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爱民丨大学梦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学生心目中没有大学的概念。因为从入学开始听到的就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宣传教育，做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就是我们当时的理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认识的大学是一片农田，几间草房，蓝天作教室，大地是课堂。一身泥巴，两手老茧，才是优秀的共大学员。
一九七七年冬，“文革”后第一次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许多人不知道高考是怎么回事。当民办教师的我从报纸上知道一点，但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仅凭答好几张试卷就可以换了粮本，成了吃商品粮的人。每个乡都设有考场，抽出空闲，几个朋友相约去看热闹。教室外撒着白石灰线，监考的是平时熟悉的老师，大家看着很轻松，不像经历大事的样子。参加考试的人年龄差别很大，有三十多岁的，也有十几岁的。考场上不断有人进进出出。遇到一位刚从考场出来的熟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毫不在乎地说：“题不难，但多年不动笔了，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就是写不到卷子上。干脆就出来了。”
考试过后不久，通知书下来了。有些人竟然真被大学录取了。这些人转户口，办粮食关系，一夜间成了城市人。亲戚朋友看望的，祝贺的，送盘缠的络绎不绝，真有金榜题名、春风得意、耀祖光宗的气象。这次高考在农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向往城市生活，渴望跳出农门的“老三届”和“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们自觉拿起了课本，家长们主动腾出屋子，安上电灯，供孩子们日夜“鏖战”。最辛苦的还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们，已经娶妻生子，上有老，下有小，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白天拼命干活养家，晚上彻夜不眠读书，为的就是找回那已失落十年的大学梦。我只读过初中，并且上课内容主要是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丈量土地，剪苹果树，对参加高考想都没敢想过。只是尽最大努力帮同校准备高考的老师多做点事，多带几节课。一九七七年，一个朋友顺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在送别的火车上，他执手相劝说：“你也应该准备参加高考，你有这个能力。”他的话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之火。拿起他用过的复习资料并不困难，但却始终不敢起报名的念头。我害怕考不上丢人，更害怕别人说自己初中生能当民办教师就不错了，还不安心教书。事实上，后来高考报名后，就有人说我——自不量力。
一九八二年春天，全乡教师会上传达文件，全省师范专科学校通过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招收民办教师。会后，灵宝七中（大王高中）的张景仁老师对我说：“这对你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遇，一定要报名参加考试，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看我仍犹豫不决。他就拉我到高中教师伙上吃饭，饭后又叫来刘老师、杨老师等几个平时关系好的老师来劝我。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打消了顾虑，坚定了信心，报名参加了高考。
报了名就只能背水一战。那年我还教着初中毕业班，一点也不敢松懈。复习主要在晚上，前半夜伏在桌子上演算，后半夜就躺在桌边的地上看书。头顶悬着的大灯泡彻夜不关，稍睡一会儿爬起来用凉水洗把脸接着干。星期天是难得的好机会，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的几分钟时间，学习是不停止的。心能静下来效果就好。那时，高考试题大题比较多，押准题的机率相对也高一些。北京海淀区的复习资料每年都有押对的题，因此很受青睐。文科考试要背得东西多。苹果花开的时候，一大早我就拿两本海淀区的复习资料，抱着凉席走到崖上苹果园的最深处。花香四溢，蜜蜂嘤嘤，仿佛进入无人的仙境。在这远离喧嚣的果园深处，时站时坐时卧，或朗读或默记或背诵。不觉夜幕降临，一身轻松地回家，竟然熟背了一本书上百个答案。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忘我。
