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出版人龚曙光曾说；阅读的消解，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化危机。实际上，现在这个时代，不但“阅读消解了”，连道德和良知都可以随意把玩。——题记人们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现在他们失去了骄傲，再也不能视自己如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天顶所画——平静、高贵的亚当一样接受上帝指尖传来的光辉。如今的人，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目的和神圣的使命，他们丧失了确定性，包括道德和伦理的确定性，剩下的，只是空空荡荡漫无目的的感觉。现在，厌恶人类的创作者们接管了这个世界。他们大多以这样的作品为代表：“引人入胜”的对“偷盗、同性恋、拉皮条、性虐待、偷窥癖和轮奸题材的大胆涉猎”。还有戏剧，今天在舞台上上演的那些要命的东西，正拼命地紧追着潮流。也许，这个时代流行的，就是一些散发人类受害者气息的“反英雄”，今天的创作者们不能由衷地创作出心灵船长那样的角色，因为他们已过时。但一旦小说和戏剧不再展现人类行为与动机的拉锯，观众的流失就毫不奇怪了。一位总统幕僚曾解释他不看小说的原因：“主角用了350页考虑他该过街还是上厕所。”不过，就算肮脏、卑劣和堕落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也没必要虚掷时间看他们。“性变态和致幻剂”不是观众的动力，更不是人类的主题。实际上，观众内心真正需要的，不但是有趣的阅读，更是能提供对人类处境有见解的东西。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这个需求从未如此迫切。因此，当小说、戏剧、影视等艺术形式接连令人失望时，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作品。尽管我们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读者数量统计，但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塔西佗、波利比乌斯、约瑟夫斯、普鲁塔克、李维等人的后继者、模仿者以及后世文献中可以明显得知，他们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声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从图书销售数据也能知道，大众越来越偏好传记、自传、科学、社会学、历史——特别是当代历史类的图书。历史作家和其他“虚构类创作者”相比，一开始就有一个优势——他们的主角作为公共人物，被赋予了操控命运的能力。他们是船长和国王，是圣人和狂徒，是叛国者，是流氓和恶棍，是开创者和探险家，是思想者和创造者，有时甚至是英雄。他们不必可敬，但绝对重要。他们可能邪恶腐化，可能疯狂愚蠢，可能自命不凡，但至少，凭着环境、机遇、职位和性格，他们发挥了作用。他们是历史的施动者，而不是受动者，最重要的，读者想要看到人能塑造命运，至少是抗争命运。这往往是历史作品最能表现的内容。就像刚经历过一场创纪录的暴雪的人，第二天一早要翻看晨报查阅昨天天气情况一样，现在，当人类地位更胜以往地臣服于未知，当“疏远”成为流行词，人们更想获知一些命运的指导，一些在这个飞速旋转的世界生存的模式和意义。因而，不管历史学家作为个人，信奉哪种模式，他们的笔下都提供了一种事实证据，展示了人们是如何从之前的黑暗时代走出来的，并给迷茫的人或多或少以希望。艾伯特·罗森菲尔德曾说：任何时代的伟大写作，都给当代困境以启示。只有伟大的历史作品才能帮助人，而伟大的作品不能脱离好的历史学家而存在。今天，我们熟悉的任何伟大历史作品，背后都蕴含着那个更伟大的“创作个体”。自荷马以降，每个故事高手的目标都是紧抓观众的兴趣。反观学院历史学家，却总为饶有兴致的观众苦恼，初时是他们的论文评阅人，后来是报告厅里的听众。让读者兴致勃勃地往后翻页，并非他们的目的，却正是他们需要学习的。简单点说，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作家需要做到三个标准：有话要讲、话值得讲、自己比别人更会讲。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论提供了思维模式，只有通过表达，历史才被听到和理解。西奥多·罗斯福说：“如果没有人读，则写作无用，如果它不可读，也就没有人读。”诗人不论，一个好的历史作家不止擅长表达，还应含义、人名都不失误。没有必要在准确和优美中二选其一，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作者必须看到读者坐在他书桌对面，搜肠刮肚地寻章摘句，传递他希望读者看到的画面，唤起他希望读者感到的情绪，非此不能写出生动鲜活的东西。麦考利是一个与读者交流的大师，他给妹妹汉娜大声朗读他的《英国史》时，妹妹潸然泪下。