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决定红军命运的告书
一份决定红军命运的告书--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红军文献
王海清在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正式开放。展览馆里的四渡赤水篇章的展柜里，醒目地展出了一份珍贵红军文献，《党中央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战士书》，这是中央红军1935年2月16日在四川省古蔺县白沙场发布的一份历史文献。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红军文献 王海清摄）
白沙休整完成诸多重大决策
1935年2月15日至2月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川南古蔺县白沙场召开会议（史称白沙会议）。迄今并无会议文字记录材料。《红军长征在四川》中，有“是日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负责人于白沙鱼塘湾崔家祠堂举行“碰头会”的描述。其描述的会议内容是：“拟定了东渡赤水河”、“党中央、中革军委于十六日在白沙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据考证，1935年 2月15日,朱德致一三五九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率军委直属队明日在白沙休息”。同日下达向赤水河岸前进的命令中朱德还有“我们率军(委)直属队明十七日七时由白沙出发的说法。” 伍云甫《长征日记》亦载：2月1 5 日(阴)，“由黑泥(尼)哨经白石岩、石家河、百铺、侯山洞(经一大山)至白砂(沙)街上宿营。成立支部。”1 6 日则仍“驻白砂(沙)。召开机、报员会议。下午4时半听副主席报告”。17日(阴、微雨)“九时由白砂(沙)出发”…。
这些电文和记录，证明军委纵队2月15日至2月17日晨，的确在白沙休整。在休整期间举行了长征历史上的“白沙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有五项：1，制定了《二渡赤水行动计划》，对“二渡赤水”作了具体安排；2，发出《改变渡江计划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的指令，要求全国红军一致地“呼应作战”；3，发布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战士员书》；提出了党和红军军事思想由阵地战向“运动战”转变。4，发布了《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强调加强政治建设，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5，发出了《关于筹粮工作的通知》，要求就地筹集五至七天的粮食。白沙会议从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后勤保障上等诸方面，做好了“四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一系列准备。一封告书改变了红军的作战方式
1935年2月16日发布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战士书》。调整党和红军的军事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党和红军的军事思想变了，不再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不再与敌人无谓的拼消耗了。而随之而来的是进行广泛的运动战，从被逼无奈的撤退转移到游刃有余的调动穿插，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用张闻天的话来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可以说，红军长征重操“运动战”老本行，是从“白沙会议”开始的。
毛泽东“运动战”思想，在“一渡赤水”后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升华成为党领导红军作战的指导思想，开辟了运动战的新天地。正是在毛泽东这种灵活的运动战思想指导下，红军才有了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自如回旋、得以生存的本钱，开启了机动作战的新模式，以运动战辗转腾挪于赤水河两岸，取得决定性胜利。
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到1935年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3个多月，行军8000多里（遵义会馆数），展开大小战斗40余次，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600余人。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李富春使用过的印章和放大镜 王海清摄）扭转乾坤的宣言书
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一卷第149—150页）。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对常委班子进行分工，洛甫取代博古成为党的“总负责”，“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助手，毛泽东在“白沙会议”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充分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回顾近几次战斗，可以发现军事指挥确实存在问题：广昌战役、湘江战役红军打的是不擅长的攻坚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而更严重的是，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而过去，红军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机动灵活，行踪不定，动作突然，出其不意，在运动中打击敌人，建立新根据地。
（红军机关报《红星》报道）红军在川南黔北地区，没有落脚的根据地，只能在运动中求得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中央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经过四渡赤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这一胜利，正是确立新的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尤其是在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前提下取得的。毛泽东作为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在处理党和红军所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确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二郎滩渡口 王海清摄）
国内国际对告书的评价 刘少奇：“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红军长征的方式有了变化，开始变得机动灵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路线弯弯曲曲、绕来绕去，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这支走了几千里地的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了，还谈什么革命？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求生存，所以行军路线才会那样地绕来绕去。”（摘至《刘少奇年谱---1935》） 杨尚昆：“四渡赤水确实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五千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今天过河西，不几天又回河东，加上春雨连绵，敌机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好，睡不好，以致话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有数，就是和敌军打圈圈，让他们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在毛主席和中革军委指挥下，红军灵活机动，避强打弱，声东击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真采纳下级建议，使行动符合战场的实际情况，这和博古、李德的主观、专撞完全不同。”。（摘自《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耿飚：这是一段“弯弯绕”式的奇特行军，有的同志说:“哎呀，我都转迷糊了。”我说:“那就说明蒋介石更迷糊了。”过去那总是追在屁股后面的枪炮声不见了，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休整几天了。因为，那个震奋人心的遵义会议决议，还没来得及向部队传达哩。黄甦政委和我开玩笑说:“你这当参谋长的，可得给咱找个好地方开会哦。”我说:“要得嘛、没别的，大地主四合院，拣最好的作会场，警戒放出去二十里。保会议开得舒服、安全。” 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在营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了遵义会议决议，每人发一张《告红军指战员书》。这份珍贵的历史文件，我一直保存在身边。（摘自：耿飚《四渡赤水 再克遵义》解放军出版社）蒋介石：1935年2月13日，蒋介石致薛岳电：“匪之行动常走曲线，其狡计或望我吴纵队主力向遵义进攻时，而彼则由六广河修文方面袭击我贵阳，亦在意中，请注意之。”“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摘自《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告书 王海清摄）党中央收集的1934年至1935年100个重要文献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联合名义发文的6个文献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图 王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