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寻寻觅觅，只为打造“访书”之书
买书、读书、藏书、访书……对于每一个爱书人来说，都是必有的经历。许多爱书人走出国门，他们有的因为学术问题的探究，遍寻海内外图书馆、档案馆；有的则纯粹为喜爱，将身影留在世界各地的书展和书店，只为始终念兹在兹的“藏书癖”。
近年来，不断有“访书”之书面世，《京东蠹余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版）、《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 8 月版）、《京华一枝：京都读书散记》（中华书局2019年8月版）、《四季访书》（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4月版）、《古典·革命·风月——北美访书记》（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版）、《东西两场访书记》（海豚出版社 2011年10月版），等等。
作者将自己爱书、知书、淘书的轶闻，爬梳整理，集结出版，为自己的学术之旅和书式生活写下了一个个长长的注脚。这些书也成为众多读者的“最爱”。本期，特邀《中国访书记》的责任编辑，书写一手的体验和感悟，看看这些“访书”之书是如何出炉的。
如何打造“访书”之书
要说《中国访书记》的出版缘起，就牵扯到另外一本书，即内藤湖南的《中国史通论》。本来对内藤湖南的著作了解不多，2017年准备再版该书时，我才发现他的著作已有数种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了。在签订《中国史通论》新版协议时，我找到了主持译事的夏应元先生与钱婉约教授授权——有一年去南疆开会时，我就认识了钱老师，所以比较顺利。查找资料时，方知早有《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内藤湖南为作者之一。在网上看了一些篇章，被访书的情节深深吸引（我也是深中书瘾之毒而不能自拔者），所以决定把这本书也再版了。与钱老师签约时，获赠一册2016 年中华书局版样书，已是此书出版十年以后。书与人的缘分，就是这样奇妙。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
内藤湖南
中华书局
2006年1月
《中国访书记》
钱婉约著
九州出版社
2020年7月
一千多年来，日本深受中国文化滋养，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甚至复杂的情感。甲午战争后，出于种种目的，在财团的资助下，很多日本人研究中国，来华系统地做调查，包括访书活动，都是近代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一章，从《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以下简称旧版）即可管窥一斑。新出版的《中国访书记》（以下简称新版），系从旧版脱胎而来，书里的内容系钱婉约教授从日文文献中搜集、整理、翻译而成。主要作者有内藤湖南、岛田翰、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只有田中是书商，其他几位都是学人，甚至是汉学大家。
新版增加了大量篇幅，共十万余字，是旧版的一半多。补入内藤湖南的12篇文章，有他当记者时发表的向中国派遣“书籍采访使”的倡议，更多的是谈中国古书，共3万多字。关于岛田翰的文章，共5万多字，都是新增的。皕宋楼藏书售与日本是近代重要的文化事件，岛田翰参与很深，有《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专文记叙，还有他在中国访书的记录《访余录》，也都收入了进来。田中庆太郎的部分，增加了几篇文章，《汉籍书店的变迁》原来是节译，这次全文完整收录。吉川幸次郎也补了两篇。也有一些文章，如铃木虎雄的《在北京》与万字长文《汴洛纪行》，写他留学中国期间，在京津、汴洛的旅行见闻，有很多细节，颇有价值，是不错的游记，但是关于访书的内容不多。钱老师原来想收入，在我的建议下放弃了。还有吉川幸次郎写钱稻孙以及中国警察的两篇，重点不在写书，也只好割爱。总而言之，新版有三分之一强的篇幅是增补的，算是一本新书了，所以与钱老师商量，把旧版书名调整成了新版书名。
说到本书的装帧，堪称轻车熟路。因为我们准备出版内藤湖南的系列著作，准备统一装帧形式与风格，因此就延续了《中国史通论》的设计风格，红色布面精装，外加一个函套。这种形式，比较接近日文的筑摩书房版《内藤湖南全集》。内文纸采用从日本进口的胶版纸，洁白瓷实，质地感较强。这些是后话了。
此书稿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有不少问题，本着一丝不苟的态度，要把发现的问题全部解决心里才踏实。没想到，实际比预期的困难大多了，由于很多知识点需要查对，又没有大块的时间，还经常被其他的工作打断，竟然拖了近 3 年。
如今，条件比十多年前大大改善， 尤其是数字化带来很多便利。以前深藏在某些机构里的书，要跨越千里万里之遥才能借阅到，现在只要电子版上网了，全球都可以共享。为了找电子版，我在网上寻寻觅觅，到处搜罗，斩获也颇丰。有些找不到电子版的书呢？买买买！自己买，为此买回一大堆。去年秋天的日本之行，几乎成了访书之旅，所到之处，都在买书。买不到的书怎么办？去图书馆查！总之，想方设法，尽量要查到依据，再进行甄别，希望尽量减少差错。一本书的质量，很大程度体现在编校方面，身为编辑守土有责。我个人是无法接受一本内容精彩、装帧精美，但是编校质量不过关的书，否则像眼里进了沙子一样不舒服。
编校过程中，庆幸自己以前买的书也发挥了作用。比如数年前买的一套《日本汉学史》就派上了大用场，很多汉学家的资料，都是在这里查到的。也有些不好查的，为一条资料，找了几种书，一两小时就过去了。注释中的错误相对比较多，更需要一条一条查证，很耗时间。不准确的词条，需要更正，或者改写。修改注释，要保持该位置大小，如果多了或少了一行，后面版式连着几页都乱了。只好精打细算，修改或增减的字数，不能多也不能少。有些稿子中没有注释的，我也补写了一些，如涩江全善、森立之、狩谷棭斋、鸟居龙藏、和田清、伊东忠太、仓石武四郎、水野清一、张敦仁、顾千里等十几条。为了增补一两条注释，可能要花上一个上午的时间。
网上搜到的资料并不一定可靠，为了把问题弄清楚，必须查阅正式出版物，尽量找权威的资料，包括电子版。从网站下载一个电子书，需要时间，有些网站下载速度很慢，甚至一本书被分成了几个文件。有时查一条资料，需要把电子书翻一遍，没找到就再浏览一遍。经过近三年的编校与查找——前后查阅了好几百种书或资料，书稿逐渐完善了。尽管仍然有漏网之鱼，编校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回顾起来，这也似一次长途跋涉的搜书访书的历程。我一边编校，一边学习，相当于补上了版本目录学与日本汉学这两课。期间有苦有乐，既增长了很多知识，又收获了一系列新选题。比如在校对《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时，意外找到早稻田大学藏本电子版，于是把它影印出版了。日本汉学方面的选题，又成功申报了几个，还有一些古籍与版本目录方面的选题也在酝酿之中。
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对当代读书人也是有很多启发的。古代中国文化发达，东西方贸易往来不绝，后世有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玉石之路等说法。而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学者王勇独具慧眼，提出“书籍之路”的说法。当年日本学人来华访书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成了重要的史料。我们将其整理翻译出版，与我们去日本访书、古籍回流一样，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无论何种具体方式，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书籍往来都是近代中日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其中有很多经验与启发，蕴含很多学术课题，值得进一步发掘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