韦布曾如此描述他自己的灵感瞬间：就像美洲人从丛林生活转为平原生活那样重要和戏剧化。把材料放在一起，整体的观点和领悟自然就会从材料的内在逻辑中发展出来。不必急着总结观点，如果读者能够从摆在他面前的事实中自己发现“一般”，那么这个过程和最后得出的整体观点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尽管有人会反对，但直觉也会有帮助。直觉型的历史学家对长逝已久的历史环境做出超凡的感知，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前辈德谟克利特想象出原子一样。思维过程是理性的，但其推动力却是直觉的。奉历史为严格科学的人会蔑视直觉过程，但真正的科学家会承认直觉的价值。历史学家的工具之中，最让人心驰神往的就是对主题宏大意义的信念。帕克曼在《蒙卡尔姆与沃尔夫》的前言中就把该书的主题——“七年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描述为“这个大陆上发生过的意义最为重大和深远的事件”。它的结果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由此世界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就是一个作者对他的主题应该有的信念和热情，这样才能保证读者手不释卷。我们常听说新闻写作要求“毫无偏向”。但，绝无偏向的记者只能是植物人。偏向只有在有所隐瞒的情况下才是误导人的，在历史中没有立场和生活中没有立场一样，都是错的。不过，历史学家要尽量保持客观，因为需要了解更多情况，以同理心带入和思考各方的动机和处境，但千万别假装自己毫无偏向。历史学家不能成为一台录音机。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常常激情澎湃地忠于某一事业或他的某个主人公，像蒙森对尤里乌斯·恺撒的赞扬，像米什莱对人民权力的热忱。东方学学者阿瑟·韦利曾说，他从没去过亚洲，但他满足于自己对东方的想象。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态度非常危险。非站在实地，动机不会明了，原因、解释还有事情的起源不会从混沌中浮现。那是理解力的源头，更不用说还能对成见和谬见进行修正，没有什么比亲身拜访实地更有价值，更进一步，则是待在那里，过那里的生活。历史写作是一个重要的编排过程，一个困难的、微妙的、充满了失误和艺术的过程。最佳的历史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却能窥见真相的全貌”。比如，帕克曼写作时曾一头扎进文献，穷其一生地搜集它们。但他最终呈现的却只有“身陷围城，在加农炮的炮火中，男仆在战壕中为他们送上冰块”。这个细节正是他从时代和文化中的提炼。历史学家不能没有想象力，但想象力更应该用到推测人类的行为和环境所造成的动机上面。历史学家需要进入角色，理解人物行为，就像帕克曼进入野鹅一样，只要愿意设身处地，答案自然自己奉上。比如，在描写战场之中要“能感受到压力，感受到责任的重量，感受到英国远征军如果落败，则无后备役补充的恐慌”等。进入角色，是获得见解的途径，也是赫尔德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感知一切”。以上内容选编自巴巴拉·塔奇曼作品《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塔奇曼曾被香港读者称为“西方的金庸”，但这个类比显然是不恰当的。两人同是文学大师，但金庸的天才在于“以虚构的故事展现真实的人性”，与他同类的西方大师应该是《魔戒》的作者托尔金。
塔奇曼是历史作家，她的天才在于“以真实的故事”，深刻洞察了恒常、普遍的人性，尤其是关乎人类终极意义的重大命题。因此她的作品自1950年代横空出世，至今长盛不衰。
她不看重政客的得失，甚至不看重经济、科技数字，她关心的是人心，尤其是“大众的情绪温度”、维系文明的人性价值。因此，她凭借《八月炮火》《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但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却是《骄傲之塔》，原因其实很简单：《骄傲之塔》对“人的意义”有着终极的追问和关怀，而这一追问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她塑造了一个人群的观念和审美，这些观念和审美绝不迎合潮流，甚至与这个意义消解的时代格格不入。但这种杂音，正是文明的进步，也是当下，我们阅读她的意义所在。读塔奇曼的文字，时常会有涂划、玩味、品鉴的冲动——这是任何为了高效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碎片化阅读、电子阅读所无法代替的；所以，读塔奇曼的书，需要一种“焚香沐浴为读书”的仪式感。这或许也是当年尼克松总统开启与中国破冰之旅时，将塔奇曼的书作为国礼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