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租房人超2亿，年轻人还有“翻盘”机会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修远基金会（ID：xiuyuanjijinhui），本文原载《文化纵横》，作者：朱善杰（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导读
据统计，目前中国房屋租赁人数已超2亿人，大部分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引起住建部关注的同时，也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网友深有感触，房子问题制约了年轻一代的发展，他们把青春留在了城里，却只能望“房”兴叹。
本文作者指出，城市青年位居“三代人”——父母、自己和孩子——的“中间地带”。一方面，父母和青年两代人一起在艰难地应对以房价飞涨为主要标志的剧变时代的经济和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一种小规模的“精致”的家庭结构逐渐浮现，相当一部分青年人越来越关注个人家庭环境和条件的营造，在心理上越来越一切向“内”转，心理空间越来越狭小，不得不把人生中的很多精力和几乎全部能力都投入到房子和孩子身上。
有些人不禁自问：人生还有“翻盘”机会吗？此生还有未来吗？这些问号如冰砖一样敲打着青年人流血的心。作者发问：作为富有朝气和活力的青年人，是不是应该或能否有一种试图改变现实的冲动呢？
正文
最近20年来，大陆中国人的大部分生活内容（包括学校教育、就业和休闲），都是越来越以“居家”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这种以“居家”为中心的组织化过程，不但普遍发生于城市，也越来越广泛地从城市推广到乡村，造成城市生活的主流模式对乡村世界的深刻重构。
今天，都市青年位居“三代人”——父母、自己和孩子——的“中间地带”，他们对“居家”生活的安排，必然包含对代际问题的处理。而如何安排家内的代际关系，直接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的生活态度、质量和方式。因此，可以说，代际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家”的形成与运转，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家”的走向与未来。
父母/长辈是青年压力的分担者
首先，在当下，父母及其他长辈亲戚的支援，成为影响都市青年能否或怎样购房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展的以“上海市青年人的居家生活状况”为总题的问卷调查），454名“自己购买商品房”的人中，“房产首付款/一次性付清的来源”情况是：“靠自己长辈支援”的有84人，占18.5%；“靠双方长辈支援”的有39人，占8.6%；“长辈和自己各出一部分”的有129人，占28.4%。这里的“长辈”，应该主要就是父母。由此看来，自己购房者中的大多数人（55.5%）在购房时离不开父母的经济支持。不仅如此，他们当中还有2.4%的人在还贷时，“主要依靠的是”“家长的经济支援”，居于6项“主要依靠”来源的第5位，仅次于“股票、基金的收益”这一项。可见，对父母经济上的依赖，有些购房者是持续的。
而在“一旦打算买房”的434人中，“首付款的安排是”：8.8%“靠自己长辈支援”，10.8%“靠双方长辈支援”，15.4%“长辈和自己各出一部分”。那么，在他们的购房计划中，需要父母经济支持的占35%，这个比例大大低于“自己购买商品房”的人在购房现实中产生的对父母经济依赖的比例（55.5%）。显然，缺乏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应该是许多都市青年没有购房的关键原因之一。
其实，无论是“自己购买商品房”的人，还是“一旦打算买房”的人，毫无疑问，二者在购房问题上都已经或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父母存在着经济依赖关系。因此，这里所谓的“自己”，也就成了一个相对的主体。如果没有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青年人的购房行为就会推迟，或许就会成为不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今社会，“父母”也当然地成了推动房地产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其次，父母成为帮助青年人照顾孩子的主要助手。无论是否拥有产权房，约有60%的受访者“在孩子进入托儿所之前的一年半里”，选择请父母帮助来照顾孩子：“白天请父母照管，晚上自己照管”。