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崩坏：大夫篇（2）| 为何天子要把直属领地封给臣子？

本文为系列文章。顺序为《天子篇》、《诸侯篇》、《大夫篇》，之后为《医家篇》、《阴阳篇》、《兵家篇》、《纵横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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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篇

第2节：王室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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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一事当中，周廷的重臣大致分类两派。

其中：

一派以荣夷公、虢厉公为首，对专利持支持态度；

一派以召穆公、苪良夫为首，对专利持反对态度。

图为上述重臣封地的大致位置；

如图所示：

红圈为镐京的大致位置；

左紫圈为西虢国的大致位置，为虢厉公的封国——需要说明，有关西虢国在西周中期的具体位置有一定争议，后文会详细说明；

右紫圈为荣国的大致位置，为荣夷公的封国；

左蓝圈是召国，为召穆公的采邑；

右蓝圈为苪国，为苪良夫的采邑。

请记住上述位置，在后文中有重要作用。

最终，周厉王采纳了荣夷公、虢厉公的方案，专利政策得以实施。

在上一节中，我们讨论了专利政策具体该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这一政策能够贯彻下去，又为什么最终会引发国人暴动。

就专利本身而言，还存在有一个疑问，就是——它是从什么时间正式执行的，在国人暴动之前总共执行了多久？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先要看一下周厉王究竟在位多少年。

有关周厉王的继位时间，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公元前871年继位，总共在位44年，除去共和时期实际在位30年；另一种是在公元前864年继位，总共在位37年，除去共和时期实际在位23年。上述两种观点均表明周厉王的执政时间较长。

那么，也就存在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周厉王在执政末期推行了专利政策，在推行的不久后被愤怒的国人推翻——如果此说属实，那么专利政策的执行时间是比较短的；

其二，周厉王在执政初期或执政中期就执行了专利政策，直到执政末期才被愤怒的国人推翻——如果此说属实，那么专利政策的执行时间至少在10年以上。

以上两种可能性究竟哪一种更高一些并不好说，相对来说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当时重臣对专利一事的讨论内容中可以看到，周廷十分清楚这是一项苛政，不出意外的话应当在具体执行的细则中设置了一些节制措施，至于这些节制措施的执行情况则要看具体的操作空间——通常来说，京城附近整体会好一些，距离京城越远的地方越不理想。考虑到这一政策最终引起“国人”的反抗，也就是镐京周边一带的民众，可以看到在国人暴动之前京城周边的问题都已经十分严重了。这一点表明，国人暴动或许是一项长期政策持续恶化的最终结果，而非猝然而起。

接下来我们又要思考一个问题：

周厉王本人对专利政策的态度究竟如何？他是本身就希望推行这一政策，还是在荣夷公、虢厉公的裹挟之下不得已而为之？

从专利一事的具体细节来看，周厉王本人更有可能正是专利一事最大的支持者，荣夷公、虢厉公应为周厉王的政治同盟，而非政敌。

说到这里，也就引出了本节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周厉王和荣夷公、虢厉公为什么是政治同盟？三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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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王者的忠与奸

前文中提到，周厉王的执政时间较长，想来登基的时候比较年轻。暂且以30岁进行算的话，周厉王享年67岁或74岁，以公元前9世纪的医疗水平来看无疑是高寿。

这一信息是解开周厉王、虢厉公、荣夷公三者之间的关系重要线索。

在周夷王一朝时，王室的力量衰落，诸侯们不再朝周，有些还相互征伐，楚子甚至给三个儿子封了王爵。西周王朝的统治已经有土崩瓦解的趋势。

周夷王死后，年轻的周厉王继位。此时主少国疑，手握兵权的虢厉公就当仁不让地成了拥护王权的中坚力量。至于虢厉公为何能掌控军权，很大程度要来自于虢宣公、虢集子在周夷王一朝时积累的政治资源和声望。同时，荣夷公也得到了新王的重用，这应与荣监在宗周南部的军事力量也有很大关系。

