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加拿大文学女王

文∣闲时翻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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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加拿大渥太华出生，20世纪70年代，阿特伍德被文学期刊冠以“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称号。

文学女王这个称号，意味着许多：作品高产、有影响力、深受作者的欢迎……，诸要素缺一不可。

但看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本书后，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女王”，也就是女性这一性别。

在阿特伍德成长的年代，社会对女性充实作家这个职业，并没有多少宽容和理解。

少女的烦恼

在阿特伍德十六、七岁时，她面临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按当时北美大陆的社会传统，女性从十五岁起就可以开始考虑嫁人生子的事了。当时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的风尚统统鼓吹结婚对女性的重要性，你看，所谓的“科学家”们的眼光，其实也严重受限于时代的局限。

根据当时发售的婚姻指导手册，姑娘们如果不在20-24岁找个好人家嫁出去，就会成为没有人要的“老姑娘”。

阿特伍德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她的自我意识与现实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个姑娘不想那么早把自己的人生划入家庭主妇，她希望有一份自己的职业。

所谓的烦恼，便是一种左右为难的挣扎。

大概作家都有一个契机，至少村上春树也是这样

东野圭吾在写自己成为作家的原因时，将之归功于一种近似的“天启”，那时经营着小餐馆的他，在观看棒球比赛时，突然一个声音在脑中冒了出来，后来，他就成为了作家。

这个声音是：“也许，我该写一篇小说。”

阿特伍德最初为自己选定的职业是“家政”，但在1956年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成了一名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中这样写到：

我像往常一样悄无声息地快步走着，没有任何杂念，这是一根隐形的拇指从天而降，按在我的头顶心。一首诗歌形成了。

于是，阿特伍德打算写诗，成为作家。当她向几位女性同学宣布自己的决定时，你一定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朋友们一下安静下来，谁也不说话。阿特伍德走的并非寻常路。

女王，没有人可以指导阿特伍德

阿特伍德性格的形成与父母的开明有很大关系，但正如她的母亲对别人说：

没有人能指导佩吉（阿特伍德），我觉得没有人能指导佩吉。

阿特伍德在走一条自我指引的道路，虽然一开始她是茫然的，但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加拿大文学女王”剧透的那样，阿特伍德的写作人生简直就像“开挂”了一样。

她的第一部诗歌作品《双面冥后》获得多伦多大学的诗歌奖；小说《可以吃的女人》在加拿大出版后，相继在英国、美国出版；文学指南《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尝试确立加拿大文学的独特性，让读者了解到加拿大文学同美国文学、英国文学的区别，大获成功；第十部长篇小说《盲刺客》摘得了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高奖“布克奖”。

各种荣誉见证着阿特伍德的才华和蜕变，从对女性题材的关注，到把视野投射到加拿大文学；从对加拿大人民族情结的梳理，到对国际政治涉及的人道主义的关心；从个人情感到对人类家园，无一不是阿特伍德笔下的灵感源泉。

女性，引为自豪的性别

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称号并不感冒，她认为这对加拿大其他优秀的女作家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对她们的“侮辱”。

但我觉得阿特伍德在主宰自己的人生这一点上，确实配得上女王的称号。

她曾积极为加拿大女性鸣过不平，因为当时的女性基本从属于家庭生活，依附于丈夫。阿特伍德用《圆圈游戏》《权力政治》思考了性别在感情和婚姻中的不平等，为社会带来了新的思想。

而《可以吃的女人》则通过一种透彻的思索，否定了女性牺牲自我意识，成为某种工具人的正当性。以至于评论界把阿特伍德视为“女权主义”者。

所以，对于“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称呼，我首先想到的是阿特伍德站在女性角度，对人的思考。

关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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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其精彩之处在于：对阿特伍德的重要书籍从创作背景、主要思路、作品意义上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让读者可以在一本书中，通过阿特伍德的作品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文学女王”的创作历程，领略其思维的独到，和精彩的人生经历。

例如，在介绍阿特伍德的作品《可以吃的女人》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本书中给出了这样的小结：

阿特伍德对社会的剖析深深地扎根于她周围的世界，通过展现消费社会中丧失自我的女性形象，揭示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探讨女性在权力夹缝中生存的可能性。

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一名女作家的传记，不如说更像是一本关于阿特伍德作品的概览，一本引领读者领略加拿大社会思潮更替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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