另有超过10%的人更进一步，选择“法定产假结束后，将孩子送去父母家（对方父母家），休息日接回家由自己照管”。考虑到受访者中已经或打算抚养下一代的比例非常高，例如，这个比例在拥有产权房者中明显超过90%，父母在城市青年抚养孩子这件事情上的深度参与，也显然大大扩展了代际关系在城市青年的居家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但也有一些数据，似乎表明城市青年并不愿意太多地依赖父母及其他长辈的支援。这从两个方面可以分析出来：一是在拥有产权房的人中，“还房贷时，主要依靠的是”“工资”和“公积金”两项，而不是“家长的经济支援”；二是他们基本上不会让父母帮忙料理家务，在“如果家中没有需要照料的老人或孩子，且经济条件许可，您愿意”这一问题中可以反映出来：33.5%的选择“请钟点工”，33.2%的由“双方共同分担家务”，13.1%的由“自己承担大部分家务”，只有10%的“请父母帮忙料理家务”，这比例稍微高于“请住家保姆”（6.2%）和“请另一半全职料理家务”（4.1%）的。
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在今日上海，父母的家经常成为儿女的“餐厅”。从“您经常去父母家吃饭吗”的问卷中可见一斑：有31.4%的人“几乎每天”都去父母家吃饭，另有不到20%的人每周去吃2~3次。但子女去父母家吃饭，不是一般媒体上所说的年轻人喜欢或因生活的压力而被迫“啃老”，或因工作忙碌而没有时间做饭，只能去父母家“蹭饭”。
因在这31.4%的人中，有26%的人是“从不加班”的，有40.4%的人是每周加班“1次左右”的，有22.8%的人是每周加班“2~3次”的，有7.7%的人每周加班“4~5”次的，有3.2%的人每周加班“6~7次”的。似乎可以说，他们并非是因为不能准时下班、缺乏自己准备晚饭的时间而求助于父母的。因此，这里的情况与前两方面有所不同，它不只有父母帮助子女的单方面意义，也有儿女以这种方式保持与父母的较为密切的日常交往和代际亲情的意义。
这个判断可以从下列数据得到验证：当回答“如果去父母家吃饭”你会怎么做的问题时，选择“会买些老人家喜欢的礼物或营养品”的人最多，占35.4%，其次是“定期交比实际的更多的饭费”的人，占24.4%，两项合计约60%；“定期交差不多的饭费”的为13.7%；“象征性地交一点”的是9.4%，另有15.1%的人“没有特别的表示”，两项合计是24.5%，占比接近四分之一：他们应该就是在“啃老”吧。
从这些数据来看，“几乎每天”都去父母家吃饭的人的比例数是跟加班的次数成反比的。也就是说，工作越忙，加班的次数越多，去父母家吃饭的次数越少。
但是他们会在休息日里去看望父母，陪陪父母，与父母交流。这一点，从休息日常常去看望父母的频率能看出来：约有六成的人选择“经常”和“总是”。只是这中间，稍有不同的是，选择“经常”的人中，50.7%的人是“自己拥有产权的房屋”的，4.1%是“租住房屋，但自己拥有有产权的房屋”的，而45.2%是没有产权房的。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因有产权房的人中上海本地人较多，他们的父母也基本上在上海，看望起来也就相对方便，所以“经常”去的人也就较多。这从“您现在居住的是”与“您接受初中教育的地点是”这两个问题的交叉中应该可以分析出来：“自己拥有产权的房屋”的人中，有53.2%的人“接受初中教育的地点是”“上海”。由此可见，在今天都市青年的“家居”生活中，与父母的交往依然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之一。
即便如此，青年人觉得比起父母为他们的付出，自己为父母做得不够，因此才会感叹父母老得快。受访者对“最近5年来，以下人生感觉中，您体验较多的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与此有关。在979人中，最多的人选择“爸爸妈妈都老了”，有422的人，比例为43.1%，远远高于紧随其后的“如果能回到5年前，那就好了”（25.6%）和“时间过得太快，转眼就要不年轻了”（13.3%）这两个对自己人生的关注比例。这其中蕴含的意味并不单一，但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与自责之感，应该也在其中吧。
房子在左，孩子在右
是否和如何生育下一代，是城市青年居家生活的代际关系面向的另一个重点所在。
首先，受访者基本上都是想要孩子的。在回答“是否打算生育子女”一题时，34.5%的受访者“已经有孩子，不打算再生”，9.2%的人“已经有孩子，但还想再生一个”，48.2%的人有生育子女的打算，只有8.1%的人“不打算生孩子”。
“不打算生孩子”的比例在已婚者中是最低的，为3.1%。在“单身有恋爱对象”这一群体中，84.8%有生孩子的打算，不打算生孩子的比例为9.8%。而在“单身没有恋爱对象”者中，77%的人有生孩子的打算，不打算生的则占18.6%。同时，在已婚者群体中，54.1%的受访者“已经有孩子，不打算再生”，28.3%的人“有此打算”，更有15.2%的人“已经有孩子，但还想再生一个”。
