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文科研究为什么必须要交叉？
身处动荡、变化和不安的2020年，太多现实迫使我们正视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并重新展开深入的思考。但人们也发现，如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并不能很好地发挥解析变化、指导行动的功能，特别在高度分科化的今天，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学科思维正在丧失解释力。
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指出，当今世界理工科交叉已经司空见惯，而文科发展也到了必须要交叉的时候。他指出，人类知识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源头培养“通才”、知识一体化的时代，到为了适应高速发展而进入分科体系时代的重大转变。分科的优点在于专业化，缺点则在于它导致知识分割——知识被切成小块，彼此间的联系丢失了。结果是研究虽然越做越深，但也越做越小。他认为，今天已到了一个临界点：若再不打通学科界限，那么不仅知识的增加日益不可能，而且连更深入的研究都难以做到。要使文科获得实质发展，以适应时代需要，学科交叉势在必行。而学科交叉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思想，三是方法。对于当前的知识生产者，没有广度，则难以更深；没有深度，则虽广犹泛。因此，要认清并追寻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博”到“深”，由“深”做“大”，最后达到知识“精”的理想状态。
文章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10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文科为什么要交叉？
——兼论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
文 | 钱乘旦
来源 | 文化纵横（ID：whzh_21bcr）
当今世界，理工科的学科交叉已司空见惯，不交叉几乎已无法推进。但关于文科是不是也要交叉，人们仍有不少争论，而我的回答是：文科也要交叉，并且必须交叉。我们可以从知识发展的角度做出具体解释。
我们先回到知识的源头来讨论“知识”——不仅是“文科知识”，而且是整个“知识”。
先看西方知识的源头。在西方知识源头上的三位哲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与苏格拉底，都是具有广博知识的大学问家。
亚里士多德研究涉及的领域很多，包括逻辑学、哲学、政治学、伦理、道德、生物学、自然科学；还包括关于人体的研究，如运动、灵魂、记忆、睡眠、梦，等等。他一生写过诸多著述，几乎涵盖我们今天所说的各个学科。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也是古希腊博学多才的大学者，他最著名的著作《理想国》同样涉及我们今天所说的许多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以及关于宇宙和自然的学说，等等。柏拉图还开启了古代希腊的教育体系，他建立了第一所“学院”，是知识分子的培养地，后来西方的“研究院”（Academy）就源于此。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虽然没有留下著作，但通过柏拉图的记叙可以认识到：按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苏格拉底是教育家，也是伦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法学家、修辞学家，等等。
再看中国的知识源头。中国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首推孔子，他的著作大家耳熟能详：按今天的学科分类标准，《诗》属于文学；《书》是古代文献，是孔子之前古代君王、圣人们发布的文告，包括典章制度、言论文稿等，属于行政管理；《礼》记载的是当时的行为规范、章法礼仪；《乐》是音乐、吟唱，属于艺术类；《易》讨论的是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变化的规律；《春秋》则是中国史学的起源。孔子的学问门类很全，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孔子可以被称为思想家、伦理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家、美学家、经济学家等。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对知识的理解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们能想到的东西、能见到的东西、能触摸到的东西都是知识。知识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中国古代文明的另一位哲人老子，他的《道德经》虽然只有5000字，但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人学、自然学、军事学、养生学、辩证法等。另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者。通观墨子的著作，会发现他所涉及的领域除了哲学外，还包括逻辑学、政治学、军事学，以及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物理学、光学、机械、工程等。
无论在古代西方还是在古代中国，知识都被视为一个整体。在知识的源头上，学科分类并不存在。
传统教育的情况又如何？在欧洲，柏拉图建立的雅典学院的基本学习内容是“四科”，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按照柏拉图的设想，进入学院学习的人都是已经接受过初等教育，并能够继续深造的可塑之材。初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读、写、算、骑马、投枪、射箭、音乐等，也是一种全科教育。
