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学院网站最近一篇文章（“美国医生下海记”），强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俄克拉荷马市的一家外科诊所，能够提供价格低廉的门诊手术，收费不到当地医院向第三方支付系统（如保险公司和联邦医保）索价的1/10。在很多方面，这篇文章都很有意义，因为它展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图景，揭示出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基思·史密斯（G.Keith Smith）医学博士的诊所，能够以大多数美国人都能承受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并以一种经济简便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毕竟，几个世纪以来，对于几乎其他一切由私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自由市场经济都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医疗也不该是个例外。
史密斯医生所陈述的事实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人们可以在线查找资料，看到价格，似乎其他一切都顺理成章。此外，他们实现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随着时间推移，降低了实际医疗成本。
“为什么医疗费用持续上涨？这不是因为医生和医院贪婪；这是因为医学进步。越来越多以往医生无法治疗的疾病，现在可以治愈了，病人寿命延长了，在这个时代，医疗质量极大提升了——但代价也越来越高。三重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给你带来的帮助，要远胜于医生对待病患的礼貌态度，但这也意味着要花更多的钱。”
俄克拉何马市的这家诊所所做的一切，应该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全美人民应该为之大声喝彩。可情况恰恰相反，正如史密斯医生指出的，医疗行业的守成势力已经想方设法、竭尽全力让这家诊所开不下去。如果其他诊所和医院的负责人能够如愿以偿，那么俄克拉何马外科中心将面临与汤姆·史密斯(Tom Smith)“不可思议的面包机”（Incredible Bread Machine）相同的命运。【“不可思议的面包机”是由 R.W 格兰特在1966年写的政治评论文本，其中讨论了自由市场企业和资本主义。故事情节是：汤姆·史密斯发明了一种极便宜地生产面包的机器，他的廉价面包养活了全世界，他也因发明这种面包而变得非常富有。然而，史密斯的政府指控他从事非法商业活动，面包机被取缔后，面包价格飙升。】一些反对意见当然属于监管经济学的“监管虏获理论”范畴。其他医疗实体不喜欢这种竞争，他们利用政府机构来削弱竞争企业——同时使用“我们在保护消费者”这套教科书理论般的说辞。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浸信会教徒和私酒贩子”的监管虏获理论在起作用。浸信会教徒和私酒贩子都希望关闭卖酒的商店，但理由截然不同。浸信会提供冠冕堂皇的“公共利益”说辞，而私酒贩子不希望来自合法经营实体的竞争。无论我们用什么理论来描述对自由市场医疗的反对意见，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用以下陈述来描述它：医疗不该是廉价的；它应该是免费的。任何没有达到“免费”程度的东西，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还是当前美国进步主义（左派）的其他任何人士，“免费”医疗都是他们所有要求的核心。我指出，任何人——即使是克鲁格曼——都不相信医疗是一种“免费的”或非稀缺的服务。如果非要这么说，就等于宣称，从劳动力到所有使用到的医疗设备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用于医疗保健发展和提供的每一个生产要素，都必须是非稀缺的。即使那些声称医疗与其他商品和服务“不同”、不遵守标准经济学规律的人，也不会声称医疗的每一项投入都应该是免费的。由于左派认为，从经济意义上讲，“免费”医疗实际上并不是免费的，我们只能处理他们的核心信条：所有医疗服务都应该向接受者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医疗服务产品生产者的所有款项，都应该来自医疗服务直接接受者以外的其他来源。这与其说是一种经济主张，不如说是一种宗教主张。如果说有一个所有左派都认同的核心宗教信仰，那就是，医疗服务接受者不该直接为医疗服务付费。费用的多少无关紧要；任何超过零的费用都是不道德的。这一原则在美国的左派信仰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进步主义者会不遗余力地捍卫任何提供免费医疗的政治体制。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为20世纪以来的每一个激进左翼政权寻求进步主义的支持——包括20世纪70年代中期疯狂实施种族灭绝的赤柬政权——因为他们有免费医疗。即使在30年前大多数激进左翼政权垮台后，像古巴和朝鲜这样孤独的坚守者，也有他们的应声虫。妮可·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美国调查记者，以报道“民权”而闻名）在来到《纽约时报》工作之前，曾在2008年到访古巴之后，为她的前雇主《波特兰俄勒冈人报》（Portland Oregonian）的读者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古巴。古巴的识字率为99.8%，是西半球艾滋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国家，大学免费、医疗免费。”