换个角度看：在拥有产权房的人中，“不打算生孩子”的比例只有6.7%，而其理由中“结婚，但喜欢自由自在的两人世界”的比例最大，占39.1%，其次是“经济压力太大，不想再增加负担”（30.4%）；在没有产权房的人中，“不打算生孩子”的比例为9.8%，理由中“经济压力太大，不想再增加负担”的比例最大，占36.7%，其次是“结婚，但喜欢自由自在的两人世界”（25%）。
分析得知，有产权房的人中，不打算生孩子更多考虑的是“喜欢自由自在的两人世界”，其次是经济压力；而在没有产权房的人中，情况正好相反，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压力，其次看重的是“两人世界”。换句话说，在生孩子问题上，买了房子的人，或说成为“房奴”的人，“经济压力”的考量让位于“两人世界”；而没买房子的人，或说还没有成为“房奴”的人，经济压力成为首要的因素。
可以推断，房子买的早的人，对经济压力的预期较小；还没买房子的人，对日益上涨的房价是感到压力重重的。这是由近十年来房价翻十番的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感觉和压力造成的。这些，已影响到了当今社会中的代际继承问题。
其次，受访者是把生育下一代在居家生活中的重要程度看得比较高的。拥有产权房的人，对所列30项“在一个‘家’的必备条件中，请标出您所认为的重要程度”进行选择，在程度为“最重要”的中，占比例最大的前三个是：“和睦的家庭气氛”（69.7%）、“保证生活的稳定收入”（65.7%）和“孩子”（60.6%），远远高于其他包括“一处独立的住房”等在内的27个选项；没有产权房的人，对此问题，占比例最大的前五个是：“和睦的家庭气氛”（71.5%）、“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58.1%）、“保证生活的稳定收入”（56.7%）、“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56.1%）和“孩子”（47.6%），它们远远高于其他25个选项。
由此不难分析出三点：1. 对这两种人，“孩子”都是居家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2. 家庭经济条件和情感因素是基础条件，人们在考虑“孩子”及其他生活内容时，首先会考虑到此；3. 有产权房的人比没产权房的人，在看做“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中，“孩子”的位置，更靠前一些。
再次，青年人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在有产权房的人中，认为“教养子女”“没有压力”的为20.3%，29.1%的认为有“比较大的压力”，22.6%的认为“非常有压力”；在“经济收入”、“工作业绩”、“发展朋友圈”、“个人成就感”、“父母期望”、“教养子女”等6个方面，在“非常大的压力”的选项中，比例数排在第一位的是“教养子女”（22.6%），然后依次是“经济收入”（9.7%）、“工作业绩”（8.7%）、“个人成就感”（8.1%）、“父母期望”（5.2%）和“发展朋友圈”（2.5%）。
没有产权房的人，情况稍有差别，认为“教养子女”“没有压力”的为35.1%，20.9%的认为有“比较大的压力”，18.8%的认为“非常有压力”；在“购房”、“经济收入”、“工作业绩”、“扩展朋友圈”、“个人成就感”、“父母期望”和“教养子女”等7个方面，在“非常大的压力”的选项中，比例数排在第一位的是“购房”（32.5%），其次是“教养子女”（18.8%），然后依次是“经济收入”（16%）、“工作业绩”（13%）、“个人成就感”（10.5%）、“父母期望”（9.6%）和“发展朋友圈”（3.6%）。
显然，无论对有产权房的人，还是对没有产权房的人，“教养子女”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只是没有产权房的人，比有产权房的人的压力要稍微小一些，主要原因是比起“教养子女”，他们把“购房”视为更大的压力，这是他们的心理状态。
由于重视下一代，人们也就愿意为孩子的教育进行投入。对“如果今后5~10年内，您和家人的收入将稳步提高，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您首先会做的是”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排在首位的选择是“买更好更大的住房，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占39.7%；其次是“为小孩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有可能的话，送去国外念书”，占19%。