在周厉王3年，也就是周厉王继位以后的第3年或第4年，淮夷又一次作乱，一直攻打到了洛水一带。面对大敌来犯，位高权重的虢厉公自然有义务要带兵征伐。

图为地形图下周厉王3年的淮夷叛乱形势。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淮夷大致的进攻情况；

蓝圈即西周王朝的二都镐京和雒阳；

紫圈为西虢国的领地，有关西虢的领土说法有二——有一种说法是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位于今宝鸡市一带，大抵是在宗周的采邑，东部位于今三门峡市的函谷关东部，大抵是虢公的封国；有一种说法是本身只有西部的领土，一直到周宣王初期，虢公才迁徙到了三门峡一带；

黄圈为荣国，属诸监，是镐京南部的重要监国；

紫箭头是虢厉公可能采取的行军路线，上箭头是经三门峡一带的峡谷至洛河一带；下箭头是经武关攻击淮夷的后方。

有关这次战争的经过，《今本竹书纪年》及相关文献、金文均有提及，大抵是先有虢厉公带兵征讨但没能取胜。

之后，周厉王、虢厉公、荣夷公又一同出战，当时天子本人亲自坐镇成周，总算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不过仍未完全消除战事。

再之后，战事又起，淮夷方面策反了噩侯，再度攻击到了洛水一带，而周廷方面则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军团，北方的晋侯都参与了进来。最终，是卿士武公的军队粉碎了敌人，才完全平息了这场叛乱。这场战争从周厉王3年打到了周厉王13年，为期长达10年，周室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动员了全部的军事力量，想来消耗不小。

战后，周厉王、虢厉公、荣夷公当然深刻意识到王师的衰弱。在痛定思痛之后，荣夷公制定了专利的方案，虢厉公给予了支持的态度，周厉王最终拍板执行。不出意外的话，此事在周厉王13年的不久之后，周廷不太可能在周厉王新继位时或战争时期执行这项政策，也不太可能在战争结束了太久以后才大梦初醒般进行改革。

也就在专利政策的筹备及执行阶段，朝中的另外两位重臣召穆公、苪良夫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两人认为此举会激化社会矛盾，存在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及隐患——对于亲历过平夷战争的周厉王，这显然是一通“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废话。

此时，我们再结合地形图看一下四位重臣的封地位置。

如图所示：

红圈即周廷所在的镐京；

紫圈为支持专利的两个重臣的封地，左为虢厉公的西虢国，属诸侯，右为荣夷公的荣国，属诸监；

蓝圈为反对专利的两个重臣的封地，左为召穆公的召国，右为苪良夫的苪国，均属采邑；

红箭头为西虢国可能在当时就存在的另一块领土，即函谷关东部的陕邑一带——如果当时西虢国在当地并没有领土，那么焦国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守备力量。

从地理位置来看，西虢国守卫着宗周的西大门，屏蔽着身后的周故地；荣国守卫着宗周的南大门，拱卫着西周的心脏；西虢国在当时可能还同时身兼着守卫东大门的任务，或者这个任务由焦国担任。

相比之下，召公、苪伯的封地均被虢、焦等诸侯国屏蔽，虽然也有一些军事上的压力，但相对前者着实小了不少。

也许，有些朋友在读到这里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

要说忠与奸，荣夷公、虢厉公才应该是一心为国的忠臣，召穆公、苪良夫虽不至于是奸臣，但着实是两个不切实际的“清谈客”。

那么，事实确实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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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与采邑：“雇佣兵团”与“雇佣税官”

从公平角度来讲，上述四位重臣都忠心耿耿地履行了自身作为朝中卿士的职责，只是关注的重点不同。

我们有理由相信，荣夷公在宫廷辩论中会这样反问：

如果不执行专利的话，下一次再有蛮夷叛乱，我们该怎么办？

是的，该怎么办？

在淮夷之乱结束以后，西北的戎部又发生了叛乱，“广伐京师”，周室又一次依靠卿士武公的军队才把战事平息下去。想来，此时的楚国还在南中国愈发肆无忌惮。

有关卿士武公的身世，目前史学界猜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卫武公，一种是共伯和，也观点认为卫武公和共伯和系一人。

