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国到帝国——秦汉历史人物评析之五十八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晋.陶渊明《饮酒》
一
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从刘邦立汉到王莽建新，这七百多年时间里，中华大地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社会秩序、文化思想都发生重要转变，并奠定了中华帝国两千年治理的基本格局。
阎步克先生把中华帝国之常态总结为“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这些主要特点连同“编户齐民”的社会治理方式，从秦汉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结束，至今过去也不过百年光阴。
秦与西汉两朝，中国完成了从“王国”到“帝国”的转变。
“王国”多指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的国家，有着明确的管辖范围或相对集中的权力。
学界认为，中国从夏朝时期就有了比氏族部落更高等的政治实体“王国”，成千上万人聚居在城市，民众分工劳作，日常法令管理，统治者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改造自然活动，最常见的就是实施筑城、治水等大型工程。
商朝时期，中原地区约有800多个王国，最高统治者商王也只是王国联盟的首领。商朝这些王国自治度比较高，他们只需要在礼节上服从商王管理，定期向中央进贡朝拜即可。
商朝王国的统治地域一般都不大，基本都是1-2个中心城市，以及辐射到周围百里的范围，人口大多不超过5万。
从王国向帝国的转折点始于西周分封制的实行。这种强调血缘关系的行政制度，逐渐缔造出在商朝王权结构之上，更高一级统治者“周天子”。
周武王灭商后，周公分封了71个国，其中有53名国君是姬姓子弟，他们都是武王和周公的亲属，这些被封诸侯的主要义务是：定期向周天子贡献财物，并派兵随从征战。
数代以后，诸侯国之间血缘关系日益疏远，周王室也走向衰落。较强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口，不断进行兼并战争，逐步形成诸侯争霸的局面。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举行大会，主持议定河流治理、粮食调配、人员流动等事宜，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等国的十余名国君，连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并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个事件基本标志着西周分封制的消亡。
伴随着一系列战争，被周平王册封为诸侯的“秦”，“奋六世之余烈”，从浴血百战中脱颖而出，“吞二周而亡诸侯” ，用武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
“帝国”在狭义上用来形容由君主（皇帝）统治的强大专制国家，广义上用来形容国力强大、四海臣服的国家，并不限于君主制国家，核心是“专制”。
秦不仅舍弃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改革建制。
但是秦朝仅仅存在了15年，布衣天子刘邦建立西汉后，“汉承秦制”，政治体制虽略有调整，但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
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巩固皇权专制，中央官制出现了内朝与外朝的划分；武帝通过推行“儒家正统”治国理念，实行强硬军事扩张战略，基本奠定了古代中国的政治风貌。
二
春秋时期，除了周天子称“王”外，各诸侯国君大部分称公，有名的如齐桓公、晋文公等。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楚国、吴国、越国的国君僭越称王。到了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君几乎都称王，由此可见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只与实力正相关。
公元前288年10月，秦昭襄王自称“西帝”，并派特使建议齐湣王自称“东帝”。秦嬴政完成统一后，自认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便创立使用“皇帝”一词。从此“皇帝”取代了“帝”与“王”，成为两千多年来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专用称呼。
“皇帝专制”由此而始，秦汉两朝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皇帝“至高无上”权位的制度。比较典型的有：
一是设置皇帝专用名词。皇帝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自称“朕”，臣民称之“陛下”，去世称“大行、驾崩”等等。
二是尊崇强化礼节朝仪。公元前200年，西汉长乐宫落成，儒生叔孙通建议刘邦启用“朝仪”。当日文武百官依规而行，每个人都庄重行礼，对刘邦毕恭毕敬，也无人敢高声喧哗、言行不尊，刘邦感受到从没有过的尊崇。他连声说：”我到了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本来不喜繁文缛节的刘邦，从此以后再也放不下这些皇帝专用礼仪了。
三是以“受命于天”自我神化。每朝初创皇帝都有“出生异象”、“天降祥瑞”的历史记载，他们需要用“君权神授”、“天命所归”，来证明统治的合法合理性。
四是皇权位阶超越法律规范。“皇帝专制”即皇权不受任何法律规范约束，皇权位于最高的法律位阶，皇帝尊贵超越所有人，朝中官僚的政治权力、天下民众的爵位等级皆由皇帝授权而来的。虽然在实际政治运作上，皇帝权力也经常受制于官僚机构，但皇权位阶在古代中国民众心目中，一直是至高无上的。
三