在39.7%的人中，有产权房的为57.2%，没有产权房的为42.8%；在19%的人中，有产权房的为65.4%,没有产权房的为34.6%。这说明，随着收入提高，人们首先要做的是“买房”，其次才是“小孩的教育”。这与上面分析中所提到的居家生活中人们对“压力”的感觉的逻辑是一致的。只是在首先要做的这两件事中，有产权房的人所占比例分别都要大一些，这是因为有产权房做基础的人们，对改善住房和投资小孩教育更有意识、力量和可能。
值得补充的是：尽管人们一般都说，在城市里，孩子的教育是很花钱的，但在受访者现阶段的居家生活中，它却并没有被看成是造成家庭财产不增长的主要原因。
也可以说，孩子还不是生活中最花钱的那个部分。分析一下“近5年，每年造成您财产不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的选项情况，就可知其大略：选“是”的数值居于最高的前两项是“城市生活成本太高”（63.6%）和“通货膨胀太快、物价太高”（54.3%），都远高于“小孩的教育太花钱”（2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城市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所给人们带来的现实的和心理的压力，要远大于教育开支所带来的。这是否也是促成城市年轻人愿意为下一代教育花钱的经济方面或心理方面的一个原因呢？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整体而言，收入越高，已经生有子女的家庭，想要再生一个的意愿也越高。但与此同时，当年收入在1~15万的区间时，收入越高，不打算生育子女的比例越低，而当年收入超过30万时，“不打算生育子女”比例则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如前所述，到目前为止，无论经济状况如何，结婚和生育子女，仍然是都市青年认可的展开家庭生活的一般路径。是否购房，并没有改变青年对这一路径的看法。但购房以及相关的经济压力，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干扰或影响了这一部分生活内容展开的方式，并改变了青年人对家庭生活的理解和想象。
这不仅表现为，对已经购房者而言，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愿望的比例更高，也表现对未购房者来说，不打算生育的理由之中经济压力占了最高的比例，更表现为当收入高于30万时，不打算生育的比例开始上升。
青年心理空间的窄化之路
从以上数据分析情况，不难得出如下的初步结论：一般来看，父母、青年人与孩子这三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在今天依然构成了城市青年居家生活的重要内容。它牵涉到相当多也重要的“生活内容”，在这些“生活内容”中，“父母”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关系到青年人的购房和孩子的照管，因此是两代人的“庇护者”。那么，“父母”的现状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后两代人的生存状况。
但是，这个“重要”却与另外一个问题——住房——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父母”及其他长辈对于城市青年的经济/抚养孩子的支持，就鲜明体现了，在今天，实际上是父母和青年两代人一起在艰难地应对以房价飞涨为主要标志的剧变时代的经济和生活压力。同时，孩子是未来与希望的寄托，尽管多数受访者都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但这比起买房子，似乎还普遍是次要的。
可见，在当代上海青年人的生活中，买房子成为“重中之重”，它“抽取”了两代人的汗水，“捆绑”了三代人，是当下日常生活的基础，也是影响未来的不定因素。
那么，在这样的“抽取”和“捆绑”中，青年人的心理空间将会遭到如何的侵蚀、精神世界将会受到怎么的塑造呢？
不难发现，“城市式居家生活”中的“家”，比起其他模式的家，变得相对较小，几乎只有夫妻二人和孩子，最多再加与“买房”和“孩子”有紧密牵连的父母。此外，似乎没有更多亲人。
因此，“家”中的代际关系，比起传统社会“家”里的，要相对简单，代际“链条”比传统大家庭的大为缩短，那些似乎与“买房”无关的长辈，基本被从“家庭”里“过滤”掉。这是近20多年来发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家庭结构上的变化。在这种“小规模”的“精致”的家中，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人及下一代的集体意识和观念的。