到了中世纪，大约在11、12世纪，西欧出现了“大学”。大学的英文单词“university”，其词根是“universe”，本意为包罗万象。大学里所有人都要学习和了解神学、医学、法学、数学等课程。另一方面，当时所谓的学院“college”含义也与今天“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那样的“college”不同。欧洲中古时期的“college”，是有钱的贵族地主或富商捐一块地，建一所房子，供养有志于专心做学问的人。直到今天，在英国的剑桥和牛津，这种形式的学院仍旧存在。中世纪晚期出现的英国公学，是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这种公学里的课程，也涵盖了宗教、文法、古典、修辞、数学、骑马、射箭、体育运动等丰富的知识。
古代中国，周代的官学学的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与柏拉图的公民教育几乎一样，相隔万里的两地人民对知识的理解竟如此相同。后来孔子创办私学，教授的主要内容是儒家学问，这些知识也不存在所谓的分科分类。关于中国的传统教育，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叫“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才”“艺”“学”三者是不分开的。
无论是在西方的传统教育中，还是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知识是一个整体，不能分门别类。
在那个漫长的时期里，对于希望学习和掌握知识的人来说，最大的要求就是什么都懂，样样都会，要博学多才。以这样的标准培养出的文化人是什么状况？
首先看欧洲。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出现了一批宗教学问非常深厚的学者，奠定了基督教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和观念。这些人后来被尊称为教父。教父中最著名的是奥古斯丁，他的著作《上帝之城》是一部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形态的著述。这部书除了涉及神学、哲学之外，还包括政治学、美学、戏剧、文学、历史哲学等。奥古斯丁是一个全方位的学问家。
进入中世纪，人们的思想受基督教束缚，整个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很少，连国王和贵族大多都不识字。文化人集中在修道院内，最著名的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他的《神学大全》内容涉及面很广，包含神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逻辑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大多多才多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达·芬奇。达·芬奇绝不仅仅是个画家，他还会画地图，而且懂解剖，画过人体解剖图；另外，他懂雕塑、建筑、音乐、数学、工程、文学、地质学、天文学、植物学、古生物学等。他曾有过许多发明，制造过各种精致的小仪器和小机械，如今天流传甚广的“达·芬奇密码”，就源于他发明的“达·芬奇密码筒”。
提到启蒙时代，就不得不提康德。关于康德，我们会称其为大哲学家，但他还是个科学家和天文学家，他是第一个提出太阳系是由很久以前的星云逐渐汇聚而最终形成的天文学家，他写过《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论月球对气候的影响》等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作品。他还涉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逻辑学、地理学等知识，分别著有《世界通史的想法》《永久和平论》《道德形而上学》《逻辑》《自然地理》等。如果仅把康德看作是哲学家，恐怕就委屈他了。
中国古代的学问家也是如此。汉代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史记》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经济、立法、政体、官职、律令、典章、财政、治水等，涵盖了在今天看来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广泛知识。三国人物诸葛亮通常被视为杰出的战略家，他熟谙军事，能够指挥千军万马。但他还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懂得星象、气象、地理、卜卦、机械、水利等，真可谓琴棋书画，无所不可。
宋代朱熹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但与康德一样，朱熹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哲学家,他对经学、史学、文学、书画、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明朝晚期的徐光启作为西学东渐最早的代表学者，通晓数学、天文、历法、水利、农学、军事等知识，还翻译了许多西方作品，如《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有意思的是，徐光启既是一位有深厚的儒学修养的士大夫，同时又是天主教徒。
可见，在古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有成就者，一定是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之人。
