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 | 保守主义者不该将福利国家视作不可避免

按：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现已退休。本文译自他以往的专栏文章，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或许囿于闭关锁国的缘故，中国的思想市场并不发达，这也导致了中国一直处于（西方）思想的“下风向”或“洼地”，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在西方知识界失去信誉的观念（如在上世纪30年代已被证明为不可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仍然可以在这里找到市场，关于这一问题，推荐冯克利先生的一篇演讲“我们今日仍未形成对西方的正确判断”（见公众号第二版）。回到本文，便是福利国家的观念，在国内，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不假思索的声音，即福利国家是未来的方向，然而在西方知识界，对福利国家的讨论和反思一直存在，可以说，这是一个争议性问题，而远非定论。为此，公众号会陆续译介类似文章，供朋友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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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不该将福利国家视作不可避免。

这样做，只会加大社会的成本。

面对太多的社会问题，很多人的思路是，“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福利国家大规模扩张几十年后，答案因人而异，要么是“福利还不够”，要么是“福利国家把事情搞得更糟”。

然而，各国的“社会工程师”并没有止步，相反他们基于政府提供收入的主题，纷纷提出新方案，而这些方案意味着免除个人责任。

可悲的是，甚至一些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论者也在提出关于更“有效率”的福利国家的建议：简答说，将现金直接发放给几乎所有的成年人，而不是现在的叠床架屋的官僚计划。

查尔斯·莫里（Charles Murray）也承认，自己的提议“会让一些人虚掷人生”。“但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他说，而且目前尚没有替代现行福利国家的低成本的可行方案。

众所周知，有一些人确实无力维生，例如婴儿和重度残疾人。但是，向这些人提供补助，与向所有人提供不劳而获的食物、衣服和住所则完全不同。

提供这种保证尽管财政成本巨大，但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在那些人们可以靠意外收益（windfall gain）免于生存挑战的时代和地方，真实的历史给人泼了一头冷水。

在英格兰和美国，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大规模扩张，犯罪、暴力、毒品成瘾、单亲母亲抚养的儿童以及其他社会退化现象的大量出现。

注：关于福利国家的社会后果，索维尔推荐过一部作品，Life at the Bottom: The Worldview That Makes the Underclass，希望国内的出版界能慧眼识珠，早日将其引入。

也许这只是巧合。但是，太多的时代和地方充斥着太多的巧合，当时，人们通过各种意外收益一时免除了生存挑战。

例如，在16、17世纪的西班牙——在它所谓的“黄金时代”——这些意外收益来自它从西半球殖民地成吨掠夺的金银。这笔横财使西班牙生存下来，可以不必像西欧国家那样发展技能、科学和其他工作伦理。

西班牙可以用殖民地的金银从其他国家购它想要的商品。正如当时一位西班牙人自豪的描述：“所有人为西班牙服务，西班牙不为任何人服务。”

就实际情况而言，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发展了技能、知识、自我约束和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而西班牙则不需要发展，因为它可以从其他国家得到来自这些人力资本的有形产品。

但是，自从失去来自殖民地的意外收益后，西班牙迅速成为西欧最贫困的国家，现在依然如此。更糟糕的是，西班牙在几个世纪的“黄金时期”养成的对生产工作的蔑视态度成为了留给后继者的负面遗产，无论是在西班牙本土还是在它位于拉美的海外殖民地。

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巨大的意外收益来自其丰富的石油储备。这催生了一个极度富裕的统治精英阶层和接受大量补贴的普通人，很多人对工作变得蔑视。其结果是，沙特出现了一个数量上超过本地人的外籍劳工阶层。

一些福利国家的意外收益，使得它的一大部分公民，生活在补贴所创造的闲暇之下，而很多被污蔑为“粗重”的工作被外国人占据。这些起初贫穷的外国人常常能扩大经济规模，而本地那些受到补助穷人却做不到。

我们真的想让类似事情越来越多吗？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过“挑战—回应”理论：人类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挑战时能够进步。福利国家移除了挑战，并且已经制造了许多社会退化。

持有福利国家观点的人，经常希望通过摆脱输赢的方式来移除挑战。这与他们关于生活的总体想法相一致。但是，对那些支持这类计划（其结果是移除人生中固有的挑战）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论者而言，这似乎与他们的信念很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