也因此，现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就越来越过分地关注个人家庭环境/条件的营造，在心理上越来越一切向“内”转，且这个心理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从而失去对公共问题/生活的兴趣和关注；在行动上越来越向后“退”，从室外退到室内，从客厅退到卧室，重视房间的装修，喜欢并习惯“宅”，上班也许只是为了谋生，家庭才是生活的重心和主轴，由此必然就丧失了对公共问题/生活的讨论和实践能力。于是，把人生中“过剩”的精力和几乎全部的能力都投入到“房子”的那点事里，并“沉溺”其中，或乐得其所。
这在另一个方面，势必缩小了人际交往的范围，时时眼睛不离手机屏幕的“低头党”，其实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直接的外在体现。人与人之间变得不愿交流，排斥交流，害怕交流，甚至难以交流。这障碍会很容易造成城市人的孤独、隔膜、冷漠，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如此一来，倒地的老人和病人无人扶起则屡见不鲜，而见义勇为、好人好事越来越罕见，也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间接的外在体现。
如此的人，是被“矮化”了的，并势单力薄、力量分散的，也就不容易凝聚起来，他们往往缺乏“集体”感，同时也就失去集体的力量，在工作和生活中，犹如一个人走夜路，无法相互壮胆，因此难免在孤单之后感到不安。再加上，无论是否买房，神经都会被瞬息万变的房价和永远压人的房贷给“吊起”和“绷紧”。
人的不安感也就会在孤独而弱小的个人和强大而变化莫测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照映下变得尤为突兀，并不断得到强化，最后当面对一根“稻草”时，人都会有一种即将“压死骆驼”的紧张感、危机感和恐惧感。比如害怕生病，担心降工资、失业、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等。这些，其实都是原子化的家庭维持正常运转的大忌。
由此看来，“城市式居家生活”的模式里“生命”是“受制于人”——银行、经济政策和形式、房产泡沫等——并危机四伏的，抵御风险能力很差，经不起变故和折腾。在这种模式下活着的人，是相当渺小的，心理无比脆弱，常常有一种输赢未定和前途未卜的焦虑。
这种焦虑使人变得爱投机，轻视勤劳致富，梦想一夜暴富。大概只有那样，心里才能有安全感。但在现实中，如此的好事又往往是“白日梦”。因此，欲求不得、欲罢不能的折磨会强化这种焦虑的程度。况且，有时它还会“灵魂出窍”，这体现为不同类型的情绪。
一般的情绪主要表现为无明业火、没来由的怨气和戾气。因此，常常可以看到公交车上、地铁里、马路旁、菜市场等地人们因为一些小事而产生纠纷并大动干戈。情绪的发泄如洪水般难以控制，人际关系中摩擦的产生变得如此不可提防和“廉价”。慢慢地，人们的融洽和信任、相互理解和将心比心的传统资源就被耗尽了。至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更显得遥远了。
不一般的情绪则表现为绝望。那些生活压力大、收入低或父母无能力帮助自己的青年人，根本无法买房子，只能租房子。可是，眼看十年房价翻了十番，房租几个月就要涨一次，还要看房东的脸色行事，并且搬来搬去也是家常便饭，到头来，只能“望房兴叹”，羡慕嫉妒恨者有之，责怪命运不公者有之，慨叹生不逢时者有之，后悔该出手时不出手者有之，等等。
而此背后，都弥漫着的是一种绝望的情绪和困惑。人生还有“翻盘”的机会吗？此生还有未来吗？这些问号如冰砖一样敲打着青年人流血的心。而这种人，又在网络上成为“垃圾人”，毫无疑问，也就是身上背负的负面情绪或说负能量太多了，可是就没人愿意去追问或正视，它从哪里来？一直以来就如此吗？他们身上有“原罪”吗？这20多年来日渐形成的房地产市场、城市式居家生活和与之有关的主流意识形态能跟它摆脱干系吗？它们能干干净净地洗刷掉自身应该负担的责任吗？
毋庸置疑，城市式居家生活改变的不仅是生活方式，也是人；影响的不仅是人的心理，还有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其中包含着的一个被缩短了的代际关系影响到的不仅是个人，而且是社会有机体，背后遮蔽的是可能造成的对社会生活中一个长链条的人际关系的破坏。
可随着城市房价的节节攀升，房地产商一下子由一线城市转战二线城市，甚至三线城市，直至四线城市，当下“推土机”又在开向农村。可以肯定的是，资本和媒体在按一个模式改变和重塑这些不断扩大的地方的人们的生活，而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式“居家”生活则会成为这些地盘上的“样板房”。也就是说，上述这种“改变”、“影响”、“遮蔽”和“破坏”等的范围和力度将会不断扩大到小城市甚至偏远的农村。
然而，置身一种可能“同质同构”的生活方式和“暮气沉沉”的人生状态，面对房地产业的攻城略地、资本的疯狂逐利和人的心灵空间的日渐萎缩以及精神世界的不断异化，作为富有朝气和活力的青年人，是不是应该/能有一种试图改变现实的冲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