近代以后，“知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被分割，“学科”的概念出现。这是关于知识体系的一次重大转变，造成转变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16世纪开始，西方科学快速发展。16世纪的天文学和解剖学，17世纪的物理学和医学，18世纪的化学和生物学……19世纪至今，都是科学的全面发展时期。这种情况使古代那种全科型、全才型的“文人”边缘化了。尽管“文人”的知识面非常广，但若要在某一领域无限钻研、不断向深度发掘，以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就力所不及了。于是，一批专业人才，如天文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等就出现了。科学发展要求知识的分科，按学科分类的知识体系就形成了。
第二，研究和学习的场所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大学。威廉·洪堡首创现代大学的雏形，此后全世界的大学都按照这一模式组建。中世纪的学院制慢慢被打破，在现代大学中，出现了一个个专科和专业院系，如神学系、文学系、哲学系、生物学系、物理学系等。洪堡关于大学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前学校主要是学习的地方，洪堡则提倡将其变成做研究的场所，并且研究得越深越好。这样，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出现了，专注于对某一领域的某些问题进行挖掘，院系分割的形式随之出现，现代大学在此基础上组建而成。
现代大学的发展促使学科制形成。首先，学科制将理科和文科分开；在理工科又分出物理、化学、机械，工程，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学科。文科也跟着分割，分出了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与之相适应，专家群体相继涌现，诸如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学家等，以前那种通才型学问家逐渐不存在了。
学科的分类和专家的兴起当然有其好处。分科的优点在于专业化。人们在某一领域、某一问题上的研究越做越深，人类积累的知识也就越来越深厚，学术含量也不断提高。在理科研究中，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深入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层面，后来基本粒子也被打破了。同样，在文科研究中，例如对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以前是大而化之，只知道基本轮廓，现在研究的内容则越来越详细。
但分科的缺点也很明显，它导致知识分割。知识被切成小块，彼此间的联系丢失了。学术虽越做越深，但同时也越做越小，学者们的领域不断缩小，最终变成一两个专题。“领域”不见了，留下的是“课题”。专家们对自己的课题有深度了解，相互之间却不通气，而且很难通气——因为“隔行如隔山”。这样，一方面学术的深度不断突破，对问题的了解越来越深；另一方面知识的广阔性日益受阻，新领域和新知识不易出现，而且越来越困难。
当分科的优越性体现得愈加充分的时候，分科的缺陷也就暴露得更加清楚。今天似乎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若再不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那么不仅知识的增加日益不可能，而且连更深入的研究都难以做到了，学科界限成了障碍。到这时，突破学科分割，实行学科之间的交叉，用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角度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积累，对某些问题做共同的探讨，就成为新的需要。这个趋势首先在理工科形成。在20世纪下半叶，交叉之风盛行于理工科，由此造成科学技术的爆炸式突破。文科的交叉相对缓慢；但我们静观过去半个多世纪文科的发展，重大的学术成就也离不开学科交叉，甚至是大跨度的交叉。
文科交叉已经是大势所需。虽说死守原有的学科边界，在研究课题上继续深究，仍然可以做出成绩；然而，要使文科获得质的发展、更符合时代的需要，交叉就是舍其不可的。
首先，对有些文科来说，不交叉是没有办法做学问的，例如心理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的知识基础就是不同学科，例如生物学、动物学、遗传学、体质学、生理学等，若没有这些知识，这两个学科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像这一类学科，其本身就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其次，有些学科本身有研究基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需要做学科交叉才能有新的突破。比如研究族群起源，这个问题属于民族学或人类学。以前的学者依据文献做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文献记载往往不全，而且不确定性很强。如果采用学科交叉的方式，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利用比较语言学和语音学的方法可以大体了解一个族群的分布范围和迁徙路径，有可能画出一个相对清晰的变化过程。如果更进一步，利用分子生物学基因测定的方式，那么族群的起源与变迁会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可靠。
第三，学科交叉促进产生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单一学科的框架下是得不到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现代考古学。考古学的传统做法是野外挖掘，靠一把铲子、几本书，有很多问题弄不明白。而如果引进新的手段进行研究，比如和理科交叉，利用航拍、碳14同位素测定、花粉测定甚至更先进的科学方法，或和其他文科交叉，例如和历史学、宗教学、美术学、星相学等交叉，就可能得出更丰富、更深入的考古成果。所以像这一类学科，通过交叉获得新知识，推动了学科向纵深发展。