“古巴的全民医疗体系被许多人视为世界典范。社区诊所和市立医院提供免费治疗，包括激光视力矫正和正畸整容手术。艾滋病药物不需要任何费用。大多数诊所只能靠陈旧的设备和短缺的供应勉强度日。然而，古巴的医患比例高于美国，古巴人的寿命也比我们长。”
这似乎是在说，无论一家政府表现得如何差劲，只要它提供了“免费”和全民的医疗服务，那么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免费”医疗和全民医疗使一切过分行为都合法化了。左翼的《卫报》（Guardian）最近就提供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鉴于进步主义人士愿意为有问题的政权开脱，只要它声称为每个人提供了“免费”医疗，那么他们就很难相信，像俄克拉荷马外科中心这样的医疗模式，在道德上是合法的，即使这家诊所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只收取第三方付费的一小部分。例如，即使在承认了俄克拉荷马外科中心的成功之后，一个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最近还是质疑了这家诊所的道德合法性，他引用了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6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那篇著名论文。该论文声称，医疗与其他商品和服务“不同”，需要从市场体系中移除。尽管这篇论文获得了大量美誉，也得到了学院派菁英们的积极接受，但阿罗论文是“乞题”的非形式偏谬（也就是在论证时把不该视为理所当然的命题预设为理所当然的）。阿罗从一个结论开始，然后“证明”了他的观点，但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同样，进步主义人士一开始就宣称，唯一道德上合法的医疗体系，是不允许医疗服务接受者直接付费的医疗体系，因此，即使俄克拉荷马外科中心能够将每项医疗服务价格降至5美分，这些进步主义人士仍然会加以反对。简而言之，阿罗的主题是，在医疗领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故该领域的市场就不可能是富有竞争性的，这意味着根据定义，这些市场不是最优的。他写道：“当市场未能达到最优状态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将认识到这一差距，非市场的社会机构将崛起，试图弥合这一差距。”这个主张有很多可供批评之处，但受限于本文篇幅不便展开。我只想说，阿罗的分析尽管可能是错误的，但给了克鲁格曼之流经济学家提供了一块遮羞布，使他们能够提出反市场的主张:
“然而，目前还没有基于自由市场原则的成功医疗典范，原因很简单：在医疗领域，自由市场根本行不通。那些说市场就是答案的人们，蔑视的是经济学理论和无可辩驳的事实。”
事实上，以不到附近医院向保险公司收费1/10的价格，俄克拉荷马外科中心能开展外科手术并获得利润，这个事实与克鲁格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无关，他们患了强迫症式地、彻底否认这种信息。不仅是像俄克拉荷马外科中心这样的诊所，还有像佛罗里达北港的顿悟健康直接初级治疗诊所（Epiphany Health Direct Primary Care）这样的机构，都能够以美国人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但主流经济学家干脆否认其存在——而不用遭受任何惩罚。事实上，全国有超过1400种这类只收现金的医疗实践，这揭穿了克鲁格曼关于自由市场使医疗更昂贵更难获得的说法是个谎言。（请记住，在克鲁格曼的世界里，只有富人才能在自由市场体系中获得医疗。然而，大多数参与自由市场版本医疗的病人并不是富人，这并没有改变克鲁格曼的叙述。)在他1963年论文中，阿罗代表进步主义者进行了一项有缺陷的分析，旨在得出结论，“证明”自由市场和医疗不相容。他写道：“显然，普遍共识是，对医学采取自由放任的解决方案是不可容忍的。”然而，今天有大量证据表明，自由放任的医疗不但能够被人们容忍，而且在自由市场环境下的大多数医疗程序，都在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在美国，真正负担得起的医疗，肯定没有得到公平和诚实的听证。对于政客、媒体来说，这样的情况是令他们厌恶的。他们宁愿看到一个人为设计的、高成本的系统，在错配资源上浪费数万亿美元，但在后端得到补贴，以便看起来“负担得起”，更重要的是，看起来“公平”。高成本“免费”医疗，在道德上优于低成本自由市场医疗，原因是什么？没有道理可讲，原因就是如此。当存在这样的辩论基本规则时，就很难开展开诚布公的辩论。像克鲁格曼这样的经济学家，能够利用媒体资源来压制反对意见，看起来会赢得胜利，至少就所谓的辩论而言，他在学界、国会和立法机构的盟友，也会获胜。但经济学不是建立在花言巧语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资源、生产和消费的真实世界之上的。仅仅因为克鲁格曼声称，按照定义，自由市场医疗诊所不可能存在，并不意味着成千上万人没有得到克鲁格曼、阿罗和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声称不可能得到的那种治疗。自由市场医疗服务确实存在，坦率地说，它提供了一种道德选择，以对抗那些建制派菁英势力告诉我们的谎言。
为什么我们必须寻求正确的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