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对话》｜香港文学70年，为何刘以鬯恒常如新？
作者：Jay
校对：LIT.CAVE 编辑部
配图：Online
LIT.CAVE编辑部
当下，越来越多作家喜欢从「先锋派」吸取养分，也许这时，我们有必要读一读刘以鬯。
《我与我的对话》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6月
作者：刘以鬯
编者：梅子
本书简介
《我与我的对话》收录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具有代表性的4部长篇小说节录、25篇短篇小说及微型小说、13篇散文，一册在手，即可了解刘以鬯百年创作全貌。
正如作者所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本书不仅是刘以鬯作品大观，也是香港历史不可忽视的注脚，对于刘以鬯研究者、香港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前些年，刘以鬯因被称为「中国意识流小说第一人」而受到争议，2018年之后，他的几篇代表作陆续在内陆出版，大概也是这个时候，他才渐渐被内陆读者熟知。
刘以鬯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香港，那时他面对一片文化沙漠。香港这座城市得名于「运香业」，说白了是卖香料，后来150年成为英，总的来看没有什么「文化」可言。正如香港诗人袁兆昌所评价的，从今天的角度去看刘以鬯作品，我们会发现，香港文学的处境原来五十年不变。
这里面有两个说法，一是今天的香港文学没有「进步」；二是刘以鬯的小说读起来依然新鲜。
诚然，我们不应该用进步或退步这些观念去评价文学，我倾向于承认第二种说法。那么，刘以鬯的小说何以「仍然新鲜」呢？从他的一部集子《我与我的对话》中，或许我们可以看出原因。
《我与我的对话》出版于2018年7月，正是作者刘以鬯逝世那年。算是巧合，编辑陈彦谨在前言中说，这是他做书19年来第二次经历——书刚出版，作者仙逝。
集子一般都有充数之嫌，但考量这些文章，我们会发现它几乎都是反映香港社会现实的。
此前内陆读者对刘以鬯了解，很大程度在于他写的《酒徒》被认为「中国第一篇意识流小说」。而《我与我的对话》所收录的小说，则更能体现作者的社会关怀，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编者梅子的用心：他意识到内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并让我们看见刘以鬯作品这样的一面。
当然，刘以鬯作品从不乏社会关怀，只是以一本集子的形式呈现出来，会引起我们更系统地把它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书中收录了刘以鬯的三篇代表作《酒徒》、《寺内》和《对倒》。它们体现了作者对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的吸收，而其关于香港社会的一面也有很多表述。
《寺内》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西厢记》，表面跟香港文化没有关系，但其实，港台的新派武侠文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70年代正处于「古龙时期」。武侠文学最大特征是取材历史，对古代中国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那段时期，由于香港受英国统治，居留香港的作家常常会通过「回望传统」的方式寻找身份认同。而刘以鬯的写于那一时期的《故事新编》（包括《寺内》），不仅是对古典题材的一次重写，也是对传统的承认。
刘以鬯笔下的香港人，有一种强烈的「游荡者」之感。《酒徒》令我们想起《尤利西斯》，事实上刘以鬯也十分欣赏詹姆斯·乔伊斯的写作技巧，他在一些谈论写作的文章说过，传统小说不能表述现代人的思想困境，心理描写是一种新的尝试。
意识流也已过时，今天，我们有跨文本、戏仿、魔幻现实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技巧，先锋派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产，但也给了我们非常强烈的警醒。相比之下，刘以鬯在晚年仍提倡「新的小说不一定好，但好的小说大概是新的」，我们如何看待呢？
这其实是一种清醒的创作理念。
以微型小说《打错了》为例。这篇文章约莫千字，主人公等待应征机构的电话，但因为要陪女友看电影，他不得不出门赴约，结果下楼时遇到车祸。
小说是两个平行发生的情节，第一个情节中他没有等到电话，下楼遭遇车祸而死。第二个情节，他因为一个打错的电话而躲过一劫。
主人公为工作而焦虑，常常守在电话旁，但因约会而不得不出门，这就形成一种张力。试想，赴约的主人公能把看电影当成消闲的事吗？他既不能全心全意陪女友，又不能专注地等电话，所以出门的一刻，他索性让自我「死去」，从这对矛盾中解脱，猛兽般的巴士直接把主人公内心的纠结表现出来——死亡。
而第二个故事中一个打错的电话，让主人公的愤怒提前释放了，他等来的居然是一个打错的电话，主人公内心的紧张被这通电话消解，他不想再被这些打错的电话折腾！相应的，因为迟几秒出门而躲过了车祸。