或许，荣夷公会接着问：

万一这个人战败了，或者只有这个人才能打赢战争，周室应该怎么办？

史料留下召穆公、苪良夫的方案，或许有，也或许没有。

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虢厉公、荣夷公与召穆公、苪良夫的关注重点有这么大的差别？难道只在于虢厉公和荣夷公比较“贪”吗？这和他们的诸侯、诸监、采邑主身份是否有着某种关联？

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面对一个基础的问题：

在周厉王一朝时，为什么会有一些地方长官在朝廷内任卿士？

这个问题比较好解答——这是因为西周制度本身就是如此，比如在周成王一朝时，鲁侯、楚子、晋侯、卫伯本人或继承人均在朝中任职。

随之而来又有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西周制度的系统里会有相当一批地方长官要在中央任职？为什么不把中央和地方系统分割开来？

这个问题解答起来比较麻烦。不过，只要捋一遍周朝的发展，基本上就能解释得十分清楚。

周人起源的豳地。有关此处的“豳”的具体位置，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在今陕西省北部及甘肃省东部一带，一种是认为在今山西省南部一带。下文先以山西省南部之说进行说明，就西北地区之说会在后面说明。

图为商朝时期周人的迁徙情况。

如图所示：

红圈所示，周人本身位于山西省南部地区，即晋地，当时也被称为夏地；

红箭头为周人的首次迁徙，约在商中后期，太王率领周人迁到了岐山一带定居；

紫圈所示，为周人占据的岐山、周原地区及早期的国都丰邑；

紫箭头为周人的第二次迁都，迁到了今西安市所在的镐京，这一次单纯是迁都而非迁徙。

据《周本纪》所载，在太王时期，周人遭到了狄人的侵凌和勒索，而太王本人因不愿让民众遭受战乱而采取了绥靖政策。后来，狄人开始索取人口和土地。太王仍旧不愿与开战，于是带着周人向西迁徙。

原文为：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

以上内容颇有些儒家所推崇的“仁政”味道，而且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从客观角度分析，当时太公之所以选择不与狄人开战说到底还应在于实力不济，因此被迫进行了迁徙。

在太王的带领下，周人从今山西省南部一直迁徙到了陕西省西部，跨度大约是一个半现代中国省的直径，这在当时说得上是长途跋涉，想来人口规模也不会太大。最后，周人抵达了一片十分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周原——于是在此定居。

说起来有些奇怪——既然周原是一片适合耕作的土地，那总该是有人定居的——可他们又为何能容忍弱小的周人在这里立足呢？

想来原因有三：

一是当时周原虽然有人类定居但人口密度很低，有足够周人从事农业生产的空间；

二是周人带来了一些源自于夏地的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当地人想驱赶周人并不太容易；

三是周人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选择与当地人进行互惠，在当地形成了部落/城邦联盟。

就周人迁徙到岐山、周原以后的情况，《周本纪》的记载是这样的：

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

从这条记录来看，以上三个原因均是存在的。

这些内容可以为我们勾勒出周人立国初期的早期情形：

周人因为战争原因离开了山西省南部的豳地，先向西到达了黄河沿线，他们在这里砍伐树木，建造木筏或船只，渡过黄河继续向西或一直沿河而下，最终抵达了岐山一带。

在抵达了此地以后，周人先是和当地人进行过一些试探性的接触。在明确无法轻松消灭彼此的情况下，周人在当地人能容忍的距离外下寨，以此建立了最早期的据点。再之后，周人在这里开始了农业生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早期的城邦——丰邑。