第四，学科交叉还能催生新的学术领域，产生新的学科。例如历史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其传统课题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直到20世纪“新史学”的出现，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才变成了记载人类一切活动的历史：与社会学结合形成社会史，与心理学结合形成心态史，与经济学结合形成经济史，与医学结合形成医疗疾病史，医疗疾病史再和社会学结合又形成了医疗社会史，等等。
有两个新领域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现代化研究，另一个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现代化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研究领域。“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一批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式及其现代化过程有着强烈的研究冲动和意愿，现代化研究由此应运而生。介入现代化研究的学科很多，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产生了很多著名的研究成果。诸如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后工业社会论、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等理论，都是该领域重要的派生物。
区域与国别研究同样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世界格局的整体变动密切相关。区域与国别研究最初集中在欧美地区发达国家，尤其在美国，这也和美国的霸权地位有关。如果说现代化研究更加关注新兴国家的发展道路和转型模式，那么区域与国别研究关注的就是各国各地区的整体状况，从人文到地理，从历史到现状，涉及范围非常广。这样的关注角度，要求几乎所有学科（不分文理）尽可能介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例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一共有200多位学者，所分布的学科包括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语言学、新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教育学、考古学、公共卫生学、生物学、环境研究、科学史、建筑学等20个领域，可见该机构的学科交叉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谈了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后，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即 “交叉”是什么意思？交叉有三层意思。首先是知识交叉，它意味着学者们要有多学科的基础知识。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很精通，样样是专家，但他要对多个领域有了解，可以进行多学科的思考。其次是思想交叉，即我们要确信在当今这个时代，交叉是方向，理工医农是这样，文科也是这样，各科学者都抱着交叉的理念，才能树立交叉的思想。第三是方法交叉，即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文科研究，如果不采纳理工科的研究手段、思维方式和仪器设备，已经不容易深入了。
最后，我们对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做一个总结。借用人们常说的一个关于知识理想状态的成语，即“博大精深”，我们可以把这四个字拆开：
“博”：人类知识长年积累，经过千百年，形成一个知识的整体，由此出现一批博学多才的人，他们掌握着丰富的知识，如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孔子、阿奎那、诸葛亮等，这些大学问家代表着早期知识的“博”，成为文人典范。
“深”：知识向前推进，人们对每一个知识点进行深究，于是就出现一次从“博”到“深”的转换。转换发生在近代以后，学科开始分门别类，知识的分科就出现了，研究机构专门化，学者也专门化，出现了“专家”。由博到深是知识体系的一大变化，“专家”和“专业”是其特征。
“大”：知识在“深”的阶段上越做越细、越做越小，就出现“隔行如隔山”的情况，不仅在学科之间“隔行隔山”，在同一个学科、不同研究方向也相互隔绝，从而对学术的拓展造成障碍。到这个时候，就要求打破学科障碍，实行多学科合作，进行跨学科研究。学科交叉的趋势就此产生，知识发展进入到横向连接的阶段。
“精”：由“大”带来新局面，交叉如同滚雪球，原先“老死不相往来”的各个学科互相滚动，越滚越大，最终出现新的转折。学科的边界被打破了，专家们互通有无，知识形成了流动的状态，可以为任何领域的专家们在任何学科的研究中所运用。知识进入理想状态，也就是“精”。
如此分解后，就概括出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从“博”到“深”，从“深”到“大”，最终达到“精”。对所有学者来说，包括文科学者，交叉就非常重要，它帮助我们从“深”做到“大”，再从“大”做到“精”。每个学者都会有自己的学科属性，学科就是“深”；但同时也要有跨学科的知识，跨学科意味着广和“大”。深和广是相辅相成的，彼此是辩证关系。在当今这个知识大发展的时代，对任何一位学者来说，没有广度，则难以更深；没有深度，则虽广犹泛。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