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泰斗季羡林的普通人生

“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他用通达的文字，廓清、丢掉了外界“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

季羡林十岁开始学英文，在高中时又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时，同班80多位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季羡林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德文是其专业主攻方向。季羡林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习英文、梵文，定下了日后学术萌芽志向。后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和阿拉伯文等，并从世界吐火罗文的权威Sieg教授那里学习了这门濒临绝迹的语言学。

季羡林一生精通十二种语言,可谓当代语言大家。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教授时，为了更好地作研究，季羡林刻苦学习外语。季羡林查阅各种语言的第一手资料，从不看翻译的东西。据说季老在九旬的时候还能通篇背诵一些经典的英语原文小说。

有人问季老的学生钱文忠：“季老学习外语有什么诀窍？”钱文忠告诉他们：“季先生最反对的就是你们这种问题本身。他认为学习外语最好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如果说聪明人下聪明功夫，那肯定学得不扎实；如果是笨人下笨功夫，那起码还能记住好多东西；如果是笨人下聪明功夫，那就完蛋了，什么也学不到。好多人为什么学不好外语？就是因为太想找诀窍、走捷径了。学习外语没有任何诀窍，不管是谁，只能下笨功夫，多读多背多写多记。”

季羡林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季羡林一生培养了6000名弟子，其中30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但作为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却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

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他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手提塑料网兜的老者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他替自己照看一下包：“大爷，你替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报名。”他自己就去办入学手续。

等他办完手续已过正午，这时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回头去找，发现烈日下那位光头仍呆立路旁，一手提塑料网兜，一手捧书本，悉心照看着行李。次日开学典礼，只见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然端坐主席台上。一打听，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新同学吃惊不小，对周围的人说：“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也看不出来。”

在北大校园里，季羡林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有一次，季羡林生病住院，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自己很爱看。季羡林马上把秘书找来，吩咐去买：“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

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纷纷伸手，还索要签名本。季羡林发话说：“都给。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所收益乃无价之宝。”最后，秘书不辞辛苦，一趟又一趟共买了600本，季羡林也一笔一画地签名，把600本签了个遍。

季羡林的前半生在漂泊中渡过，求学生涯非常艰辛。一个细小的习惯，很能勾勒出季羡林少年求学生活之不易。给季先生做了几十年秘书工作的李玉洁回忆说，她注意到季老吃馒头炒菜时总是速度很快，吃饺子、面条时速度相对慢一些。于是，就问先生。

“那是因为幼年时就离开了父母，寄居在同样贫困的亲戚家。每逢上桌吃饭之时，都是我最尴尬难熬的时候。我不愿意往自己的碗里搛菜，所以吃得很快，盼着吃完赶快离开。而如今吃饺子时，总想把时间延伸，把这一刻的幸福留住。”季羡林缓缓解释道，语气里透着倔强、艰辛和刚毅。　　

季羡林常说：新闻记者是世界的眼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牛棚杂忆》是季羡林先生颇为用心写的一本书，书里散发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睿智、冷静和良知。

1968年季羡林被打成黑帮后，劳苦致病，睾丸血肿不能行走。他在地上爬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医生。事事认真的季羡林尊从革命指示，主动自报“黑帮身份”。原本满怀阶级感情的军医闻言变脸，春风般的温暖转瞬化作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季羡林后来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知识分子的良知。

季羡林的一位学生回忆了文革时时他们一起下放劳动的经历：

1969年秋天，季羡林先生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一起往麦子地里挑粪。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老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着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

夜里，先生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谁都无法幸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先生却在用英语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文革”期间季羡林先是蹲牛棚，后来做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在传达室当门房。他除收发信件报纸外，就在那里搞起了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把多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原文每次抄一点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

翻译这篇长得惊人的巨著过程中，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心血。他说严复翻译文章，“一名之力，旬月踟蹰”，而自己则是“一脚(韵脚)之找，失神落魄”。到文革结束，他才翻译完了前三篇。

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他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年已八旬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

季羡林就是这么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人。

季羡林曾经写道：“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从小学到初中，我都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季羡林说自己没有很高的天赋，自嘲从小胸无大志，从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是这种性格造就了他日后踏踏实实做人做学问的态度。

古文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每个闪亮的头衔都能让普通人穷一生之力而难望其项背，而季羡林先生集这些头衔于一身，却谦虚地表示，这一切皆来源于勤奋。季羡林先生学问精深，尤其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见解迭出，独树一帜。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引人注目，他的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预言似乎正在得到证实。

晚年，季羡林先生对于名利更是全放下。与钱锺书一样，晚年的季羡林也意识到，很多人对下蛋母鸡的兴趣，超过了对鸡蛋本身的兴趣。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要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

针对公众的误读，这位万事认真的学者特意著文称：“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他用通达的文字，廓清、丢掉了外界“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

季羡林先生渐渐抖落了他身上的一层又一层的光环，朴素、平和、勤奋、乐观这些词汇生动地再现了季羡林先生的真实面目。但公众更愿意将他的诚恳视为大师式的谦卑，桂冠依旧被戴在季羡林的头上。

在他的得意门生唐师曾眼里：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伽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2009年7月11日，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走完了98载人生历程，带着一身无人可及的绝学，含笑西去。世间再无那个常含微笑，专注学术的老人。世人只能从他的近百年经历中，细细体会他的平凡而又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