在这段时间内，周人大概率与当地人有一些良性的互动，比如协助邻邦抵御外敌，比如援助邻邦度过荒年，再比如进行建立市场互通有无等。于是，这些当地人开始接近周人，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也就是“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后来，当地人也开始学习周人从东方带来的先进社会生产方式，也就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邑”，就是指模仿周人社会生产方式的人类集群，具体形态根据当地的生产力决定。譬如，一些只能搭建棚户的邑更接近于部落，一些能建造简单建筑的邑更接近于乡镇，一些能够建造大规模建筑群的邑更接近于城邦。这些邑对周人的丰邑有着天然的依附关系，由此形成了一个部落/城邦联盟，并最终形成了周国这一早期国家。

注意，这里的“早期国家”只是描述周国这一政治实体的形态，它本质上是商朝的地方政府而非国家。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不应忽略周人源自陕西北部的说法。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周人更有可能是一支相对善战的半农耕半游牧部落，只是因为出现有更善战的部落才向南迁徙到了岐山一带。至于当地人的依附则更多来寻求武力庇护。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在周国形成的这个阶段，丰邑方面免不了要和周边的邑进行一些公共事务，包括联合的军事行动或赈灾活动，也包括兴修水利或架桥铺路这类公共事务，也用从东方运输青铜、盐巴这类贸易行为。这些活动总是需要钱的，这些钱不可能全由周人出，大大小小的邑总要出一些，那么收钱的活要交给谁呢？

当然要交给丰邑这个盟主来做。

至于怎么收，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由太王派一些信得过的人去各邑送信，让邑主差人送过来。像维护水利这种持续性的事务，太王就要定期派人要钱，或者干脆将其制度化让各邑定期送来一笔钱。

最终，就会转化为各邑对丰邑的贡赋制度。

特别需要指出，以上推断是建立在周人的统治者足够仁慈的基础上的。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这项制度的形成很有可能要残酷得多。。

太王死后，幼子季厉继位，是为王季。王季有两个兄长太伯、虞仲，他们为了能让幺弟顺利继位，主动放弃了继承权，避居于吴地。

图为现代公路系统下从岐山站到虎丘的最近路线。

即使在现代开山架桥的公路系统之下，从西岐到吴地也要1400公里以上，估计有春秋时期吴人的附会因素。至于当时的真实情况，或许是太伯、虞仲带着一部分周人离开丰邑到他处建立新邑，以缓解丰邑本地的人口压力。

在王季时期，周人对周边的戎人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商朝看到了周国的价值，于是任命王季为“牧师”，也就是西方的方伯。后来，商帝文丁杀死了王季，至于被杀的原因不太清楚，或许与征伐过度有关。倒是商朝和周国对此事都没有太过计较，再之后周文王在商朝中任三公，被免职以后也被商帝任命为方伯，拥有着征伐之权。从目前考古的发现来看，周文王的征伐范围十分惊人，史书中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并非完全虚构。

在王季和周文王在位的时候，周国显然已经是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完善的早期国家。丰邑或镐京方面对邑的管辖肯定要制度化，绝不可能再靠主动进贡的这种原始方法来运转。

那么，周文王又该如何管辖那些邑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模拟一个场景来看：

比如说，有一个叫虢的邑，这里的人能征善战，是不错的兵源。对于这样一个优秀的兵源地，周文王当然想加强控制力，这样才能随时将他们投入战场。为此，周文王把自己的兄弟虢叔安排到那里去，要求一有战事虢公就要集结当地的自耕农参与战争。除此之外，他还让虢叔每年将当地公田中的一部分收获上缴丰邑，剩下的部分虢叔想拿多少自己看着办。

正准备这么办的时候，周文王的另一个兄弟虢仲说，如果虢叔为了个人利益在此地盘剥过重该怎么办呢？ 你还要宣布把虢邑永久封给虢叔的子孙后代，这样虢邑就成了虢叔的私产，虢叔好歹都会爱惜一些。

周文王认为虢仲说的有一定道理，于是就把虢邑永久封给了虢叔。在虢叔临封以后，当地贵族自然会觉得有点别扭，不过碍于虢叔和周文王的关系，当地贵族也不好抗拒。

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头脑灵活的贵族提出：

既然虢叔和周王的关系紧密，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层关系让他在战争中给我们安排一些又不太危险又能掠夺大量财物的好位置呢？