“中央集权”是帝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六国后，就着手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此帝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
中国是一个大型内陆农业国家，人口众多与靠天吃饭是两个重要特点，包括治水在内的护民救灾一直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古人云：善治国者，必重水利；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
从大禹治水开始，各个诸侯国为应对水旱灾害，联合开展全流域的水患治理，国家之间相互平准救济，这才能保得更多民众生命。
齐桓公主持的葵丘大会上，诸侯就集体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流通。《孟子》中提到治水之事就有十多处，其中有一段专门指责某些人用洪水冲刷邻国的残暴行为，这些都证明了中国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必要性。
从某种意义讲，中国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治水史，通过治水不但将一个个分散的行政区域建构成了统一的行政共同体，还建构了“百国之和”的文化共同体。
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主要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这种政体能够在秦汉产生发展，有其时代的必然性。
战国时期牛耕与铁器广泛普及，新兴地主阶级力量迅速增长，数十个国家兼并统一。为适应农耕生产需要，便于建设大型水利工程，抵抗北部游牧民族的袭扰，民众渴盼有统一的政府进行社会管理。这些社会需求为秦朝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
战国“百家争鸣”中，儒家、法家、墨家都提出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和以法治国的理论，为形成系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秦始皇把“皇帝专制”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治理制度相结合，实现皇帝对各级官吏的调配使用，对各地域重要事务的管理指导，这与之前诸侯分权的“分封制”相比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也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统治基础、形成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
刘邦建立西汉后，为了平息功臣贵族之间的矛盾，实行了郡国并行制，但分封制的天然不足，导致诸侯国治理不力、军事叛乱等问题频出。
景帝开始推行削藩，在平定七国之乱后，趁势收回诸侯国的官吏任免权。
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及其他配套举措，终于彻底解除了诸侯国军事威胁。从此，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结构基本定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巩固发展。
四
公元1091年，宋神宗在资政殿召见大臣王安石和文彦博讨论变法。
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说：祖宗定下的法制都在，没有必要改动，以免失去人心。
宋神宗说：推行变法，士大夫们确实会不太高兴，但对百姓却是好处众多。”
文彦博答：陛下是和士大夫们一起共治天下，不是和百姓一起治天下！
此语惊人，但宋神宗并没有反驳。因为他说不出来理由，而且他也是认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说法的。
“士大夫”，在当时意为“内外在官之人”，也代指整个文人官僚体系。
商周时期，君王用家臣管理国事，设置部分专业官僚辅佐施政，“官僚统治”已经出现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专业官僚人员在各个统治层级逐步配备，成为统治者延伸权力的触角，扫除反对势力的机器。
“官僚统治”在秦朝正式确立，通过新占领地域实行郡县统治，官僚制度加快了贵族分封世袭制的消解，郡县制和贵族制最主要的不同点是：官僚由君主随时任命，随时撤换，权力无法继承；官僚只有在位才能领取傣禄，并无封地；君主授予官僚的权力，用印、符、节等作为信物，授予这类信物就有权，一旦收回就失去了权力。
官僚制解决了以往贵族封国体制内部，行政机构与家族血缘混合纠缠，政治活动与祭祀礼仪相互交织，官吏职能与贵族特权混乱不清等突出问题。同时，经过专业技能训练“刀笔吏”的出现，更使行政、监察、财政、军事、工程管理等部门官僚阶层日益专门化、事务化。
秦朝“官僚统治”建立了皇帝为核心，三公九卿为主体的治理结构。随后各朝代的官僚体制改革，大都是秦朝官僚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优化。
历代政治改革一个突出特点是：皇帝为了提升君权，任用亲信随从，取代和驾空庞大的官僚机构，或者采取硬性分权方式杜绝权力集中。
秦汉时期丞相为百官之首；魏晋时期丞相制度改为尚书统领；魏晋后期中书省取代尚书；东晋时期门下省取代中书省；隋朝初创、唐朝推行的“三省六部”制就是皇权对相权的制约分权；明代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成立内阁；清代设置军机处，作为皇帝独断朝纲的帮手。这些政治结构的变迁，都是皇帝内朝与官员外朝之间权力斗争博弈，王朝内部平衡打破，走向极端时的自救举措。
五
“编户齐民”与郡县制同步产生。
“编户”是以户为单位来管理民众，“齐民”指所有人都是国君的臣民。这种民众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实行统一管理的过程称为“编户齐民”。
