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弟:杜甫有弟颖、观、丰、占，只有杜占随他西行秦州，其徐三人分散在山东、河南一带。
道路长：自己当时在华州，诸弟在河南。
避寇;避安史之乱。
虎狼:喻叛军。
柴门：用树条编扎而成的门，此指自己的家。
“仰看”二句:群雁飞行，行列整齐有序，故以雁行喻兄弟。云中雁之有行，反衬兄弟离散之苦，叹息彼此各天，不如雁行之同群。
兄弟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家庭人际关系。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人丁是否兴旺、家庭内部是否团结,最能决定一个家族的盛衰,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儒家一向重视兄弟之情,“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孟子·告子下》)“请问为人兄?日: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日:敬诎而不苟。”(《荀子·君道》)要求做兄长的爱护弟弟,做弟弟的敬顺兄长。汉代学者贾谊则曰:“兄爱则友,弟敬则顺。”《新语·礼》“兄敬爱弟谓之友,弟敬爱兄谓之悌。”《新语·道术》)他认为,兄弟之间的敬与爱是相互的,如此,方能和睦相处。杜甫在家庭中为长子,下面有同父异母所生的四个弟弟: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及一个妹妹。杜甫自幼寄养在姑母家,但他对他们的感情异常深厚,尤其是在他流落秦州，“漂泊西南天地间”时,更是对诸弟朝思暮想:“弟侄虽存不得书,干戈未息苦离居”《清明》;“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恨别》)总的说来,杜甫思念弟兄,首先是为他们的生死担忧,为中原的沦陷痛心,兄弟如同手足旦分离,倍感伤怀。此组诗与明后两天当作于乾元元年（758）秋天，诗的内容战乱中久别的诸弟和故土，表达乱离人伤感之情，这首诗就是对远方兄弟的思念，可谓字字忆弟，句句含情。“我今”两句开门见山，点明主题，杜甫弃职西行，不仅仕途失意，前路涉芒，且奔波流徒，生活无着。在这种情况下，人往往很脆弱，也是最能思念家乡亲人。他们的情况如何，路途遥远，音信全无，怎能不令人担忧，作为兄长，诗人自然发出“不知死与生，何况道路长”的感叹。“避寇”一句交代分散的原因，把安史之乱与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亲人之思带有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一家即千万家，杜甫弟兄的分散，也是当时社会广大民众离乡背井，四处逃难，亲人分离的痛苦现实的写照。“饥寒永相望”，如果说分散在各地弟弟死活还无法知道，这里设想他们都活着，也是过着啼饥号寒的日子，不能见面，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战乱使他们分离，又是战乱使他们不能会面，甚至不通音信。最后两句，诗人看到南归大雁成群结队飞去，想到自己的处境，无限感慨涌上心头。全诗开头有“诸弟各异方”说明兄弟分散，结尾用“禽鸟亦同行”加以照应，反衬亲人分离，相见无期。用人跟鸟作比，慨叹乱世之人竟连禽鸟不如，这就把诗人思念之切，系恋之深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同年杜甫还写过一首《月夜忆舍弟》，也是表达同样的感情，此是后话！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