乍一看，这篇小说没有使用意识流手法，但主人公的内心状况通过情节的对比而呈现，而关键又在于「打错电话」这一小事件——生命的接续或中断，跟一个打错的电话紧密相关，它首先反映香港人的生活被无数小事所干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密度极大，人的内心已经不经意外化在他面对的各种事物上，这是普鲁斯特的招数，刘以鬯拿到笔下却浑然一新。
《打错了》结构上有一种对称美，和《诗经》的叙事形式相似。整体上有重叠，局部又有所变化，形成「比兴」。事实上，「诗化小说」也是刘以鬯一个重要的创作理念。
总而言之，我们先看出了它「好」，其次才留意「新」，无论结构、主题、表现人物心理等各方面，小说都十分到位。
刘以鬯在香港较早的小说《天堂与地狱》，虽然主题思想比较单调，以苍蝇的视角讥讽人世间是「地狱」，折射了作者在香港这座大都市生存的心境。手法上，将苍蝇作为叙事视角对于当时是新鲜的，但刘以鬯没有流于「新鲜」表层——从苍蝇特有的感官描述人类社会，反而，故事的重心还是由人情世故来支撑。作者对技巧的克制精神尤为可贵。
近年出版的小说中，年轻小说家似乎乐此不疲地用「新」的小说技巧彰显自己的写作才华。如陆源的《保龄球的意识流》、孔亚雷的《李美真》、李盆的《羊呆住了》，他们由于过度在形式上追求极致，有的为求「新」而「新」，最终很可能沦为文字垃圾。而早在「意识流」作为一种现代小说技巧流行开来时，有的批评家就警惕，这种写作方法可能让一些不懂写小说的人毁了小说本身，我们不难想到，杜尚的《泉》刚一问世也曾遭受非议。
我们提到的那三本书在豆瓣上评分偏低，也反映了大部分读者的态度。如此，作者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受待见，就会自视清高，认为大众不懂欣赏。而另一方面，像双雪涛这样的作家能够迅速获得声名，则在于叙事干净而率真，善用短句，以情节取胜又不乏深度。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刘以鬯的作品没有因为「新」的技巧而脱离了社会关怀，相反，「旧」的写作技艺和题材也能表现「现代」一面。
微型小说《盘古与黑》也是一例。刘以鬯的取材十分精妙，在天地开创之初，一切混沌，而盘古竟然从「黑暗」中分辨出「自我」。作者抓住了「黑」的两面性——既是外部世界，又是盘古的心境。创世之初，自我与外部的边界是模糊的，刘以鬯打破了文本规则，通过纸面将字符凌乱铺排，去表现那种混沌感，这让我们想起朱赢椿的《设计诗》。
「他不了解时间的价值，也不理会……他很寂寞；但是『寂寞』两个字不能充分概括他的感受。如果黑是监狱的话，他是囚犯。」盘古因为抛掷过一块石头，看见了火花，而因为霎眼消失的火花，他「将光当作武器去突破黑的包围」。
剥除了文本实验造成的「新奇」阅读效果之后，读者还能从中读到的，是刘以鬯在创作上的艰辛与挣扎。
40年代末，刘以鬯初到香港感受到那里文化气息淡泊，商业的快速发展使这座都市几乎没有人情味可言，这是普遍南下作家的感受。张爱玲把香港作为「他者」来书写，她所依归的，是记忆中那个繁华而喧嚣的上海。刘以鬯选择了「在地化写作」，即在「文化沙漠」的土壤上开出一朵「沙漠之花」同时，又亲自融入到「香港文学」之中。
60年代左右，香港文学经历了一次大转变。从充满着政治意味的左右派对立，开始转化为以迎合市场大众为主的通俗文学和强调作品引发思考的严肃文学。意识形态的斗争让位于大众与精英两个阶层的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盘古与黑》中的「黑」就是「香港文学」。刘以鬯并非开天辟地，而是从「黑」中认识自我。
刘以鬯的小说无论放在现代文学还是香港社会，乃至他自身经历作为背景，都经得起解读。他追求的「新」，到底是承接传统之上的——乔治·艾略特的那种「新」。
反观内陆，今天我们的「中国文学」是两种东西，一是古典文学，二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两者之间其实是断裂的，而且断裂感非常强。
「五四」摒弃了「旧」文学，而新中国以来，我们不断追求「新」，其中少不了「进步」观念作祟。
我们认为生产方式是进步的，社会是进步的，文学艺术也应该进步，70年代的错误实践是一种退步，后来的「寻根」、「伤痕」、「先锋」则是进步。这背后似乎有一条共通的逻辑：新事物取代旧事物。
刘以鬯的「新」不是「为了替代而替代」，他的心理描写不是恣肆无忌地来一个「保龄球的意识流」，而是，把这种技巧放在《酒徒》里，适合；试试《对倒》，也不错；到了《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似乎都很好。
一种新的手法，就像未知属性的化学物质，我们用已知的物质跟它发生反应，从而得出实验结果，「实验小说」的「实验」原本是对作者自己而言的，但今天，有的作者不在文本上做实验，而是把读者当作试验品，这背后当然有哲学意味，可更引起质问：这个文本本身究竟是否经得起读者反应？
最后，当我们回到「香港文学的处境五十年不变」这句话，原来它不是一种嫌弃，反而表达一丝庆幸：虽然这座大都市追求日新月异，但没有人「为了让刘以鬯过时」而强行「推陈出新」。
香港年轻一代作家不是「进步」的写作，他们所面临的是「会否被大众市场掩埋」的危机，所以，刘以鬯作品之「新」毋宁说令香港文学获得一次新生，但它随时可能死，如此的环境下，那些一代一代以文学反思自我境况、从而给文学重获生机的作家，更值得我们尊敬。
首届文穴&后浪书评比赛，征稿中……
点击「文穴阅读馆」进入服务
喜欢阅读，记得把【文穴】加为🌟星标
点个「在看」，让更多人发现我们
关于「香港文学」，你读过哪些深刻的作品？在评论区留言，可获得「文穴阅读馆」购书福利。