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鲍勃迪伦自传——像一块滚石一般的60年代吟游诗人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当地时间的下午1点，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宣布了了一个让民谣界欢呼、让文学界“蒙圈”的消息：75岁的美国音乐家鲍勃·迪伦获得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音乐唱作人。
这个结果可以说是让很多人感到错愕不已，有称赞，也有质疑，有人为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感到遗憾，也有人感叹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又一次陪跑，还有很多“吐槽”说：诺贝尔奖设音乐奖了？
奖项公布不久，诺贝尔文学奖“爆冷”就成了最大“热门”，鲍勃·迪伦的获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质疑声也从未断过。
甚至负责颁奖的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萨拉·丹尼斯，在颁奖现场就曾受到一众外媒的“质问”：“鲍勃·迪伦是否值得获得奖？鲍勃·迪伦并没有写过小说、诗歌等传统上认为是文学的作品，这是否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扩大了颁奖范围？”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鲍勃·迪伦在1971年就曾写过一本超现实主义小说《塔兰图拉》，写过的诗歌更是不胜枚举。
不仅如此，事实上他那些言语朴素、真诚，充满着对自由无限向往的诗句，让迪伦早已被诺贝尔文学奖多次提名。
正如瑞典文学院为鲍勃·迪伦授奖的颁奖词一样：“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
很显然，鲍勃·迪伦是以诗人的身份获得了这个举世瞩目的文学奖项。
没错，鲍勃·迪伦，他是一个歌手，但他更是一个诗人，只不过前一个身份更加广为人知，然而在鲍勃·迪伦看来，他似乎更为看重“诗人”这一身份。
所以他曾经这样评价过自己：“我觉得自己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
我要找的东西就在那里，它很清晰
《编年史》是鲍勃·迪伦历时三年在打字机上亲手敲出来的一本回忆录，他无意于用这本自传来阐述他对于自我以及时代的种种深刻感想和反思，也并没有像《在路上》那般激扬潇洒地来讲述“垮掉的一代”。
鲍勃·迪伦的自传一如他的灵魂一样自由，即便它叫做《编年史》，也并未受到年限的丁点限制，它并非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去展开叙事，而是单纯地以“音乐”为线索，自由却沉静，单纯又真诚。
对于自由这件事，鲍勃·迪伦从来都是身体力行去诠释的，这种纯然自由的意志无需用反复的语言与表达，相反，最简单的叙述其实正是最真实的感受，那种来自于灵魂深处、对于生命本身的感受。
在《编年史》中，鲍勃·迪伦回忆了他生命中所经历的那些关于音乐、感情、文学等等平凡又非凡的时刻，童年的生活，青年的奋斗，中年的瓶颈，每一个片段都成为不可或缺的经历。
灵感迸发的辉煌也好，意志消沉的低迷也罢，回首过往岁月，鲍勃·迪伦讲述起这些故事的时候，依然不乏深情与热情。
《编年史》不仅是鲍勃·迪伦一个人的回忆，也是关于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的记忆，从新奥尔良，到伍德斯托克、明尼苏达，再到西部，不断变换的地点中，写满了鲍勃·迪一生的传奇与追求。
然而就像迪伦在书中写的那样：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
他就像一颗滚石，一路往前走着，不曾回头，或者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回头。
这一路走来，鲍勃·迪伦那不同于一般的美国人的“声音”，让他常常“被代表”、“被象征”，但事实上，他对此却并不认同。
他在书中写道：
“据我所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属于任何人。我有妻子儿女，我爱他们胜过这世界上其他的一切。我竭尽全力为他们奉献，不让他们受到什么困扰，但最大的麻烦是媒体总想把我当成话筒、发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良心。这太可笑了。我所做过的就是唱歌，这些歌直截了当，表现了巨大的崭新现实。据说我替整整一代人发出了声音，但我和这代人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更谈不上了解他们。……我的命运就是随遇而安，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明毫不相干。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与其说我是一个仙笛神童，不如说我是一个放牛娃。”
鲍勃·迪伦所获得的成就让他歌手的盛名背后，被贴上了诸多的标签：民谣教父、民权代言人、反战歌手、抗议领袖、摇滚巨人，甚至是国家的“良心”。
一个又一个标签并没有变成束缚他自由的枷锁，反而成为他追寻更多自由的力量。
鲍勃·迪伦乐此不疲地做着自己的“放牛娃”，将个人生命的厚度于无形之中与大时代联系在了一起，让自己的个性成为了美国式自由意志的一种鲜明体现而不自知，却也不失为鲍勃·迪伦独具魅力的可爱之处。
我接受混沌的世界，但我不晓得它是否接受我。
