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阅读韦伯宗教宗教研究

就韦伯的宗教研究领域而言，也很难就是纯纯粹粹研究宗教，当中涉及了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其实这也就必然意味着，我们在阅读韦伯的著作的时候，万万不可仅限于其某一部著作就事论事，而是应该将眼界放宽，站在韦伯的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去品读，或至少要放在他的某一领域框架内进行理解。

现世中的资本主义与消逝的统一宗教伦理

———综合阅读韦伯宗教宗教研究

文/杨小贞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生

韦伯可以说是一位研究包罗万象的学者，我们也很难将他彻底归类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其它什么家。而就韦伯的宗教研究领域而言，也很难就是纯纯粹粹研究宗教，当中涉及了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其实这也就必然意味着，我们在阅读韦伯的著作的时候，万万不可仅限于其某一部著作就事论事，而是应该将眼界放宽，站在韦伯的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去品读，或至少要放在他的某一领域框架内进行理解。而韦伯最为人所熟知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资》 ），同样也必须要结合韦伯整个宗教领域研究框架进行理解，否则就是管窥蠡测了。对此，在这里特别提出以下前提，作为对韦伯宗教领域研究的警醒。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韦伯所处的学术研究环境与背景。韦伯其实深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其整个学术研究逻辑都有着德国历史学派的痕迹。正如吉登斯所说：“韦伯最初的著作是具体详尽的历史研究。他主要以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们所提出的特殊问题为背景出发，不断拓宽自己著作的领域，以探明一般理论性质的问题。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素有竞争的传统，韦伯在这一浪潮中借助众多资源，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而德国历史学派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并且每个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及形成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在于每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这也就导致了韦伯的历史分析特点，在对欧洲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做出解释的时候，韦伯大量回顾历史，解释历史事实，并且希望立足于西方社会本身，解释为什么西方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别的地区。而在《新资》一书中，韦伯将重心放在“宗教”与“经济”的联系上，探究“宗教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究竟有多大作用，但同时又要注意韦伯的研究逻辑，“他在方法上强调‘理解’，也就是对于行动者设定的行动意义要设法予以掌握，而个人都是生活在团体和组织中，他们的行动意义并非恣意的、可预期的，重要的是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因果关联，来推论怎样的行为手段会造成何种后果。……但是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者’，他认为这两种主义只片面夸大了某一因素的作用，却让自己离真理更远。……宗教有自身的价值，就像经济有经济自身的价值，它们可以互不相干，但有时候彼此会互相冲突或互相支持，这些关系有待研究者以具体时空下的实例来加以验证……”由此可见，韦伯所坚定的立场既不是绝对的化约论，即把任何结果都单一地归结为某一因素的结果，也不是单纯的唯心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韦伯对于宗教的分析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什么论点的，以及除了韦伯的归因，我们又可以找到其它哪些因素？

除了韦伯自身的学术特点外，在理解韦伯的著作时，我们还应注意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其实可以说，马克思、涂尔干还有韦伯三位古典社会学家都处于“前现代性”阶段，所谓“前现代性”，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而韦伯在《新资》一书中对“宗教”与“经济”的解读，也是放在启蒙运动后，加尔文教禁欲主义下的，与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而且韦伯承认也预测了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现在，这个秩序与机器生产的各种技术、经济条件结合在一起，以其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决定着今天所有生而处于这种机制之中的个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加经济获取活动的人的生活。……胜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它的支持，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如在美国，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由此可见，韦伯想要探究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深深扎根于历史传统，同时又深刻影响着现代资本主义。

在明确了以上前提之后，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韦伯有关宗教的简要研究框架，以及我们如何通过他的宗教的总体研究，来理解《新资》。

首先，我们要明确韦伯以社会学的眼光来研究宗教时，所秉持的范围是什么。在《宗教与世界》的导言开篇就有所提及：“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宗教现象的本质，而是因宗教而激发的行为，因此此种行为乃是以特殊的经验及宗教特有的观念与目标为其基础。因此，基于宗教意识的有意义行为方是社会学家所应加以研究的。……研究的指涉范围仅限于作为现世的一种人类活动的宗教行为：一种根据日常目的、以意义为取向的行为。……社会学家必须致力于理解宗教行为对于其他领域，诸如伦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艺术等领域的活动之影响，并且明白确认出各个领域所秉持的各种异质性的价值之间所可能产生的冲突。”事实上，韦伯在之后宗教领域的论述中，也的确主要从宗教观念主导下的行为表现入手，分析宗教在现世领域的意义。可以说，韦伯的整个宗教研究都渗透着“社会学的眼光”，他不局限于宗教本身的义理上的探讨，而是尽可能向宗教领域外围延伸，当然这也是想要阐述“宗教”与“经济”关联性的必然逻辑。

