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师姐”的社会学意涵

在当今学校，“师兄”“师姐”可算是常见而至泛滥的称谓，从同一导师的弟子到同一院系乃至同一校园、同一专业的人们，凡入学年份比本人早者，皆可以“师兄”“师姐”呼之。细微的生活是对更幽深的社会机制的反映，那么“师兄”“师姐”的称谓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社会学逻辑呢？

其一，“师兄”“师姐”是拟亲缘化的符号。作为尊师重教传统的衍生品，“师兄”“师姐”的标志一方面体现了以敬重为要的尊尊伦理，另一方面也包含有以情感为义的亲亲观念。质言之，称呼“师兄”“师姐”是建立关系的尝试。

林南将“关系”视为“情感为基础的社会交换”，关系的建立需要生成并维系情感纽带，而同质性是培育感情的重要方式，同质性既可以来源于既定的社会角色（如家人、老乡），也可以通过虚拟家人而制造出来——“师兄”“师姐”就是这般拟亲缘化的产物，乃至于如此称呼的范围从同一师门泛化到同一圈子，无不是在实现行动者对同质性关系的型构。

在从熟人社会向半陌生人与陌生人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杨宜音和张曙光提出“关系的类别化”和“类别的关系化”来描述群己、同类或类属关系中身份协商的过程。一声“师兄”“师姐”无疑既显尊重，又不疏远，拉进了双方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

其二，在归属的群体中，以“师兄”“师姐”称呼也是分类和规范秩序的做法，有助于确立自我认同。自我指人们对自己形成的认知、体验和控制等。“自我”概念不仅具有心理学意义，更需要社会学的打量，因为“人是悬挂在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既然自我是嵌入各种关系维度的主体，理解自我需要结合他的活动空间结构，那么通过称呼他人而建立关系、并将自己锚定其间，也就有利于明晰自我的身份。

以“师兄”“师姐”来指称，是对对方因年级高而暗示的在学识累积、熟悉圈子甚至人格成熟等方面的权威的认可，按布劳（Peter Blau）的分析，这样做合理化了在交换中投之以尊敬报酬（在传统文化中还包括给予对方等级更高的服从报酬）等的做法。可见，“师兄”“师姐”一语隐含了双方的次序排定和角色期待，对对方的称呼也在互动中权宜性地陈说着自我的角色与行为。

其三，“师兄”“师姐”的称法不仅具有规范性意义，也满足了人们的现实需要，即以情/利相交，或亲近彼此感情，或拓展社会资本，从而在特殊主义的取向下达成沟通。换言之，以“师兄”“师姐”来呼之是理性行动者在互不熟识的情境中，变无关系为有关系、化陌生人为“自己人”的能动策略。

如今，“师兄”“师姐”指称的泛化与普遍是对个体化社会逻辑的映射。在贝克夫妇（Ulrich Beck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和鲍曼（Zygmunt Bauman）等人看来，个体化体现在解放-去魅-再整合的链条中，面对个体成为社会再生产单位的“权利上的个体”（即使不是事实上的个体）之现实，人的身份确立从“既定的东西”变为了一项“责任”，因而社会成员会根据需要和亲密性来有所选择地再嵌入某些类群。在现代化的推进中，“师兄”“师姐”曾具有的严格而同质的标准趋于模糊、其结构性约束力亦不断消退，而代之以更为现实（并不等同于“功利”，虽然不排除这样的意义）、更为主动的思量和运作。这一人际互动的侧面无疑是文化塑造与社会变迁合力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