接下来，又会有贵族提出我们可以利用虢叔这层关系能在朝中捞到一些肥差和其他好处，就算不成最起码也会让我们吃亏。

于是，当地贵族一下就和虢叔成为了世界上最亲密的人。到这里，虢邑实际就成为了虢叔的【采邑】。

表面上看，这是周王把“直属”于自己的邑封给了大臣，但实质上是周王利用重臣加强对邑的管控，由此达到进一步的集权。

之后，虢叔与虢人跟随着周王东征西讨。在某一次军事行动中，周王认为有一处的位置太过重要，必须要有人永久镇守此地。他命令虢叔从虢邑带一批人过来定居，一旦有战事就马上武装起来就行守备。到这里，虢叔就变成了【诸侯】，所镇守的地方就是他的【封国】。

前面说到过，虢人勇猛善战，是周国军队的中坚力量。有一次，周文王想要出兵，结果等下达了动员的命令以后才得知虢邑闹了风寒，能够从征的人并不太多，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就只能作罢。为此，他要求虢叔以后要老老实实在朝中待着，邑和国的事情交给儿子处理，平日里虢叔通过信件的方式遥控治理就可以了。这样，周王以后再计划打仗的时候就能随时了解虢邑的情况。到这里，虢叔又变成了朝中的【卿士】。

相信很多朋友就会发现，现在的虢叔既是中央的军政重臣，又是地方的政务大员，还是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这种制度看上去十分不合理，但却是公元前10世纪左右最合理的方案。

以上的场景只是一个模拟，具体虢国的国名、位置、分封时间及受封之人都有相当的争议，很多方面都没有定论，读者朋友切勿将模拟场景当作结论。

但在以上模拟场景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如果说诸侯很像是周室扶持建立的“雇佣兵团”，那么采邑主就像是周室派往某个邑的“雇佣税官”。采邑主的职责在于监督当地的税收，具体包括钱、粮、人力、兵力等等，自己也可以才截留一部分，有点“包税”的意思。

再结合周廷和诸监来看：

诸侯是未占领地的征服者，他们是周廷利用朝中重臣扶持的“雇佣兵团”，给予极高的自主性以便于征服远方的领土；

诸监是新占领地的镇守者，他们本身就是周廷的延伸，用来增加周廷的政治辐射力；

采邑是有效占领地的统治者，他们是周廷利用朝中重臣宗族建立的“雇佣税官”，以“包税”的形式让邑的贡赋能够稳定缴纳中央。

至于三者的区别，诸侯在军事上的压力明显最大，自然也拥有最高的自主性，诸监次之，采邑再次之。不过，随着周朝统治的深入，诸侯的征伐范围会变得太平，诸监的监控范围会变得恭顺，而采邑主也会与当地贵族的融合更为深入。这样一来，三者之间的区别就会变得模糊起来。

但是，三者长期形成的政治惯性仍会有巨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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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与苪：横死与衰亡的对立

说到底，虢厉公与苪良夫的分歧应是两种政治惯性的碰撞。

由于虢国一直是西周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虢公室在政治惯性的作用下自然会十分在意军事是否够强大，面对军队衰弱的现状也很难容忍。

至于苪国，它地处在黄河由南向东的拐弯处，本身有着天堑的保护，周边还有不少封国分担了军事上的压力，历代苪大夫自然会更多考虑怎么多打一些粮食，怎么保证黄河运输的通畅，怎么保证生产环境的安定，等等。一旦听说朝廷要打乱稳定的生产环境，苪大夫持反对态度也就是宰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对于周厉王而言，听从了苪良夫的就是维持当前衰落的现状，最后只能是把这个烂摊子甩给自己的儿子——这显然不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君主能够接受的。

在拒绝了慢性死亡之后，周厉王带着周廷冲向了横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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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

大夫篇（3）：周王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