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Money太少了
晚上去操场上跑步，偶遇邻居刘姐，刘姐虽然不是家大业大，但也在县城最繁荣的大街上做了十几年的生意了，也称得上家底殷实。刘姐家育有一女一男，女儿已经上高中，儿子正在上小学一年级，可爱的很。
和刘姐又聊到我们这些甲乙丙民众最关心的“二胎”问题，刘姐毫不掩饰的蔑视我说：“我儿子那时候罚了三四万，原来你们工资低，现在二胎政策放开，又不罚钱了，什么时候生啊？”
真是三观不同，半句也多，但碍于邻里之间的关系，我还是耐心的回答：“不是放开不放开的问题，我们那几个死工资，还是不能给两个孩子提供优越的生活和优能的教育”。
刘姐心底还算善良，听了我拿自己的死工资调侃，便不再继续，反而愤愤的谈到自己的生意：“你不知道，虽然我们做生意好一点，但是现在生意真是难做，还操心。”看我没有接话的意识，她继续抱怨到：“现在做什么挣钱最快？就是那些个歌星啦，影星之类，唱首歌都几十万，拍个电影几千万”。
对于刘姐说的这点，我还是很赞同的，这真是一个”明星当道”的时代，不仅明星当道，前几年，还是“童星当道”的年代，那些个“星二代”一个又一个的广告霸占的整个荧屏，当真把这个社会的钱财刮去不少，给我们这些辛辛苦苦看他们、心心念念想他们的吃瓜群众留下哪怕一点零头也好。自从国家的新广告法有了“未满10周岁童星禁止代言广告”的新规后，荧屏上倒是洁净了不少。
在《甄嬛传》风靡全国的时候，我搜索了娘娘一集电视剧的片酬是87万元，87万，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还是去大树下面凉快去吧，夏天连扇子都没勇气用了，太阳暴晒也行啊，毕竟人家一集的价钱等于我们多少年的拼搏与努力？
《成为科学家的100个理由》中说到这样一件事情：据说汕头大学曾经举办了一场讲座，邀请德国的一批科学家给我国各地高二年级爱好科学的学生们做演讲。其中，在20世纪80年代因发现细胞分化具有可逆性而扬名世界的女科学家布劳，讲述了自己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一直不断地探索如何把在小老鼠身上试验成功的药物，推广到人体肌肉干细胞中，但挫折却远多于进展，至今依然在试验的故事，虽然没有放大其中的挫折，但却让不少在做的学生感到沮丧，并产生了“将来绝不会做科研”的想法。这反映出当下不少年轻人的心态，都太想走捷径，但科学没有捷径。
以我看来，这并不是年轻人走不走捷径的问题，这更是整个社会病态的体现。明星当道的时代，让多少少男少女拼了性命去整容、让多少女孩不顾一切去讨好导演，走向不归路。
据说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整个奖项共92万美元，屠呦呦一个人占了一半约为300万人民币，而屠呦呦这300万人民币是用整个人生换来的。搞科研工作需要吃苦耐劳、搞科研工作需要坚持和认知，之前屠呦呦的生活又有谁关注过？之前搞科研的条件和艰苦又有谁关心过？屠呦呦一生的努力只有明星三四集电视剧的片酬，这不仅是整个教科研领域的悲哀？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如果，换一换，科研工作的待遇高一点，明星的片酬低一点，会不会有大批的青年从海选的疯狂转向用功读书中，会不会有多数的女孩从整容的病态转向专注的学习中，会不会屠呦呦会变年轻很多？或者更理想一点，会有更多的屠呦呦出现？那真是一件未知的事情，毕竟“钱”的诱惑力还是蛮大的。
归根结底，教科研事业的兴衰并不是年轻人喜不喜欢走捷径的问题，还是Money的储备量太少了。
作者介绍：一个死抓80后尾巴的写作者，一个坚持原创推文的数学教师，写教育一线的点滴工作，写平淡而又不平凡的情感生活。来吧，期待与你相遇，一起行走、阅读、写文，向时间交付有价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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