“世界被炸得四分五裂，混乱像拳头一样打在每个新出生的人的脸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出生或生活在这个年代并还活着，你就能感觉到旧世界即将离去，新世界即将来临。”——《编年史》
二战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崛起，美国进入了被称为“婴儿潮”的第一次爆发式的生育高潮，生于这一时期的孩子们，将在六七十年代进入他们的青年时期。
然而在“婴儿潮”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垮掉的一代。
这些在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开始寻求精神方面的宣泄来对抗关于自身和时代的迷茫，他们厌倦物质主义的束缚，向往着平等和自由。
一如被称为20世纪头号文学浪子的杰克·凯鲁亚克在《在路上》一书中所表达的那种情绪一样，“他们疯狂地生活，疯狂地说话，疯狂地被拯救，他们渴望同时拥有一切，从不无聊得打哈欠或口吐陈词滥调，而只是燃烧、燃烧、燃烧……”
他们做着在很多人看来无比疯狂的事情，振臂高呼去宣泄自己内心的情绪，表达着对权威和既有制度的抗议，活得率性而真诚。
鲍勃·迪伦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他从小就喜欢阅读各种书籍，这让他有着出色的思考能力和扎实的语言功底。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鲍勃·迪伦做出了辍学的决定，立志要创作“言之有物”的音乐，他要用民谣来记录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表达对时代的困惑与愤怒。
于是，他背上行囊，踏上了前往自由之都纽约的旅程，继而被传奇制作人约翰·哈曼德发掘，发表了首张专辑《鲍勃·迪伦》。
在他看来，民谣早已嵌入了他的头脑之中，成为了他的宗教：
“民谣是难以琢磨的——是生活的真相，而生活多多少少是个谎言，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如果民谣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并不会感到舒服。一首民谣有超过一千张脸而如果你想演奏这首歌就必须认识所有这一千多张脸。一首民谣会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每一刻都会不同。这取决于谁在演奏和谁在聆听。”
带着这样的一种信念，鲍勃·迪伦围绕社会、宗教、政治、爱情等话题相继创作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歌曲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也让鲍勃·迪伦被视为时代的发言人，甚至被扣上了“反叛者”的帽子。
既然“反叛”，那便“反叛”到底，但这个时候，鲍勃·迪伦所反叛的其实是他身上的一切标签，他用音乐表达着自己的想法，持续反抗各种各样的神化，主动走下“时代发言人”的神坛。
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
到了《鲍勃·迪伦的另一面》这张专辑时，已经再看不到抗议歌曲的影子，因为在鲍勃·迪伦看来，那些“反叛”不过是一种真情流露，是年轻一代的困惑、迷茫与质疑，无关乎任何政治态度，也不是对当下时代的迎合，它们只与自由有关。
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不会告知别人自己会写诗的。
在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有人分析过他作品中的文学价值，很显然，鲍勃·迪伦从一个民谣歌手、摇滚教父，到吟游诗人的转变过程中，他的文学在很多人眼中并不十分符合理性主义主导下的知识系统的特征。
这也是他的获奖为何会引起诸多讨论的原因。
《纽约时报》的一篇名为《敲响诺奖大门》的文章中曾这样写到：“在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是一种贫民窟音乐，是鲍勃·迪伦为它加入了文学性。他当然首先是一位饶舌民谣歌手，但也认真研究过美国音乐的传统影响。他将垮掉一代的吼声与象征主义者的智识遗产结合在了一起。”
能够唱出来的，迪伦将他们做成音乐，唱不出的那些话，便被他写成了诗歌。
即便是面对深刻的问题，鲍勃·迪伦也常常会尝试着用诗歌的语言去描摹，去思考，他的歌总能让人听出不一样的味道，其中一大部分原因也是得益于那些诗歌一般的歌词，他将音乐与诗歌融为一体，也为正统文学打开了另一扇窗，也赋予他那个时代某种自由的理念。
这让我们不得不说回萨拉·丹尼斯回应现场质问时所说的那段话：“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承载着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如果我们回首历史，就会发现2500年前的时候，荷马和萨福也写下本应配合音乐吟唱的诗作，我们现在依然在阅读欣赏荷马与萨福的著作，鲍勃·迪伦也是如此。”
鲍勃·迪伦的人生从不需要别人来定义，这是最让我感到钦羡并敬佩的地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似乎早已适应了那种“随波逐流”的状态，对激情视若无睹，对锋芒退避三舍，对规则一味附和。
不知不觉中，整个人的想法仿佛都开始变得钝化，意志也被渐渐驯化，收敛锋芒，唯恐成为那个“反叛者”。
人生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来让自己变成别人眼中“完美”的存在，不若保持热情，保持好奇，保持真诚，永远热爱，永远热泪盈眶。
正如鲍勃·迪伦说：“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着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