而韦伯的宗教研究的焦点就在于宗教教义所产生的行为规范，与现实世界里的诸如政治法律、审美艺术等的对立，其实就是一种紧张性。这种紧张性，表现在诸多方面，韦伯在《宗教与世界》具体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审美的领域、性爱的领域和知性的领域。而紧张性的根源，又必须回到宗教教义本身，然后再与现实规范加以对比。这就不免要提到宗教领域中的神义论问题。韦伯一神教里尤其突出这一问题：“通常也是基于神观之朝向一神教方向的合理化之故，这个神被赋予一种超越于世界的、卓然崇高的属性。……不过，此种崇高性一旦愈是朝向一个具有普遍性、超越世俗性且独一的神概念推进，便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样一位神的超凡力量之高扬，与他所创造出来并且支配的世界之不完美，如何可能一贯相连而不矛盾？……即使是一个充满意义的、非人格性的、超神的世界秩序，也还是要面对世界之不完美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即使宗教为人们展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神将其超凡的力量笼罩于世间，似乎我们能够因这超凡的力量，而可避免世间一切苦难，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信仰这种超凡力量，但同时却还在面对种种苦难，那么我们的信仰意义何在，既然神并不能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话？当然宗教教义本身对这一问题是有所解答的。韦伯认为，首先是预定论信仰，“当彼世期待的力量愈来愈强时，换言之，当此世的生命在与彼岸相较之下，愈发显得不过是一时的存在形式，当此世愈来愈被认为是神从无中创造出来而因此是会再度成为过往的……神与世界及其与世界之不完美的基本关系这个问题时，就愈来愈被视为思维的当前要务。”既然此世无法避免苦难，那么就期待来世，将此世的种种仅视为一种暂时达到彼岸的过程和手段。另一种说法是“二元论”，认为有纯净与不纯净的两种世界，而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就是二者混合产生的，而最终的结果终究是善的战胜恶的，就如基督教世界里上帝终会压倒恶灵，由此上帝的力量又会回来。而韦伯特别把印度知识阶层的宗教拿出来作为第三种神义论：“按照韦伯的看法，所有印度教成员都共同持有的基本教义是，灵魂转世及与此相随的业报说。这两个教义相结合，提供了一个社会‘神义论’即对当前社会秩序的神学合理化及象征式强化。”事实上，印度教这种特有的神义论，是对其种姓制度合法化的维持，它使人们安于自身现状，接受自己的种姓，虔诚履行个人社会义务，希望来生再得到回报。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会发现，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神义论，其对现世和彼世都是截然划分的，并且在对现世与彼世的对比之中，维持着现世的秩序。于是我就在想，那么在资本主义要求的“金钱至上”、“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原则中，原先的安于现世，甚至避世的宗教教义，岂不是要和资本主义发生冲突？在韦伯的分析中，新教伦理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始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让个人直接自己面对上帝，并且提倡“因信称义”，之后又因加尔文主义的进一步加深：加尔文的绝对信仰上帝观，使得信徒对上帝的信仰结合成了一个统一体系的善行生活，从忏悔赎罪到个人内心的解脱，完全没有教会的插足之地。而信徒的生活也被完全理性化，在现世生活的盈利，完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十七世纪这个伟大宗教时代遗留给其后的功利主义时代的，首先是一种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善的获取金钱之心，只要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只要在形式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摘，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令实业家宽慰并确信的是，现实物品的分配不平等，是神圣天道的一项特殊安排。”但与此同时，受加尔文教约束从而与现代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加尔文教的领袖无一例外地激烈反对这种具有政治特权的商业、放贷和殖民地资本主义。他们为此提倡依靠自己的能力和首创力合理合法地从事获取活动的个人主义动机。”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十七世纪里，宗教改革之后，人们为自己在现世尤其是在现世谋利的举动找到了宗教领域的合理解释呢？由此一来，似乎既不违背宗教传统，同时又能够“心安理得”地进行盈利行为。所以说，在宗教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就在于发展出了一套合理的“入世禁欲”伦理，它一方面使个人面对上帝，一切盈利行为都可解释为“愉悦上帝”，另一方面，教规又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和欲望，具体表现为“反对肉体诱惑，反对依赖外界之物的运动”、“反对欺诈，又反对出于冲动的获取欲”。不知这是否可以算作人类为自我行为进行合理解释而进行的一大突破。

至此，韦伯得出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当然前提依旧是在本文开头所以提到的，宗教因素只是资本主义能够开端发展的原因之一，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但韦伯在《新资》的最后，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不免抱有悲观的想法：“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了这个牢笼，但是胜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它的支持，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大复兴；如若两者皆非。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我想，韦伯在这里是想说，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已经变得有些可怕了。因为至少在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在发展之初还有宗教给人们以约束，然而发展到如今，我们的思想里已经没有任何宗教因素的影子了，至少在生活的绝大领域里都是如此。如今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似乎很大是限于个人精神心理的慰藉，而真正能有明确价值规范和行为伦理的，几乎绝迹了。我们就算有的共同价值观念，也是零碎的、碎片化的。就中国而言，我们似乎拥有儒家思想的传统，又似乎拥有集体主义的价值倾向，但都只是模糊的观念与意识，很难说什么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粘合剂。总是能听到有外国人评价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其实广义一点来说我们没有一个持一贯之的集体价值观念。而中国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又跟难发展出一套综合伦理。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求人人思想统一，毫无创造性，而是在面对这样一个价值多元，人们思想的复杂性，人人都在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没有思想支撑的恐慌。而就想韦伯所发问的，我们在现代的牢笼中，是否有可能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是旧观念旧理想的大复兴，总之是有一个引领我们走出时代困惑的时刻，也许在它真正到来之前，我们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