美诸国所倡导的以主权、人民和领土三要素判断“国家”的主张也相去不远，仍然可以称之为古代国家或王朝国家。(5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52《中庸》，第1629页。(55)(先秦)荀况著，(清)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3《非十二子篇第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2页。(5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83页。(57)参见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中国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58)(先秦)韩非撰，(清)王先慎集解、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3《十过第十》，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0-71页。(59)(先秦)韩非撰，(清)王先慎集解、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14《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0页。(60)(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9下《万章章句上》，第2737页。(61)(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9下《万章章句上》，第2737页。(62)(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9上《万章章句上》，第2735页。(63)(先秦)管仲等撰，郭沫若集校：《管子集校》四《地数第七十七》，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64)(先秦)韩非撰，(清)王先慎集解、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7《说林上第二十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6页。(65)(先秦)慎到著，许富宏集校集注：《慎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4页。(66)(先秦)管仲等撰，郭沫若集校：《管子集校》一《中匡篇第十九》，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67)(先秦)韩非撰，(清)王先慎集解、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7《说林上第二十二》，第170页。(68)(先秦)韩非撰，(清)王先慎集解、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1《初见秦第一》，第11页。(69)(南朝梁)沈约：《宋书》卷27《符瑞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4页。(70)(先秦)左丘明等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44昭公七年、卷52昭公二十八年，第2048、2119页。(7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52《中庸》，第1628页。(7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34《大传》，第1506页。(73)(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3页。(74)(汉)班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2页。(7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57页。(76)(汉)崔寔撰，孙启治校注：《政论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8页。(7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4《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6页。(78)(汉)班固：《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52页。(79)(汉)班固：《汉书》卷64上《吾丘寿王传》，第2796页。(8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羌无弋爰剑》，第2876页。(8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7《汉世三十九》，章和二年十月乙亥条，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18页。(82)(汉)司马迁：《史记》卷108《韩长孺传》，第2860页。(83)(汉)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1页。(84)(汉)班固：《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78页。(85)(汉)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第2511页。(86)(晋)陈寿：《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刘备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8页。(87)(汉)班固：《汉书》卷99上《王莽上》，第4095页。(88)(晋)陈寿：《三国志》卷14《魏书·刘晔传》，第446页。(89)(晋)陈寿：《三国志》卷21《魏书·吴质传》引《魏略》，第607页。(90)(晋)习凿齿著，(清)汤球、(清)黄奭辑佚，柯美成汇校通释：《汉晋春秋通释》卷2《季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页。另见《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第113页。(91)(晋)陈寿：《三国志》卷34《蜀书·张皇后传》，第907页。(92)(晋)陈寿：《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孙权传》，第1138页。(9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1《武元杨皇后传》，第953页。(9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20《礼志中》，第616页。(9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54页。(96)(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卷2《前赵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9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3页。(9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70页。(9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76页。(10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第2686页。(10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第2689页。(10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50页。(10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4页。(10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2页。(10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85页。(10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8页。(107)(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卷27《前燕录五》，第212页；(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第2842页。(10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第2848页。(109)(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卷47《后燕录六》，第367页。(110)(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9《北燕录二》，第684页。(111)(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2《前秦录二》，第246页；(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12《苻生载记》，第2873页。(11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84页。(11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11、2918页。(114)(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卷50《后秦录二》，第386页。(11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1页。(11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1页。(11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21《李雄载记》，第3040页。(11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11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5页。(12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9-2650页。(12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石弘》，第2753页。(12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9《晋纪二十一》，永和八年十一月丁卯条，第3131页。(12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11、2914页。(124)(北齐)魏收：《魏书》卷65《李平传附李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60-1461页。(125)(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宗藩·亲王娶夷女》，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6-807页。(126)(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9-960页。(12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85页。(128)(元)脱脱等：《宋史》卷1《太祖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页。(129)(元)脱脱等：《宋史》卷85《地理志一》，第2094-2095页。(130)(元)脱脱等：《辽史》卷35《兵卫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2页。(131)(元)脱脱等：《辽史》卷46《百官志二》，第738页。(132)(元)脱脱等：《辽史》卷17《圣宗纪八》，第197页。(133)(元)脱脱等：《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第1446页。(134)(元)脱脱等：《辽史》卷87《萧孝穆传》，第1332页。(135)(元)脱脱等：《金史》卷126《元好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2页。(136)(元)脱脱等：《金史》卷2《太祖纪》，第42页。(137)(元)脱脱等：《金史》卷2《太祖纪》，第40页。(138)(元)脱脱等：《金史》卷132《徒单贞传》。第2826页。(139)(元)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纪上》，第141页。(140)(元)脱脱等：《金史》卷56《百官志二》，第1278页。(141)(元)脱脱等：《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43页。(142)(元)脱脱等：《金史》卷80《济安传》，第1797页。(143)《金史》“诏天下”共出现15次，参见《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第1939页。(144)(元)脱脱等：《金史》卷45《刑志》，第1023页。(145)(元)脱脱等：《金史》卷120《裴满达传附忽睹传》，第2615页。(146)(元)脱脱等：《金史》卷97《李完传》，第2155页。(147)(元)脱脱等：《金史》卷46《食货志一》，第1035页、1036页。(148)(元)脱脱等：《金史》卷50《食货志五》，第1116页、1121页。(149)(元)脱脱等：《金史》卷89《梁肃传》，第1985页。(150)(元)脱脱等：《辽史》卷104《刘辉传》，第1455页。(151)(元)脱脱等：《金史》卷131《梁珫传》，第2808页。(152)(明)宋濂等：《元史》卷164《魏初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58页。(153)《明太祖实录》卷84，洪武六年八月乙亥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1497页。(154)《明宣宗实录》卷6，洪熙元年闰七月甲寅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152页。(155)《清高宗实录》卷784，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庚午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3页。(156)(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26《外国七·意大里亚》，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59页。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崔蕊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