从战国时期开始，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新占领区域的旧贵族不是失势投降，就是被消灭逃跑。这些封地和门人奴婢都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
为了加强区域统治，新统治者大都实行郡县制管理，继而产生了“官僚统治”与“编户齐民”。
西汉的户籍制度比较成熟规范。除了诸侯国的人口外，全国所有民众都在县府内有详细登记，主要内容有姓名、出生时间、籍贯、身份、相貌、占有土地等信息。
“编户齐民”是一种数字化的人口统计与赋税管理手段，统治者可以清楚计算自己每年能够调配徭役兵役的数量，以及赋税征收情况。这种管理方式实现了在有限人口基数上，尽可能多的压榨资源，同时限制了人口的随意流动。
汉代田租较轻，基本实行三十税一，人头税和徭役相对很重。但是在实际执行中，除了基本赋税外，郡守、县令还多以各种名义增加税种，底层民众的逾期服役现象也很常见。
古代战争多以土地为占有目标，主要缘由就是“编户齐民”的统治手段，带来“有地就有粮、有粮就有兵，有兵就能占更多地”的物质利益增长循环。
“编户齐民”有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但遇到昏庸皇帝或者腐败官僚，反倒成为民众沉重的枷锁负担。由此以后，也形成了国人“盼明君，盼清官，盼大侠”的古代文化心理，总是渴望青天来拯救，很少想着自强求自救。
六
儒家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逐步成为统治阶级的施政思想。
随后朝代中，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段，中国传统的道家、佛家思想也占据重要思想地位，但这都不影响儒家作为中华文化思想的主流正脉。
从朝中到乡野，从官员到民众，几乎所有人都把践行儒家思想作为安身立命之本。
“儒家正统”思想一直持续到新文化及五四运动，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怀着改造国民性、启发国民意识、重塑国民品格的目的，通过多次斗争革命，才一步步把儒家学说推下神坛。
儒家学说能够在中国两千年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主要原因是这套学说内容，比较符合封建时代治国理政、教民化俗的需要。儒家学说的重大作用是世俗性的教化，即使今日读《四书五经》，其中还有很多可以学习借鉴的理政思想和人生经验。
七
所有的河水都有上游的源头。
秦汉以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方法，官僚队伍的选贤任能，文人百姓的思想习俗，都是一代代人对于时代精神的继承发展。
秦汉建立的先进政治制度，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全世界最霸气、最开放、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
在历史长河中，人们总是铭记那些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英雄，他们汇集在一起展示各自的智慧才华，这些智慧的结晶就是“文化精神”。
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着民族归属和身份认同的作用，由文化凝结的民族精神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是民族发展实践中的生存之根和强盛之魂。
这就是我们要铭记先人、不忘历史、继承传统、发扬精神、走向复兴的历史逻辑和现实依据。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也是第一个强盛时期。秦汉所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思想文化，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形成了汉族、汉语、汉字、汉服、统一度量衡、法治等基础，并且决定了两千年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本系列连载完>
主要参考书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司马光：《资治通鉴》
4.吕不韦：《吕氏春秋》
5.翦伯赞：《秦汉史》
6.林剑鸣：《秦汉史》
7.吕思勉：《秦汉史》
8.安作璋：《秦汉史》
9.崔瑞德、鲁惟一（英）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
10.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1.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12.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
13.林甘泉：《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
14.许倬云：《汉代农业》
15.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社会意识研究》
16.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
17.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
18.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
19.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
20.安作璋等：《秦始皇帝大传》、《汉高帝大传》、《汉武帝大传》
21.孟祥才：《王莽传》
22.李开元：《秦崩》、《楚亡》、《秦谜》
23.莲悦：《胡马北风啸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