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精神内蕴 现汪洋浩荡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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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源 《潇湘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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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苏轼 行书 《洞庭春色赋》 (2)苏轼 行书 《中山松醪赋》 （为方便读者鉴赏，编辑将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书法长卷图片拆分，截取(1)(2)片断） (3)清 吴鼒画《苏轼像》 (4)苏轼 行书《阳羡帖》
本报记者 凌 鹤
品读
董源《潇湘图》 平淡天真得自然之趣
张 船
《潇湘图》，五代南唐董源作，500毫米×1410毫米，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平淡天真，得自然之趣”是中国古代山水画追求的境界之一，五代代表画家董源的《潇湘图》正是因为“得平淡天真之趣”，而备受后代文人画家的推崇。
《潇湘图》可以说是一件能够代表董源山水画较高艺术成就的作品。作者以江南平缓的山丘为创作题材，采用非常开阔的构图方式，观者仿佛是站在很远的地方遥望画中的景色一样。在笔法上，董源首先运用披麻皴勾画出山川的状态和起伏的峰峦山石，然后使用点子皴的浓淡变化展现出群山的远近次序。其中又加以淡淡的笔墨晕染出一片片淡薄的烟云，潮湿温润的江南景象跃然于纸上。
展开画卷之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段碧波荡漾的江水，江上有一叶小舟正向岸边驶去。船上一个穿红衣的人端坐在其中，滩头上一群人载歌载舞。远处的山势虽然平缓，但郁郁葱葱、欣欣向荣，山脚下的树林中掩映着几处农舍，岸边上十几个渔人正在张网捕鱼，这种平淡安详的生活场景与旁边的喧闹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但二者又显得和谐而不冲突，显然这正是画家对画面极强控制能力之绝佳展现。可以说是“平淡天真，得自然之趣”的典范。
对于该作品是否为董源真迹，我们一直沿用作品题跋的说法。明代董其昌在卷中引首题：“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但我们从这句话中并不能了解董其昌是如何判断此画为董源真迹。
在北宋著名书画理论家郭若虚看来，董源的山水画可以说是同时展现了当时两种流行风格的主要特征。郭若虚认为，董源在使用墨笔皴法进行创作的时候，非常类似于之前的大画家王维，而在给画面上颜色的时候，又与之前的李思训十分相似。因此，郭若虚认为，董源作品的面貌是相当丰富的。郭若虚见过较多董源的作品，二者生活的年代也较近。其画法、风格和意境也与史料上面描述的董源风格十分接近，同时又有历代鉴赏家的题跋，因此，此画被公认是董源的真迹。
提示TISHI
辽博推出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的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与旅顺博物馆珍藏的《阳羡帖》同台展出，这两幅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再次引发特别关注和研究解读，对当代书法创作如何结合时代，反映家国情怀、反映道德文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以下简称“《洞庭中山》二赋”），作于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是苏轼晚年书法精品。前后总计680余字，为其存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件。正文单字大小约如古钱，结体略扁，呈左低右高之势，下笔从容，行笔流畅中见稳重，通篇精气内蕴，隐现汪洋浩荡之象。卷后有元代张孔孙，明代黄养正、李东阳、王穉登、王世懋、王世贞，明末清初张孝思等诸人跋。苏轼的书法名篇、著名的《阳羡帖》也在展出之列，共68字。两件作品都被《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关于作品的当代解读，记者采访了几位著名的学者、书法家，他们的观点启思益智，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经典名作。
浸满文人心性，自然表露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著名学者、书法家张振忠教授认为，在“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观赏苏轼的书法长卷《洞庭中山》二赋，仅抱着对待一位书法家的视角和态度去品鉴，是很容易流入偏颇。苏轼在唐宋散文大家里的历史地位，只有从文人、文化的角度审视才能确评。在文人的背后，还有苏轼的仕途人生和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历史背景。从这个角度说，书法是苏轼艺术人生、政治人生及时代风范的载体。