预选是在五月份（那时高考要先预选，达到预选分数线才能领高考准考证）。上千名民办教师挤满了十六中的每一个教室。说是一群教中学的民师，看上去却像一群逃荒的难民。多数人手里拿着书，肩上斜挎着豫西农家特有的布袋，里面装着馍馍。吃了馍就趴在自来水龙头上灌一肚子水。晚上不作考场的几间教室睡满了人，挤不下的就铺几张报纸睡在走廊里。第一场考语文，考场上气氛十分紧张，刚拿到试卷，颤抖的手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第一场下来，挤在一起吃馍的民师们议论着考题。向一位“老三届”民师说了我写的作文后，他说：“我怎么觉得你写得有点跑题呢？”当时就觉泄了很大劲，午休时坐在走廊里感到很沮丧。后来的考试一场比一场人少，我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预选后，自觉上线无望就一心辅导学生准备升学考试。一天校长对我说：“乡教育组通知，说你预选过关了。准备参加高考吧！”当时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经打听，中文专业预选八名，我名列第七。接着就是更紧张的复习。六月份学校放收麦假，龙口夺粮的关口，农活十分繁重。依仗年轻身体好，一边拼命地干农活，一边不停地复习。灵宝七中复习班不放假，我把他们的课程表就带在身上。遇到有相关的课程放下手中的农活就往学校跑。在麦场干活，一头麦草，一身汗泥，没水洗，也顾不上洗。开始有学生好奇，有学生讥笑。七中的老师就用我的学习精神激励学生。后来大家都投来敬佩的目光，上课时就在后排给我留个座位。
七月份高考时很幸运。张景仁老师带灵宝七中考生，他约我一同前往县城。吃住在县党校，他全安排好了。刘仲瑞老师被抽调监考。正好就分在我所在的考场。这从心理上就减轻了不少压力。考前的头一天晚上，张、刘二位老师约我去剧院看戏。我说：“再看看书。”张老师说：“凭你现在的文科水平考上不成问题。关键是要放松，正常发挥。什么都别想，看戏去吧。”那天晚上是一个地区的豫剧团演古装剧《西厢记》，演得很棒，把人看得如醉如痴，完全忘记了明天的考试。
七日早晨，天就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天气凉爽，心情也好。语文试卷发下来后先看作文题，心里一阵惊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题目我写过，张老师改过，给高中复习班当范文讲过。作文一气呵成，再做基础知识题，手写着前面题的答案，眼瞟见后边的题，答案就在脑海中出现，不假思索，没有停顿，答完试卷离结束时间还早。刘老师两次在讲台上说：“答完的考生请认真检查，不要急着交卷。”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午饭时给张老师汇报了第一场考试情况。他说：“你状态不错，但答卷一定要细心，防止笔下误失分。今晚请你看电影。”接下来的几场考试异常的顺利，几乎没有被难住的题。三天时间在愉悦的心情和兴奋的状态下度过。
真正焦虑的心情是在半月之后。学校已放假，农活也不忙，高考阅卷也快结束了，日夜盼望着考试结果。七月中旬一个十分闷热的下午，从乡教育组得知阅卷老师已回来，县教育局语文教研室许老师手里有分数。当即乘坐去县城的班车赶到县里。许老师是邻村人，在本乡教书时也很熟悉。一见面他就说：“祝贺你，全县参加中文专业考试八个人，你考了个第一名。”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早已写好的纸条，挑出一张说：“这是你的成绩单。”小心翼翼收好纸条，告别许老师就往火车站跑。云层越压越低，空气越来越闷热。一来无钱住店，二来也很想尽快把消息告诉父母亲。在倾盆大雨中跳上往东的火车。下车后离家还有十里路程，大雨如注，大地一片漆黑，凭着路熟，顺三一0国道踏水前行。那天晚上雨是热的，地上淹过小腿肚子的水温乎乎的。不知走了多久，终于看到家里的灯光。院门、屋门都敞开着，父母仍坐在炕沿上。
接到盖有洛阳师范专科学校大红印章的通知书时，我已度过焦急、喜悦的阶段，归于平静。母亲一遍遍整理着开学时要带的行装。父亲虽不说话，但从神色上我能看出他的心潮起伏。
开学离家的头一天晚上，父亲叫来了我们弟兄六人。土炕上铺了新塑料单子，放着四盘菜、一瓶酒。父亲坐在里面，我们围一圈坐着。父亲说了句：“老四明天就要上学去了，今晚叫你们弟兄几个聚一聚。”然后，就给每个人斟一杯酒说：“喝吧。”喝完了，父亲就再斟上。从头到尾，父亲没有说话，兄弟们也都闷着头喝酒。我们姊妹十二个，在学校学习成绩都很好。或因生活困难，或因不被推荐，都在小学或初中辍了学。走出来的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几杯酒下肚，父亲脸上泛起了红晕，眼里闪着泪光。坐在一旁的母亲说：“别喝了。”兄弟们无言地走出窑洞，我陪父母坐了许久。父亲召集我们兄弟们喝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告别了亲人，离开了故乡，二十七岁的我竟然真地成了一名大学生。
作 者 简 介
焦爱民，笔名艾子，河南灵宝市人，研究生学历，历任教师、公务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成熟做人 相约成功》、《秋天里》等八部作品集和回忆录。人生信条：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公公道道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