作品先工稳后灵动，自然率真，平和畅达，已经看不见“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豪迈，也没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洒脱，而是沉静、坦然。那一份静待世变的大气，轻松淡定地流淌在笔下，灌注在了《洞庭中山》二赋之中，表达苏轼用文人情怀审视世事风云的更加旷达的内心境界。
苏轼的政治人生是坎坷的，但始终不曾放弃儒家“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苏轼的文化人生则壮阔丰满。他是散文家，是韩愈、欧阳修之后的扛鼎之人；他是诗人，留诗2700余首，是北宋诗人之最；他是豪放派词人的代表，谁人不唱“大江东去”？我们还读到了他的赋。这样一个诗词文赋俱取得极高成就的文人，还是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他在政治人生和文化人生两种人生境界中率性地切换流转，生成一种文人的文化境界。在文学和艺术的天地里，他论道参禅，游心世外，用享受生活、参悟世事的放旷态度回归成一个真我。所以，在欣赏苏轼所有的书法作品时，如果说他的偃笔和压迫感是政治人生的表现，那么，他的宽博和流丽，则是一种现实的胸襟和人生态度。
张振忠说，当代学书崇苏者甚众，所有学苏的人都应该切记，苏轼的书法，无一不是文人心性的表露。
酒助翰墨，执笔无定法
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卢林认为，从苏轼的书法长卷《洞庭中山》二赋中，可略窥其书法观之大意：
“书无意于佳乃佳。”苏轼甚爱此作，往往为客书之。其文辞优美，托物寄情。仙气盈纸，意态纷呈。作者专注沉浸于书写内容，自然流露出笔情墨趣。可以说《洞庭中山》二赋的文学意义大于书法意义。苏轼好酒，而“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酒名亦充满诗意，使人浮想联翩，酒助翰墨，呈现出超逸之气。
“我书意造本无法。”这里所说的“无法”颇具禅意，就是不拘泥于某家某派，自然流露出端庄典雅之晋唐气象。所谓的“法”融汇于胸中，流淌于腕下，笔势往来提按完全消解于专注优美文辞的自然书写过程中。
“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左低右高，结体扁圆，墨线丰腴，骊珠滚纸。这是苏轼书法呈现出的特色。而苏轼的自作诗为我们理解他的书法特色提供了一把钥匙。有人分析苏轼执笔有可能像今天我们拿铅笔写字的状态，古人席地书写亦如此，从流传至今的描绘古人书写形象的美术作品中可略窥一二。可以说，笔在苏轼手中不是僵硬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所谓的“五指执笔法”，是“无定法”，是“虚而宽”。
从这次展览中呈现的书法来看，古人的确把书法作为“文人末事”，第一是治世经国，其次是道德文章，而笔墨则为记事耳。但“小物通大道”，从这些珍贵的墨迹中可见其忠肝义胆之人品，可赏其昭灼日月之才华。望洋兴叹，高山仰止。
文书合璧，一股清流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书法家马新宇博士谈道，《洞庭春色赋》约为苏轼在元祐七年（1092年）出知颍州时所作，《中山松醪赋》则为元祐八年出知定州时所作。据载，苏轼晚年多次书写二赋，遂有“所谓人间合有数十本者”之说。又有资料记载，苏轼素不能饮，却对酒情有独钟。“洞庭春色”“中山松醪”皆为酒名，因酒赋文则意不在酒。
辽博展出的《洞庭中山》二赋乃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英州途中所书，时年57岁。文意豪迈畅达，书法亦能沉劲雄健，堪称文书合璧的乘兴之作。有人评价：“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相当中肯。
唐代时，各种书体均已确立了以名家楷模为核心的完整技法审美体系。此后，书法的发展便进入以儒家文化为根底、以法度秩序为参照、以阐发经典为核心的新阶段。其中，苏轼等北宋士大夫书家重品格、重个性，师古而不泥，避俗而能新，堪称一股清流，又极具精英文化色彩。
在“尺牍书疏”中感受历史的“千里面目”
著名学者、书法家、荣宝斋《艺术品》期刊主编王登科博士，对“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的苏轼行书《阳羡帖》进行了解读，有助于读者理解此帖的价值与争鸣。
《阳羡帖》共68字，记载了苏轼与友人通信商量买田之事，字形结构虽锋芒毕露，但又不失敦厚朴实，尚有《兰亭集序》的笔意，又超越于刻意锻炼。略显刚柔相济之态，笔意婉转，格调淡然，恰好能体现作者意欲归退，却怀揣不安的心境。此帖经元代郭畀、陆友，明代沈周、崔深、项元汴等收藏，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苏轼《阳羡帖》今藏于大连旅顺博物馆，其身世扑朔迷离，有多种传说。王登科分析认为，此帖自明代起有很多名家庋藏过眼、题跋，及至清代又入内府，即便专家多有争鸣，但其文献与艺术价值仍巨大。尤其是苏轼名款的手札作品，更是难得一见。
作为一代“文宗”的苏轼，以天纵之才，光耀古今。他一生不以书家自道，正如他自己所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这不是炫耀词，是真实语。他的书法是他精神气度与心灵品质的情境再现，是他人生修养的表征，更是“天水一朝——宋代书法”的典型代表，它标志着书法与世俗人生在一个特别时代里的深刻遇合，开启了书法艺术波澜壮阔的先河。
这次通过“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观众能够一睹此帖真容，可谓有“眼福”，正是“无限奇珍供世眼”。但愿通过此展，我们能如古人一样，在“尺牍书疏”中，感受到历史云烟的“千里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